制度本身的问题，依靠制度自己去解决，这似乎有点难。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汉家的日常》)有五篇关于传舍(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的研究。汉代的传舍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公款吃喝的情况，到后来开支越来越大，最终无论皇帝怎样警告都无济于事。为什么汉朝基层官吏中的腐败不可避免，这跟当时的统计技术不高是否存在关联?
侯旭东：......问题并不是在于技术，而在于监督的机制与方式。简言之，整个官僚系统呈金字塔状，自上而下的监督总面临以少御多的困境。在实际运作中，上级总是少数，一个上级机构监督十个下级机构，文书日积月累，几年下来数量庞大，秦汉时代难以彻查，今天亦然，只能搞运动式治理，一时有效，长远看实际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监督的无奈，并带来问题的反复。其实，简单而高效的办法就是改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通过自下而上来监督。
以上是我在一本名为《制度与命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逻辑》的书中看到的片段。书中采访了很多历史方面的学者和作家，大家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也说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而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也想发表一些简单而浅薄的看法。(加上最近没什么话题可写，就继续写读书笔记吧。)
在我看来，侯老师这样的回答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基本上也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只是提出的解决方案多少有些过于简单了。
“简单而高效的办法就是改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通过自下而上来监督。”这个办法可能既不简单，也不有效。毕竟，信息不对等的条件下，不管是任命还是监督都只能是胡搞。而面对一个复杂问题，所有妄图用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将之解决的思路只能是异想天开。(当然，作为一个访谈，侯老师显然在这里也不太可能完全展开进行讨论。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就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并无对其人进行指责或者嘲讽的意思。)
最后简单聊两句我的想法(当然，和文中的侯老师比起来，我就显得更不成熟了，不过水文章嘛，还是要写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能说无解，也基本上很难得到彻底解决，而问题恰恰就在技术上。
技术的发展既可以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而又可能带来更大的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古代并非没有监察制度，但顶层与基层之间的信息隔绝给欺上瞒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古代也并非没有动员过基层参加官员选拔和腐败监督，但依然举步维艰，其主要原因当然是权力的“自我保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古时的信息流通和获取机制，基层/底层民众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信息，在面对官员的信息/话语霸权时所起的作用只能说聊胜于无。
举个简单的例子，官员可以很容易的将自己的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包装成惯例如此、迫于无奈，上官要求或者是最新旨意。而作为被欺压的对象，底层的民众甚至普通士绅可能连其中的真假都分辨不出来，监督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而造成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全可以归结为技术方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信息的巨大不对称其实是一次次的被打破的，纸张的发明，电报电话的发明，报纸等媒体的兴起，以及如今移动互联网加持下的新媒体时代。每一次技术上的进步都对人们获取信息，尤其是底层民众获取信息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自然会识破更多所谓顶层的无耻嘴脸和行为，并对ta们进行批判与反抗。
但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同样使所谓顶层掌握了威力巨大的工具，使ta们能够更加随心所欲的对底层民众进行信息甚至思维上的控制。毕竟能控制你接触到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你的思想。
所以即便到了现代，各种媒介如此发达，信息如此丰富(甚至是过载)，但信息不对等依然存在，而且因为某种原因，这种不对等在程度上可能还加深了。在所谓民选民主的某些西方国家，所谓自下而上的监督在媒体和舆论的控制下已经成为党争的有力武器，而各种旋转门和制度腐败则在被媒体有意无意的遗忘以后，几乎消失在民众的视野当中。典型如老美的政商旋转门，特朗普家的一众炒币天才，以及国会山的股神们等。虽然事实就在那里，但媒体让你看不见，你就很难看见。即便有人讲出了这些内容，也会被有意的淹没在巨大的信息洪流当中，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水花。
而观众们呢，可能还没来得及思考什么，已经被引导去看下一个帅哥美女或者哈基米或者搞笑视频或者奶头乐或者其他议题了。
不疯说：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那就是我说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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