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次灾荒来说，应该说蒋介石的确做得不怎么样。在灾荒刚刚形成时，河南省就开始不停地往上报告，中央政府也已经派遣大员到河南省去勘灾了。但在整个过程中，蒋自始至终没有把这一事件重视起来，还是不停地强调要征粮、征粮、征粮，这就是很少见了。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

国统区和敌占区做得非常不好，基本上以失败告终。抗日边区认认真真地对待了这场涉及自身生死存亡的饥荒，而且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来解决，成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与生活。一方面边区要对付日本人的扫荡，另一方面要解决饥荒带来的困难。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全社会总动员的过程，不但度过了灾荒，也增强了边区总体的实力。如果谈到饥荒与政权的关系，至少在中共这边，中共对饥荒和政治命运的关系，已经做出了他们的一个判断。
面对1942年的大饥荒，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体中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在某种程度上喻示了后来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50年前的秋天，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熟练地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此事被提升到冷战中主要神话的高度。传说赫鲁晓夫放弃了一切，而肯尼迪却寸步不让。所以，此次危机被吹嘘成美国的完胜和苏联的惨败。

11月25日，是上甘岭战役结束60周年的日子。这是堪与温泉关战役媲美而威武雄壮远远过之的一场战役奇迹。数万中国军人，其粉身碎骨、化为铁石烈火的举动，已不能用一般的战斗行为来描述。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主要动因是为终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民主派”所推行的路线，阻止苏联解体。但其行动却被“民主派”所利用并成为20世纪的政治阴谋。此外，由于当时国内舆论被“民主派”操纵以及俄共健康势力的完全枯竭，加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自身模棱两可的立场和虎头蛇尾的行动，这一事件注定以悲剧结束。

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毛岸英要求出国作战，毛泽东亲自把他交给了彭德怀。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翻译、机要秘书和参谋工作。11月25日上午11时，毛岸英正在处理已经签发的战斗电报，突然，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军民共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领土上建立了以色列国为大家所熟知，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上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在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双重打击下，犹太复国主意的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占领中国东北并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梦想。虽然后来仍旧有部分犹太人不愿意放弃，并且日本也仍旧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在美国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反抗始终使得他们生活在恐怖中，最终他们也都离开了中国东北。

国民政府不能正本清源，无法控制国家财政需求，停止增发纸币，同时也无意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总供给，而是依赖美国援助，抓住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和汇率上的表面现象，追求一种表面、暂时的反通货膨胀效果。通过抛售大量黄金和外汇、进口大批美货来稳定物价和汇率，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治标办法。国民政府没有从整体上、全局上作通盘筹划，制订出系统的反通货膨胀的计划、政策和措施，而是舍本逐末，枝节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个政策和措施之间缺乏有机的相互联系，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无法协调一致，造成相互掣肘和破坏，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笔者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后专门负责保管毛泽东手稿。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不容篡改！

英国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乎90%的国家。莱科克分析了世界上大约200个国家的历史，并根据史料确定哪些国家曾经被英国入侵。他从中发现，只有22个国家未被英国染指。莱科克认为，英国侵略过的国家或许更多，但现在还缺乏可以确证的史料。

关于导弹危机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与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有关系。它由肯尼迪针对古巴的恐怖袭击和威胁1962年入侵开始。结果是(肯尼迪)总统拒绝苏联对任何有理性的人看来似乎是公正的建议，但是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损害美国有权单方面在任何地方部署部署核导弹的根本原则，指向中国或俄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它们的边界上部署;与此有联系的原则是古巴没有权利拥有用于自己防卫，反对他们看来一场迫在眉睫的美国的入侵的武器。

这种理论如今是官方反对伊朗的主要的指责。伊朗可能是一个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一次打击的说服的力量。这种话题在导弹危机期间也是考虑的一部分。在内部的谈话中，肯尼迪兄弟表示他们害怕在古巴的导弹可能成为对一次委内瑞拉的入侵的一股说服的力量，当时曾经考虑过这种情况。因此，“(入侵)猪湾是一项正确的决定”，这是肯尼迪的结论。

1962年由于赫鲁晓夫决定接受肯尼迪霸权主义的要求，做到避免了战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类似的准则会永远存在。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核战争几乎是一个奇迹。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理由听取60年前贝特兰•拉塞尔和阿尔伯特•埃因斯坦提出的警告：进退两难是“未成熟的、可怕的和无法回避的”：“人类种族行将结束吗;或是人类应当放弃战争?”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在于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南斯拉夫在铁托时代结束后迅速迎来民主化浪潮，在接受西方政治话语后，各共和国推出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这直接导致南斯拉夫的分裂。而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获得独立。其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普京总统先后在2001年、 2003年的几次公开场合对当时俄罗斯历史教育和教材领域的乱象提出批评，指示俄教育部、科学院以及包括史学界在内的社会团体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2003年11月25日，俄教育部部长弗•菲利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一次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教育部已做出决定，将对所有的历史教材进行审查。今后推荐的教材要符合新的历史教学标准，择优采用。这位教育部长提出，今后的历史教科书“将杜绝那些歪曲历史的虚假的自由主义”。

歪曲、丑化甚至诅咒本民族的历史的民族，很难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俄罗斯有识之士终于切身感受到了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历史乱象的深刻教训：一些人瞄准的是列宁、斯大林，打中的是共产党；打击的是苏共，倒下的却还有国家－苏联。一些曾经将矛头指向本国历史的人，如今对此感叹悔之晚矣。重新捡拾历史的碎片来整合俄罗斯历史的记忆，以求燃起振兴俄罗斯的希望，这正是普京当局在历史教育领域的良苦用心所在。

发生在1932 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继上一年借“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后又在上海挑起的局部侵略战争，当时侵华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曾狂妄地扬言“四小时内占领上海”。面对强敌，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反击，赢得国内民众的赞誉。然而作为中国武装力量一部分的国民党中央海军却在整个战役中未发一弹，甚至与仇敌签署“互不进攻”协议，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又一页可耻的“不抵抗”污点。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自有女工就有女工罢工，女工都是具有工人阶级自觉意识与革命精神的女性;不识字的农村女孩一旦进入工厂，立刻摇身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具有崇高的政治信念，具有改变社会的理想，天生具有革命性;所有罢工都是共产党发动与组织的。但《姐妹们与陌生人》一书用翔实的材料告诉我们，历史不是这样的，这样叙说的历史，是一种假设与推论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复杂的、变化的、不那么“讲政治”的。

这次来大陆，我发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蒋的好处在哪里?我在《蒋介石评传》序里也讲到过--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杨天石说，没有蒋让张学良不抵抗这回事情，是张学良自己说的，不是蒋不抵抗。可是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为他想消灭共产党，有了这个既定政策，张学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说蒋介石真的要抵抗，张学良不抵抗，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民国时代，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苏共精英的退化，导致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从内部瓦解和摧毁了党。退化原意是指动植物的种类或某一器官逐渐变小，机能减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广义上讲泛指事物的衰败倒退，由优变劣，由强变弱，由好变坏。正是苏共精英的退化，使苏共由强变弱，最后走向了灭亡。苏共精英的退化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既有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原因，也有苏共政治体制的原因。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结束了文学界各流派和团体纷争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作家队伍的团结。有人说这是苏联当局硬把各派作家拉到一起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当时代表们热情都很高，积极主动地发言，而且绝大多数人赞成作家的联合，这是事实，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可以为证。另一方面，代表大会通过讨论，通过了作协章程，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结束了关于创作方法上的争论，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潮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像苏联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被克服了”。这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是有利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还使苏维埃政权便于实行各种扶植和赞助文学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