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长篇小说《都市民谣》连载77
作者潘斌
第七十七回 嫁与车夫逾十岁 压箱破套度流年
七月的南京，热得人喘不上气。
李晴搬出豆腐坊那天，是七月十二号。房东催了三次，她不能再拖了。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两个蛇皮袋。蛇皮袋里装的是被褥和锅碗，行李箱里是衣服。她蹲下来整理衣服的时候，从箱底翻出一个鞋盒。鞋盒是白色的，边角磨得起毛，上面印着“舒适男鞋”四个字，字旁边画着一只皮鞋。她打开鞋盒，里面是那副丁腈手套。手套叠得整整齐齐，右手食指的破洞还在，被扯大的口子从指尖一直裂到掌根，像一道合不上的嘴。手套下面压着一张电子厂工牌，塑料封皮泛了黄，照片上的她还是几年前的样子，脸比现在圆，眼睛比现在亮。她把工牌翻过来，背面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三号插件线”，字迹已经洇了，颜色淡得看不清。她看了一会儿。把手套和工牌放回鞋盒，盖上盖子，塞进行李箱最底层，压在两件冬天穿的棉袄下面。然后她拉上拉链，站起来，拎着箱子下了楼。楼梯窄，她侧着身走，箱子磕在台阶边沿上，咣当响了一声。
巷口停着一辆面包车，是男方来接她的。面包车是旧的，银灰色，车身溅满了泥点，后保险杠撞凹了一块。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四十来岁，脸黑，瘦，颧骨高。他穿一件深蓝色短袖，领口松垮，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链子很细，坠子是一个小方牌，上面刻着“福”字。他看见李晴，没下车。从车窗里探出头，说：“东西多不多?”李晴说：“不多。”他说：“后座空着，放上来。”她把行李箱和蛇皮袋搬上车。他看着她搬，没搭手。搬完了，她坐上副驾驶。座位上的皮面裂了几道口子，露出里面的黄海绵。她坐上去，海绵硌着腿。他拧钥匙，发动车子。引擎响了几声，抖了抖，稳住了。面包车拐出巷口，上了大路。
男人姓张，叫张德柱，苏北宿迁人，四十二岁。跑货车跑了十几年，一辆二手厢式货车，挂靠在物流公司。他离过婚，前妻带着女儿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八岁，在宿迁老家跟着爷爷奶奶。这些是介绍人告诉李晴的。介绍人还说：“他收入稳定，一个月跑几趟浙江，能挣一万多。你跟着他，至少不愁吃穿。”李晴说：“好。”介绍人又说：“他脾气是有点急，但人不坏。你顺着他点就行。”李晴说：“好。”她没有别的要求。电子厂开除之后，她找过几份工，餐馆、超市、快递站，都干不长。疫情反复，店里说关就关，老板说裁就裁。她手里的钱撑了两个月，交完房租就剩几百块。她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或者说，需要一个稳定的饭碗。张德柱就是那个饭碗。
面包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郊一片物流园附近。张德柱的出租屋在物流园后面的村子里，一间平房，门口堆着几个旧轮胎和一堆废纸箱。屋里不大，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墙上挂着一本老黄历，翻到七月那页。他把车停好，拎着李晴的行李进了屋。行李箱搁在衣柜旁边，蛇皮袋搁在墙角。他说：“你收拾收拾。明天跟我跑一趟浙江，路上要跟三天。”李晴说：“好。”
第二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透，李晴就起来了。她煮了一锅粥，热了两个馒头。张德柱起来的时候，粥已经盛好了。他坐下来吃，没说话。吃完了，抹了抹嘴，说：“走吧。”他们上了那辆厢式货车。车头里一股机油味和烟味，座椅的皮面裂了几道口子，露出里面的黄海绵。副驾驶座上搁着一卷旧报纸和一个保温杯。保温杯是银色的，磕了几处漆。张德柱把报纸扔到后面，说：“坐。”李晴坐上去。他发动车子，挂挡，踩油门。货车轰隆隆地出了村子，上了高速。
跟车的活比李晴想的简单。张德柱开车，她坐在旁边看路、递水、剥鸡蛋。到了服务区，他下车抽烟，她去上厕所，顺便把保温杯灌满。到了卸货点，他倒车、卸货、签单，她在旁边站着。晚上住旅馆，最便宜的那种，一间房，两张床，洗漱用品自己带。头一趟跑下来，张德柱没发脾气。他对李晴说：“你不娇气。”李晴说：“嗯。”他又说：“前头那个，跑一趟就喊累。”李晴没接话。她把保温杯盖子拧开，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
