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震惊世界。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期，苏共自己缔造的军队非但不履行自己的使命责任，反而在阵前反戈一击，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和国家瓦解。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对军队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特别是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主导权，导致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同时，不切实际的军事改革，导致军纪涣散，大批武器装备被盗窃、私吞，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蔓延。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政治多元化”，取消了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制度，致使军官队伍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可靠性迅速下降。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时刻，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执行命令。

苏军的变质乃至叛党，关键原因在于苏军的“非党化”，其教训极其深刻。

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毛主席当年的《党内通信》，结合当年感受到的事实，我也讲一讲自己感受到的真实性。比如说：有人说那时工人农民都是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我实在不明白，这算什么样的奴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有人说那时毛主席不让学生读书，光让他们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那是瞎说!我们的学习根本没有拉下。事实上还搞了很多的学习运动；有人说大跃进时谁如果说土钢没有用，是要挨整的。这个至少我没遇到。我就写过炼出来的土钢没有用，不但没有任何人找我麻烦，因为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发现，我是要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好，希望提高土钢质量，不是要打倒大跃进与大炼钢铁。

《党内通信》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史实真相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明确地说反对说大话，唱高调。但这不妨碍后来有人仍然硬要把说大话，唱高调归罪于他。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还说了“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这分明是在“教唆”农民抵制当时的瞎指挥风。当时有些干部不管实际情况，不问下情，给下面群众乱下指示，硬要群众执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这股瞎指挥风的。不料后来有人硬把这股风派在他身上......

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团结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像过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那样，对美帝、苏修形成反制，打破它们的封锁和打压。

从1956年起，中国在自己还不富裕的情况下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向非洲的受援国家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坦赞铁路援建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项目。

毛主席曾对卡翁达说：“ 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18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因为这样的相互帮助，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先后宣告独立。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形势对中国渐渐有利。同时，由于我们对亚非拉特别是非洲许多贫穷国家给予的真诚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我国在1971年10月25日得以重返联合国。

如今，毛主席许多充满了无产阶级道义感的话语被今天金钱至上的社会氛围所稀释。改革开放以来，到国外经商办企业的一些中国人丢弃了诚信、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 “豆腐渣”工程和到处可见的伪劣商品也跨洋过海，出现在了国外，这让人非常痛心。

1952年4月，修筑川藏公路的十八军某部二连官兵誓言有声：“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经过一个连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当地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两不怕”的革命精神在这次作战中得到充分显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官兵战士和指导员都把“两不怕”来作经验和思想总结，以日记和报告的形式传播和学习，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和认可。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九大”之后，“两不怕”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

此文是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郭镇公社的事实，生动地回答了在一个公社范围内怎样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发展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的问题。他们的实践说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不仅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逐步从三级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创造条件，这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意义。

一九七四年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八十九万元，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达到四百二十八万元，公社和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占当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三。今年一至九月份，公社、大队两级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已达一千零八十四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社有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七年来，全社社办工业直接向农业投资六百八十八万元。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已被主流精英们吹上了天，其理论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说人口增长将使得国民财富大部分用于消费并导致积累率下降，无法快速发展经济; 二是主张“人口要控制”。

然而统计数据表明，即便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积累率并不低，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并没有按照马寅初预设的那样影响中国的积累率。同时，主流精英们对新中国人口增长原因的解读也是错的，新中国的人口增长其实是在出生率不变的情况下，死亡率急剧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延长带来的。

看来中国没有实现普遍富裕，必须在人口增长和积累率之外去找原因。而精英们的眼光却局限在企业内部制度和产权问题上，同时把我国发展效果用消费品生产和供应水平计算。

事实证明，国企与外企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效果上没有本质差别，而决定企业发展和效益的关键因素是在于是否垄断高价市场。无知的精英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是要私有化罢了。

再者，由于新中国企业布局和生产规模是受到战争威胁的深刻影响，不得不把安全和国防产业放在优先，而消费品的生产是长期处于让位状态的。精英们把消费品生产水平设为唯一的指标，除了愚蠢，还包含着无耻。

