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王北难女士，是王恩茂同志的女儿，与马晓力一样同属于红二代。这是她在看了马晓力对“5.2晚会”的举报和控诉后，发表的对文革和对毛主席的看法。她与马晓力有两点相同：文革中经历相同，对文革的否定也相同。又有两点不同：一是她并没有象马晓力那样，把否定文革作为否定毛主席的工具，作为否定我们党和国家，否定革命的工具;二是她是工薪阶层，没有把上一

如何认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本质特征孙成民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1]。这一论述，对于正确把握和认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本质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党史、国史这一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

　　蓝博洲先生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曾通过杨逵、陈映真等人触及社会思潮，原本想从事小说创作的他，在搜罗资料时读到"二二八"的相关文字，引发他寻访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他以小说进入台湾文坛，但这二十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台湾历史写作，致力于揭露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采访与写作。　　石剑峰：您是作家，但在过去一二十年，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推动、参与各类社会运动，甚至

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社会。不仅建成了完整的齐全独立的现代化工农业体系，独立的经济分配体系，而且，职工达9700多万人。还有完整的齐全的文化、教育、医疗、防疫预防体系。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1931年建立于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原属红四方面军编制。1932年10月，其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25军。1934年11月16日，重建的红25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一整套卓有成效领导管理体制，但惟其思想资源与政治成果被彻底否定。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亦触目惊心。这是当代中国必须直面的一个严峻考验。对于“两个互不否定”，有人称是一种智慧，其实是一种妥协和调和，因为既要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

　　原编者按　　本文深入地探讨集体化与农村改革的方向，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之一在于建立产业组织的路径不同。资本主义通过个体的自由契约形成产业组织。而社会主义则可以通过公有产权跨越“交易鸿沟”、直接形成产业组织，实现生产力的巨大提高。　　具体在历史上的农村改革就是1953年以后的合作化，通过土地产权“革命”或“强制”而非自

工业化的唯一理由，就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不这样做会更糟——自己不搞工业化，就会被别人杀戮、劫掠，为别人提供资本，使别人的工业化减轻痛苦。这样艰苦的历程，经历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再经历了。不过，如果发生了类似前苏联解体时的去工业化，那么将来还要再受一遍这样的罪。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不但在于赶走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后来把他们请回来是另一回事，此处无暇讨论)，还在于消灭了一个庞大的买办阶级，将他们的财产通通收归国有。这就为往后的崛起与腾飞，扫清了所有的障碍。

农业国进行工业化时期，如果不能对外劫掠，内部必然增加积累，压缩消费，改变原有社会总产品分配比例关系，使产品分配向积累大幅倾斜，打掉生产者最低消费水平的安全冗余量。这时，任何一点诱因，经济任何一点波动，都必然导致生产者获得的消费品不足，出现饥荒或大面积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就是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和为什么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前提，因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之前很长时间，国内落后于国外,目前已经出版的正规出版物中，只有美国麦克斯夸尔的研究还算是认真的研究。

近年来，在形形色色的污蔑、攻击鲁迅先生的言论中，最为恶毒，也是最为阴险的一种，就是指责鲁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从来没有“骂”过日本侵略者，反而仍与某些日本友人往来，因此是所谓的“汉奸”云云，这实在是浅陋的可鄙。鲁迅先生对日本侵略者的骂只是不是流氓吵架、泼妇骂街式的骂，而是深刻的揭露，严厉的批判，无情的驳斥;是正气凛然的怒骂，义正辞严的斥骂，令对手原形毕露的痛骂!

一百多年后来看鸦片和因鸦片引发的那场战争，很多人想当然地将失败归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的不对外开放，我想基于这种观点的流行，是十分迎合当下思想的，而没有历史地分析问题，也没有看到历史的进程有时往往是有其必然所在的。

　　【摘要】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始终秉持科学的态度。首先，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表现出慎重态度，不仅对新作勤于修改，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对有现实价值的旧作精心阐发、认真审改;其次，用发展、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以往的著作;再次，审慎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特别强调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谦逊，不要强加于人。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

我们却从《墓碑》提供的下表中清楚地看到，杨继绳极力推崇的这位“没有政治偏见”的“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提供的“基础数据”最终还是经不住我国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检验，穿帮了!

众所周知，建国以后的前二十几年中，被列为五类分子的人及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冲击，有的甚至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就业与婚姻问题。然而，这些人就没有摸着心口窝好好反思反思，你受到了某种惩罚，真的是无辜受冤的吗?那个特殊年代，真的就如你们所说的，无功尽过吗?真的就没有给过五类分子自由生存的空间吗?

　　核心提要：戚本禹劝毛泽东：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有一次在天安门，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　　　　毛主席在天安门

1938年2月，塞北春寒料峭，但古老的延安城里却是一派盎然的春意。毛泽东在杨家岭首次和从国统区归来的周恩来谈到在延安创办文艺团体的打算，得到了同样酷爱文艺的周恩来的全力支持，先后征询了党内老教育家徐特立、林伯渠和成仿吾等人的意见。不久，他又亲往艾思奇下榻的窑洞与艾交谈，艾思奇更是以其哲学家的眼光展示了中国新文艺的前景，越发坚定了毛泽东尽快成立延安文艺团体的信心。之后，他正式把这个意见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获得一致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