第二趟开始，张德柱喝酒了。晚上在旅馆，他从包里掏出一瓶白酒，就着花生米喝。花生米是塑料袋装的，五块钱一袋。他喝完了，话多了起来。他说前妻怎么跟人跑了，说儿子怎么不听话，说跑货车的苦，说这世道不公平。李晴听着，不插嘴。他喝到半夜，站起来，晃了一下。她去扶他，他甩开她的手，说：“不用你管。”她没再扶。他倒在床上，衣服没脱，呼呼睡了。她把自己那张床的被子拉好，躺下。旅馆的灯关着，窗外的路灯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对面的墙上，一道窄窄的光。她看着那道光，看了很久。旁边的床上，张德柱的鼾声一阵一阵的，像风箱漏气。
第三趟跑完回来，张德柱第一次打了她。那天卸完货，他在货主那儿受了气，回来路上一直黑着脸。到了家，他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摔，说：“做饭。”李晴去厨房，打开煤气灶，锅里倒油。油热了，她把菜倒进去，嗞啦一声，油溅出来，落在她手背上。她缩了一下，没出声。张德柱坐在桌边，喝着啤酒，看见她缩手，说：“烫一下怎么了?娇气。”她说：“没怎么。”菜炒好了，端上桌。他夹了一筷子，嚼了两下，吐出来：“咸了。”她说：“我下次少放盐。”他站起来，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声音很脆。她的脸歪向一边，嘴角磕在碗沿上，破了皮，渗出血珠子。她没哭。她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继续盛饭。他看了她一眼，坐下来接着吃。那顿饭，她站在灶台边上吃的。吃了半碗，剩下的倒进碗橱，留着第二天热。
从那以后，喝酒打人成了常事。有时候是因为菜咸了，有时候是因为水烧得不够热，有时候什么也不因为，他喝了酒，心情不好，手就上来了。李晴不反抗。她试过一回，他打她的时候，她用手挡了一下。他打得更凶了，说：“你还敢挡?”她就不挡了。她蜷在墙角，用手抱着头，等他打完。他打完了，倒在床上睡。她站起来，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把嘴角的血擦干净。然后回屋，把地上的碎碗碴子扫了，把桌子擦干净。第二天早上照常起来煮粥。粥煮好了，盛在碗里，搁在桌上。他起来吃，她坐在旁边看着。吃完了，他说：“走吧。”她站起来，跟着他出门。
她的手背上添了几道新疤。旧疤是电子厂烫的，新疤是他打的。有一次他拿皮带抽她，皮带扣划在她胳膊上，留下一道弯弯的印子。她用袖子遮住，没让别人看见。有一回在服务区，她下车去买水，收银员看了她一眼，问：“你手怎么了?”她把袖子往下拉了拉，说：“烫的。”收银员没再问。她拿着水出了门，站在太阳底下，觉得晒，又回去了。张德柱在车里按喇叭，她快步走过去，上了车。他问：“磨蹭什么?”她说：“人多。”他没再说什么，发动了车子。
八月的一天，张德柱出车去安徽，来回两天，不带她。她一个人留在出租屋里。屋子空荡荡的。她坐在床沿上，听着外面的蝉叫。叫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衣柜前，蹲下来，把行李箱从衣柜底下拖出来。拉链拉开，翻到最底层，把那个鞋盒拿出来。打开鞋盒，手套还在，工牌还在。她把手套拿出来，摊在膝盖上。右手食指的破洞裂着，从指尖到掌根，像一道张开的嘴。她用指尖摸了摸破洞的边缘。线头磨得起了毛，软塌塌的。她把破洞的边对齐，看了看。又松开。她把工牌翻过来，看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蓝色工装，站在插件线旁边，后面是机器和日光灯。她看了一会儿。把工牌照原样放回去，手套叠好，搁在工牌上面。盖上鞋盒，塞进行李箱底层，压在两件棉袄下面。拉上拉链。把行李箱推回衣柜底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物流园的围墙，墙头上长着一丛野草，草叶被太阳晒得发黄。她看了一会儿。回到床边坐下，拿起手机。屏幕亮着。她翻到一个号码，陈默的号码。她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按灭，搁在床头柜上。然后她躺下来，侧着身，面朝墙。墙上有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床沿。她盯着那道缝，眼睛慢慢合上了。她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窗外的蝉还在叫，一声接一声。她听着，手指头在被子上轻轻动了动。
两天后，张德柱回来了。他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摔，说：“做饭。”李晴站起来，去厨房。煤气灶打着，蓝色的火苗跳了一下，稳住了。她把锅搁上去，倒油。油热了，她把菜倒进去，嗞啦一声。她没缩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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