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得出减少1000万人口结论呢?他们没有对我国六十年代户籍人口变动进行任何的研究，仅凭主观推断就轻率地把户籍人口的减少完全当成了真实人口的减少!

美国一直企图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这种图谋就无法实现。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被美国视为是从意识形态上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http://tv.cntv.cn/video/C36876/fc12d4312aa346a4858a30c35fb55201

1879年3月，日本向毫无国防力量的琉球悍然派出军警人员，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命令交出政权。4月4日，日本横蛮宣布“废琉置县”，即把琉球国改为他们的冲绳县。

　　众所周知，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英、中三国对于战后处理日本用非法手段窃取的中国领土做了预先的商议和安排。其间，蒋介石在与罗斯福的单独会谈中，不止一次地拒绝了罗斯福的将琉球群岛主权归还中国的提议，而是主张由中美两国对琉球群岛进行“共管”，同时还拒绝讨论将香港主权提前收回的可能安排。　　美国在当时提出把琉球群岛归还中国，并不是发善心，目的显然是为了扶

为什么苏联 “竟无一人是男儿”呢?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就是一句话：因为苏联几十年如一日的推行“非斯大林化”，“男儿”都在监狱里关着呢。用曾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的话说就是：“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

具体说来，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把大批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打成“斯大林分子”并加以种种迫害，甚至用地摊文学诬蔑这些人：苏联的忠诚保卫者贝利亚，被说成“最喜欢幼女，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伏罗希洛夫元帅，被说成“收取巨额贿赂”;曾和列宁并肩战斗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被说成“企图杀几十万人重整红色江山”……赫鲁晓夫把一大批“斯大林分子”关进集中营。这些人虽然想为苏共出来抗争，苏共也得先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啊!

诬蔑毛泽东领导下的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这本来是蒋介石上个世纪40年代炒过的冷饭。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明白这是站在政敌的角度攻击对手的一种策略手段。奇怪的是，现在的一些“精英”们，连日本鬼子都没见过，也跟着大肆宣传这些陈词滥调。

毛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根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原著进行联合摄制，再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斗争历程的12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5月13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1“魅力纪录”栏目播出。

据中新网报道，5月12日，载12500吨石灰石海轮碰擦南京长江大桥桥墩后沉没，船上船员全部获救，而大桥桥墩支柱包括梁体没受到影响，只是表面擦伤。

据记者了解，南京长江大桥从1968年12月通车至今，共发生35其桥体被撞事件，但这些撞击都没有对壳体产生实质性伤害。而同时代即1957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横跨长江半个多世纪，遭受各类撞击达70余次，最重的一次是去年6月，万吨级油轮撞上长江大桥的7号桥墩，但撞击后，除擦痕外无任何问题。

相比于现在被称为豆腐渣工程的桥和路，微博网友@宋保存微博评论道，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0年动乱、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奔溃的边缘”时期！这样的桥居然能把“万吨巨轮”撞沉！到这“十年辉煌”时期了却到处是桥梁倒塌！事实胜于雄辩。（据中新网，新浪微博）

南京大屠杀前夜，蒋介石派出最后一路火车，用军队护送日本人出南京。全国抗战爆发之际，蒋介石忙归还满清对日庚子赔款。这就是蒋介石抗战不为人知的一面，真是人类奇葩！

在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把抗日的文化战线与武装战线放到同等重要位置，谓之“文武两个战线”。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仅仅有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而陈云推动落实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典范。

意共这个西方第一大共产党的灭亡是谁之过?归根到底还是要怪自己，妄图通过资产阶级金权民主夺取政权，甚至为此几十年如一日的纵容党内普世派，打击党内左派，结果必然是被金权政治所吞噬。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种做法“实际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

通常认为苏联垮台是经济原因，这经不起推敲。1988-1989年激进改革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3.5%，生产投资额巨大，且一直在增长。美国中央情报局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情况的报告可以证实。甚至1989年，90%以上的苏联公民都没预感到国家将出现任何经济困难。

毛泽东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研究旧中国宪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宪法来。他多次强调，我们搞的宪法，要从中国现在的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

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果粉常说国军才是抗日主力，那么国军到底是怎么抗日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日本人发动进攻”是蒋介石“最讨厌的事”。《冈村宁次回忆录》：国军降将曾说“我们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指共产党）”。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编书甚至披露日军称国军为“友军”。

中国近代抗战历史上，曾上演了可耻卑鄙的一幕：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这两个傀儡居然相互“承认”并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汪伪《外交公报》上面关于伪满大使到达南京向汪精卫递交国书的记载，里面用尽了冠冕堂皇的词语。汪精卫回复伪满大使时说道：“曷胜愉快。贵国以王道之古训，为立国之基础。……贵我两国，依政治独立，共同防御，经济提携之原则，紧密团结，以增志彼此国家人民之幸福。”可这“墨写的谎言终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任何人无法掩盖。不管日本的右翼和中国的章诒和之流如何给魔鬼汉奸招魂，他们都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也是给那些将来妄图当汉奸出卖民族利益的人一个最好的警告！

