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长篇小说《都市民谣》连载68

潘斌长篇小说《都市民谣》连载68

作者潘斌

第六十八回 七夜熬班脑溢血 半身不遂归故里

四月的南京，封控还没松。

快递分拣中心在城郊，铁皮搭的棚子，四面漏风。棚顶上吊着十几盏日光灯管，白得刺眼，灯管上落了一层灰，光透下来灰蒙蒙的。传送带从棚子这头穿到那头，轰隆隆地转，永不停。传送带两边站着一排人，分拣、扫码、搬货。方磊站在传送带最里头的位置，负责把大件包裹搬下来，码到拖车上。他穿了一件旧T恤，领口松了，露出半截锁骨。腰间系着一条帆布围裙，是分拣中心发的，上面印着“安全第一”，字已经洗得发白。手套是线织的，指尖磨出了洞，他把露出来的指头往掌心里蜷了蜷。

他是三月中旬来这里的。在这之前，他已经失业大半年了。第47回撕了证书之后，他找过好几份工，工厂嫌他年纪大，超市嫌他没经验，外卖他也跑过几天，腿跑不动。后来看到分拣中心招人，日结，一晚三百。他来了。工头问他：“能熬夜吗?”他说：“能。”工头说：“今晚就开始。”他说：“行。”

头一天晚上，他跟另一个工友搭班。工友姓黄，四十来岁，干这行三年了。黄师傅教他：“大件走传送带别硬拽，等它转到边上再搬。”方磊点头，试着搬了一个，沉，腰往下坠了坠。黄师傅说：“慢慢来，别急。”他干了八个钟头，搬了一百多个大件，衣服湿透了，贴在后背上。下了班，他坐在棚子外面的台阶上歇了好一会儿，才去公交站。回出租屋的路上，天已经亮了。路边的早餐摊在炸油条，油锅冒着烟。他买了一个馒头，边走边啃，啃了一半，剩下一半揣兜里。回去倒头就睡，醒来时馒头还在兜里，压扁了。

封控期间，快递量翻了将近一倍。人们出不了门，什么都从网上买。米面粮油，蔬菜水果，纸巾洗衣液，甚至桶装水。分拣中心爆了单，传送带上堵了一回又一回。工头站在中间喊：“快点!再快点!”方磊弯着腰，把包裹从传送带上拖下来，一个接一个。腰弯得太久了，直起来的时候要缓好几秒。他用手撑一下腰，再弯下去。手背上全是灰，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有一天晚上他搬到一个大箱子，纸箱上印着“易碎”，他小心地搬起来，结果箱子底部开了胶，里面的玻璃罐摔在地上，碎了一地。工头过来看了一眼，说：“从你工钱里扣。”他说：“好。”那天他搬了一百八十多个件，回去时两个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手伸不进袖子里。

头三天还行。每天从晚上八点干到早上八点，下了班回出租屋，倒头就睡。睡到下午四五点，起来吃碗泡面，再去上工。第四天开始，他觉得眼睛发涩，滴了眼药水，好一点，又不行了。他蹲在水房的水龙头下面冲了把脸，水是凉的，顺着脖子往下淌，把领口打湿了。第五天夜里，他的手开始抖，扫码枪对着包裹上的条码，半天扫不上去。旁边一个工友看了他一眼，说：“你歇会儿。”他说：“没事。”第六天，他的头开始痛。从后脑勺往两边涨，像有人拿锤子一下一下地敲。他去厕所用凉水冲了把脸，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把领口打湿了。他抬头看了一眼镜子。镜子里的脸白得发青，眼窝凹进去，颧骨凸出来，下巴上胡茬子长了一层。他回到工位，接着搬。传送带还在转，包裹一个接一个地涌过来。他搬下一个，再搬下一个。动作越来越慢。

第七天，四月十九号，凌晨三点多。

棚子里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闪个不停，把所有人的脸照得一明一灭。方磊站在传送带旁边，面前堆着一摞纸箱。他弯腰去搬最下面那个，手刚碰到纸箱的角，忽然觉得后脑勺一阵剧痛，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炸开了。眼前的一切——传送带、纸箱、日光灯、工友的背影——全部旋转起来，歪了，斜了。他想抓住传送带的边缘，手指头攥住了铁皮，但攥不住。手松了。整个人往右边倒下去。右半边身子先着地，肩膀砸在水泥地上，闷响了一声。头又磕了一下，磕在传送带的支架上。