对于马寅初“控制人口”的政策主张，毛时代本身是因为执行上有困难才没有及时推行的。除此之外，知识精英们捏造了毛泽东反对进行计划生育的谎言，借以衬托马寅初。笔者汇集了毛泽东那个时期关于计划生育的言论，来反驳知识精英们的谎言。

2013年3月5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举办了这个座谈会。胡木英、张勤德、唐克碧、戴维堤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范景刚同志主持。

与会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认知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各位老师认为，周总理一直是毛主席的主要助手，即便在文革中也是如此。历史发明家们故意把毛周对立起来，是包藏祸心的。与会者们以生动贴身的事实批驳了这些谎言。其中，戴维堤同志还第一次披露了北航红旗保卫周总理的故事。

周总理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坚持永远革命。周总理勇于面对错误，敢于自我批评，胸怀坦荡广阔，对人民关怀无微不至。这些都是学习纪念周总理的重要现实意义。周总理为现任的和未来的共和国的总理定了一个最好的尺度。

昨天（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30周年的纪念日。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在世情国情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党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陈奎元语）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创立了继续革命理论，“把马列主义推到一个新的高峰”（张亦民语）。

始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揭示了当今寡头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而世界各地爆发的99%对1%的斗争,昭示着一种属于工人和民族的新社会主义和新国际主义是必要且可能的。这形成了“复兴一种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条件”（阿明语）。

当晚，毛远新兴奋的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毛主席很平静的听他说，静静的看着他，并没有特别的高兴。于是毛远新越说声音越小……。当毛远新说完后，毛主席说，你都说了些什么，什么“皇上”、“太阳”。毛远新解释都是工人说的。毛主席说，工人说的可以理解，但你这么说就是错误的，你是党的干部，你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工人农民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你、我、我们都是他们的仆人，仆人请主人住到家里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68年11月，（毛远新）向毛主席诉说了未让参加“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经过，感觉有点丢人，很委屈。毛主席说，这点小事你都受不了，真没出息。共产党人讲任劳任怨，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你的最大弱点是太顺利，没有经历过挫折，没有经历过磨难……毛主席接着对毛远新说，会议前一天晚上，周总理送来的参会名单里有你，是我把你勾掉了，你还有意见吗?毛远新这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主席说没有意见了。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妇女问题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

共和国前30年清除了卖淫现象，消灭了娼妓制度；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妇女几千年来第一次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妇女参政迅速发展；提倡妇女参加生产同时注重对妇女劳动特殊保护，使中国妇女基本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经济地位；妇女教育迅速发展，改变了妇女愚昧无知的情况。这一切表明，共和国前30年妇女地位有了极大提高，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一个美国记者在访问了得到改造的一个旧社会的妓女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近30年来娼妓制度的复活并恶性膨胀，中国妇女的家庭、社会和政治地位呈现全面滑坡的趋势。根据世界常用指标来判断，在世界上的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排列为132位，已经成为妇女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　

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在妇女深受压迫的社会，天空也是残破的天空。随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发展，使这一片残破的天空被逐步修补完毕之后，中国社会必将焕发出新的气象。

这是1964年12月21日和22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第二部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第三部分是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

《炎黄春秋》文章作者张泽石作为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本应该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应有力地站出来，控诉这场由美国侵略者发动的非正义战争的罪恶，却不知出于什么缘由，竟然完全昏了脑袋，为这场打着联合国旗号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当上了辩护师。他说：“我不应该上战场与美国人为敌。我求学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国来华兴办的学校;我读的清华大学也是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的。我应该感恩于我的母校，感恩于美国。何况近百年来，在所有西方国家里，美国对我们中国最好。抗日战争也是美国对我们援助最多。”

作者完全不顾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列强欺凌、蹂躏的历史，美化侵略者，混淆战争性质，不仅是指对美国的这场非正义的侵朝战争。对于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也在恣意诋毁之列。说什么这场人民解放战争“何尝不是一场根本不该发生的骨肉相残的争斗”。

今年将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连美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在板门店的帐蓬内灰溜溜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段历史公案是翻转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