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的本质
毛主席曾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故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渗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适应着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长篇小说成型的时候，宋江已经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涂抹成一个满脑袋儒家思想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小说歌颂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宋江路线推行的结果，使梁山泊的农民武装变了质，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鹰犬去镇压方腊起义，最后落了个“兔死狗烹”。这里面包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险恶阴谋，实际上是妄想让各股农民起义军在自相残杀中旗倒人亡，而他们却坐收“渔人之利”，从而达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根本目的。
所以，《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是通过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以瓦解农民起义的一部反动小说。为了进一步认识《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反动本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批判，看看《水浒》是如何歌颂投降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的：
第一，用地主阶级内部“忠”“奸”的矛盾，掩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从根本上抹煞了农民起义，为投降--“忠”“奸”合流提供根据。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如果是描写农民起义的文艺作品，就应该、而且必须回答:农民为什么起义?他们是如何斗争的?从而满腔热情地歌颂这种斗争精神。但是，《水浒》却完全歪曲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丑化、诬蔑农民的革命斗争。
第二，用投降路线取代农民起义革命路线，甚至用农民起义路线的失败，来反衬投降路线的正确，竭力歌颂投降。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的多次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 挠，写下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光辉篇章。确实，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由于地主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腐蚀，采取打进来与拉出去的手法，是存在着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斗争的。但是代表农民起义的本质和主流的，始终是革命路线，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也只能是在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农民革命。但是，《水浒》却极力美化、歌颂投降路线，用“天命论”来神化投降路线，把投降说成是上天的意志，违抗不得。同时咒骂、取消农民起义路线。歪曲人物性格，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强加在起义军头上。那些地主阶级的封建官吏、反动军官，由阶级本质决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必然的;但是《水浒》作者硬要把这种反动思想强加给出身贫苦的起义农民。
《水浒》大力宣扬的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观念，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翻开《水浒》，宋江忠君孝亲的言行触目皆是。忠与孝，是宋江一生立身行事的根本指导思想。他理想的人生道路，他的所谓“凌云志”，也不外乎是“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为封建阶级建功立业，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已;《水浒》大肆鼓吹的“替天行道”，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宋朝皇帝;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什么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他去当奴才;《水浒》大肆鼓吹的“义气”，是宋江用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策略。《水浒》里所描写的弥漫于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是封建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一种道德观念。“义气”往往遮挡了起义农民的眼睛，使他们上当受骗。宋江正是利用了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搞“结义拜盟”，大耍两面派，使大批起义军将领像被戴上了枷锁似的，不得不让他牵着鼻子走。如果说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就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 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正是一场“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他们甚至把《水浒》捧为什么“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甚至把宋江称为“农民起义的英雄”，集中宣扬了阶级调和论。
其中，流毒最广、影响最坏的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把宋江的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决定的;一个是把宋江的投降说成是“民族意识”决定的。
1、驳所谓宋江的投降主义是“农民的局限性”决定的。这种谬论认为封建社会里的农民由于受小生产者地位和历史条件的局限，说农民起义本来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说农民起义革命战争的必然结局不是被镇压屠杀，就是妥协、投降和变质。总之一句话:投降是符合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的，所以，《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去打方腊，都是“农民的局限性”决定的，无可非议。真是“农民的局限性”决定了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完全不是这样!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最革命的阶级。他们深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而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他们苦难的总根源。存在决定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起义的斗争矛头必然对着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而决不是只反几个贪官。