长征与毛泽东，毛泽东与长征，是历史的孪生儿；没有长征，就出不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长征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一直坚决维护从苏联引进的以党领军的体制，同时他又坚决抵制留苏洋共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这样，才造就了其长征期间的军事奇迹。

本文通过一组取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文字、图片，揭示了1927年之后至全面抗战初期的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真实关系。譬如，1928年济南惨案，日本兵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虐杀中国人，蒋“总司令”却和日本外侨欢宴，当年的《良友》杂志即是例证；1937年1月，日本东京出版日本人写的蒋介石传，说他是“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更伟大的人物”，当年的《文摘》杂志即是例证；1940年，日蒋开始暗中媾和，妄图制造远东慕尼黑，于是这个日本人写的蒋传记又在上海沦陷区刊登了，当年的《艺风》杂志即是例证；1940年汪精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前夕，没有公开诱降延安共产党，却对蒋介石进行了公开诱降，当年的汪伪《外交公报》即为例证。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在统筹全局、作出判断、布局下子，处理战争进程中那些异常复杂而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时，其作战指导方略显然不同。　

毛泽东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并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选择恰当的决战时机和方向，采取慎重初战、奇袭等作战方法一步步扩大战果;而且重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一线将领们的意见，最终夺取全局胜利。同时，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作出判断和决策。　　

而蒋介石对战场局势既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和了解，也谈不上对战局发展趋势有足够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主观武断，甚至在战局不利的条件下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进行“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一败涂地。战争实践的结果明确地检验了这两种作战指导方略的优劣。

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员腐败现象堪称“空前绝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者”，苏联高官中腐败的也不在少数。由此上行下效，贪污腐败涉及了各部门各行业个级别的工作人员。党政公职更是明码标价进行买卖，克格勃中出卖情报、叛逃现象也令人惊叹。

这些“特权阶层”的腐败行为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给后继者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而一些西方媒体借此大做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上梁不正下梁歪”，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当时腐败的盛行、社会风气的败坏负有很大的责任。“屋漏在下，止之在上”，后继者安德罗波夫正是从整肃纪律、惩治腐败入手，开始了“改革”。

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是东西方最优秀民族选手钢铁和意志的对决。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魄，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多见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死战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上甘岭如同一朵盛开中华民族精神之花，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让中国人几乎在一切领域挑战“不可能”。

朝鲜战争彻底洗雪了中国近代史,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定律，以敢于主持正义赢得大批朋友。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是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厦，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第一根柱桩，是以上甘岭的中国军人们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百折不饶的意志打下的!

戚本禹同志回忆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毛主席的一段谈话。通过这段谈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的学毛著运动，使得毛泽东的话在文革中的确成了普通农民手中的武器，进而与当权派辩论，写大字报批判当权派，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帮助农民了解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使用这些政治权利，普通农民的民主意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高。

红卫兵运动看似过火，但在对推翻农村旧的权力结构、旧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新的思想意识非常必要。大辩论、大批判，对村干部的批斗和游街，为农村的新权力机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贫下中农协会、民兵连、妇女联合会、革委会，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些组织虽然都有官方的色彩，但他们无形中为普通农民，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提供了参予政治活动的机构和场所。

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他们从人力上为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和农村生产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许多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给村子里拉上了电，装上电灯，接上了有线广播。有了电后，许多地方开始了电力灌溉和村办企业，使农村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

当前，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恰恰证明其做法是正确、有效的。

"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在右派那里被演绎成了“八亿人民只有八部样板戏可看”，用以讽刺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文化生活的“贫乏”和文化的“专制”。

但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民的文化生活还是非常活跃的，家家有广播，早、中、晚定时播出，中间当然也有很多文艺节目，有歌曲，有京剧，也有地方戏。县里的文工团、说唱队农闲季节经常到乡下免费为农民演出，节日都有排演节目。反观现代，如果把电视一项去掉，我觉得当今的农民文化生活反倒没有那时候活跃。再者，“样板戏”对中国戏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样板的作用，它们的艺术水准、思想境界至今还没有一部戏剧能够超越，它们作为样板的意义还远没有终结。

一帮今天的“英雄”，躺在这30年经济“崛起”的基础上，宣布自己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是懒汉。30余年，谬言流布，畅行无阻。

检验懒汉与否的一个简单标准，是看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表现。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中学、大学到工作，每年冬春、夏收和秋收参加农村的劳动，成为常例；不管是1956年在太原读初中时参加重工业工厂的基建，还是1964年分配在一家理论研究机关工作，还有五七干校期间和社员们在荒滩上清除杂木野草、开辟良田、和女青年社员进行劳动竞赛，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工人阶级都一样热火朝天地参加劳动建设。在多年的劳动中，在机关时候的失眠、神经衰弱、腰腿痛、慢性胃病一扫而光，也没有听说患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和癌症。

“计划经济养懒汉”，罪名加之于计划经济时代，这是对建国前30年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