传送带还在转。他倒下的位置，正好压在传送带边缘。包裹一个一个从他身边经过，有的撞在他肩膀上，有的从他身上滚过去。旁边工友转身搬货，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愣了一下。然后喊了一声：“老方!”他把手里的包裹一扔，跑过来，拽住方磊的胳膊往外拖。方磊的头从传送带旁边拖开，在地上拖出一道印子。另一个工友也跑来了，两个人把他拖到墙边。他躺在地上，脸朝上，眼睛睁着，瞳孔里映着日光灯管的白光。嘴角歪向一边，有口水从嘴角淌出来。右手攥着拳头，攥得很紧，手指甲掐进了掌心。右腿伸直了，硬邦邦的，像一根木头。左腿还软着，微微曲着。

工头来了，打了120。救护车到了以后，两个穿防护服的护士把他抬上担架。抬的时候他的右手还攥着拳头，掰不开。一个护士说：“别掰了，先走。”担架抬上车，救护车鸣着笛走了。棚子里，传送带还在转。工头看了一眼传送带，又看了一眼地上的那摊血——不多，就几滴，从嘴角淌出来的。他拿拖把拖了拖，把血拖干净了。然后他拿起喇叭，喊了一声：“继续!”传送带继续转，包裹继续来，剩下的人继续搬。地上的那道拖痕还在，灰白色的水泥地上，一道深色的印子，从传送带旁边一直延伸到墙根。有人踩过去了。

方磊被送到医院，直接进了抢救室。

CT片子出来，医生说脑溢血，出血量不小，压迫了运动神经区。做了开颅手术，把血清了。命保住了，但右半边身子完全动不了。右臂，右腿，右边脸，全部瘫了。医生说，后遗症是肯定的，康复的可能性很小。他在ICU住了三天，转到普通病房。病房里六张床，他占了一张。右边身子不能动，左边身子能动但没力气。他想翻个身，翻不了。想用左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水杯，够不着。只能躺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管那头一直裂到墙根。他看着那道缝，看了一天。

四月二十五号，他的父母从山东菏泽赶来了。

他们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凌晨五点到的南京。父亲六十七，母亲六十五。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有糖尿病。两个人下了火车，倒了两趟公交，找到医院。进病房的时候，母亲走在前面，看见床上躺着的方磊，脚步顿了一下。她走过去，站在床边，伸手摸了摸他的脸。方磊的右脸是歪的，嘴角往下耷拉着，眼睛闭着。母亲的手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头，对父亲说：“是他。”父亲站在后面，没说话。他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用橡皮筋扎着，递给方磊的左手。方磊的左手动了动，没接住。父亲把钱放在枕头底下。钱是零的，有五十的，有二十的，有十块的，最外面一张五块的折了个角。是他们在老家凑的，把圈里的猪卖了，把囤的玉米粜了。母亲问医生：“能治好吗?”医生说：“康复训练可以做，但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最好接回老家去养。”母亲问：“怎么接?”医生说：“可以叫救护车，也可以叫面包车。趁现在解封，赶紧走。”

他们决定第二天就走。

那天夜里，母亲在病房里守了一夜。她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一只手握着方磊的左手。方磊的左手凉，她用两只手捂着，捂一会儿搓一搓。父亲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靠着墙，眼睛闭着，没睡着。走廊里灯亮了一夜。有护士推着车经过，轮子吱吱响。父亲睁开眼看了一下，又闭上了。天快亮的时候，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个煮鸡蛋。她把鸡蛋剥了壳，用勺子压碎了，喂方磊吃了小半碗。方磊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她把剩下的压碎，搁在床头柜上。

四月二十六号早上，面包车来了。是一辆旧的金杯，后座拆了，铺了一床棉被。方磊被抬上担架，从病房推出来，推进电梯，推出住院部大门。外面太阳很大，照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透过担架的栏杆，看见了天。天很蓝，蓝得晃眼。他被抬上面包车，担架搁在棉被上。母亲坐在他旁边，一只手握着他的左手。父亲坐在前面副驾驶，跟司机说：“走。”车发动了。引擎抖了一下，然后平稳了。

车开出医院，上了高架，往长江大桥方向走。方磊的头搁在枕头上，眼睛睁着，望着车顶。车顶是米黄色的，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趴着的猫。他看着那块水渍。车经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母亲说了一句：“过江了。”他没应。他的眼睛还看着车顶。窗外的路牌一块一块地往后退，蓝色的，绿色的，白色的。他一张都没看清。不，是他根本没看。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车顶。车顶上的水渍，那只趴着的猫，一直没变。

傍晚的时候，车到了菏泽。方磊的老家在村子最里头，三间瓦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树刚发芽，叶子嫩绿嫩绿的。他被抬进屋里，搁在堂屋的床上。床是旧木床，床板上铺着棉褥子。母亲给他脱了鞋，用热毛巾擦了擦脸。父亲去烧水。屋里很静，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响。方磊躺在那里，眼睛看着房顶。房顶是木梁的，梁上挂着几穗去年的玉米，玉米粒已经干了，瘪了。他看着那些玉米穗。他看着。眼睛慢慢合上了。

从此，他再也没回过南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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