试问，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哪一次不是要把皇帝拉下马呢?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口号，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纲领，都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指所谓“真命天子”，要把皇帝打翻在地，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特别是农民起义发展到宋朝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纲领，不但要打倒皇帝，而且要摧毁孔孟之道那套吃人的“三纲五常”。方腊在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向农民问道:“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吾民终岁勤劳，妻子冻餒，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但那些刮走“吾东南赤子膏血” 的人，都自命为“民之父母”，这样下去行吗?农民群众立即愤怒地回答:“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四个大字，就是农民对儒家“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的彻底否定!《水浒》所肯定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决不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的反映，而正是地主阶级反动本性的表现!把宋江只反贪官，忠于皇帝的思想和行为，硬说成是农民阶级性的表现，这就从实质上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根本界限，否认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陷入了“合二而一”的泥坑。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说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权，这不仅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杀了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真是“农民的局限性”决定了农民起义必然投降吗?完全不是这样!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英雄，从来都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的斗争精神，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与封建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对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主义分子，也从来是坚决斗争，彻底决裂的，根本没有什么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陈玉成，被清朝统治者捉住，敌人摆出酒席劝降，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再有，唐末黄巢起义军中的王仙芝为了升官发财，想捞个“监察御史”之类的官当，向封建统治者乞求招安，黄巢与起义战士知道后，不仅把王仙芝打得流血不止，而且和他彻底决裂，继续坚持和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事实证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革命到底的光荣传统。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所以，农民起义总是陷入失败。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把这种失败和投降混为一谈。是坚持斗争，还是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种农民战争的局限性只决定了农民革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决定农民起义必然向封建统治者投降。斗争不屈而失败与为了升官发财而投降完全是两回事!坚持斗争，就是坚持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而叛变投降，则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把宋江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必然结局，正是从政治路线上抹杀了农民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界限，把叛徒和革命者等同起来，宣扬了阶级调和论。
2、驳所谓宋江的投降是“民族意识”决定的。这种谬论认为宋朝时民族矛盾深重，人民要求抵抗外族侵略，宋江的投降是出于“民族意识”，扫除边患，报效国家。所以宋江领导起义的农民军受招安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有的甚至说“是爱国主义”。这样宋江不仅成了“农民革命的英雄”，而且成了“抵抗外族的英雄”。这种谬论完全是用“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往叛徒脸上贴金。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全忠仗义”，以求“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青史留名”。正是这种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促使他投降，并用这种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引诱别人投降，而根本不是什么“扫除边患”的“民族意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古今中外，凡是处于没落时期的反动统治者，在异族统治者的侵略面前，总是采取妥协投降态度的，在他们的意识和语言里根本没有“亡国奴”这个字眼。因为在异族统治下，他们还可以当“儿皇帝”，还可照样在本国劳动人民面前称王称霸，过剥削生活;相反，农民革命是要把他们一扫而光，打入地狱。他们一贯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内患则疾在心腹，深为可惧”。因此，他们“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他们的政策是“对内主剿，对外主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北宋末期，宋徽宗正是这样的卖国者。据史书记载:宋微宗在金人入侵中原时，竟以每年向金人交纳黄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绢帛百万匹，以及割地等条件，与金人讲和。要投降到这样的统治者脚下去抵抗异族侵略，不是见鬼了吗?!实际上《水浒》中宋徽宗招降宋江，宋江投降朝廷，目的都不是为了抵抗异族侵略者，而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然为什么宋江征辽，眼看就要破敌都城，灭绝外患时，反而议和罢兵，半途而废呢?而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农民起义军，却不夺回最后一寸土，不捉住最后一个人，就不罢休呢? !据此可见，那种所谓宋江投降是出于“民族意识”、是“爱国主义”的说法，完全是为叛徒投降作辩护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当封建统治者处在异族侵略的时候，农民阶级就根本不应该起义，起义了也应赶快投降，否则就是“民族的罪人”。看吧，这种理论会导至多么荒谬的结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正是修正主义鼓吹的那一套阶级调和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决定的，把宋江投降说成是出于“民族意识”，这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两大对抗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否定了农民革命战争是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否定了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这些否定，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吹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修正主义从来都是以阶级调和论与阶级合作思想，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来搞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我们认为是反面教材，有人却硬要捧为正面教材，这正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某种延续。“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为训。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进农民起义队伍，披着“仗义疏财”、“待人谦和”的种种伪装，骗取了梁山起义军的信任，干的是从堡垒内部攻破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将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志们，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让我们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坚决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努力清洗自己身上的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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