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年, 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产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我们的农田充满了各种“杀机”——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等等，生物技术并没有有效控制农药用量，害虫和杂草反而越杀越多。今天，常用农药就多达300

农业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答：“粮食进口7000万吨”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这涉及对粮食统计口径的界定。

“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人与地的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据中国经济周刊）

 环保组织今天公开了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七个国家的市场上产自中国的中药材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测，发现样品中含有多种农药残留，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高毒或剧毒的农药，大部分样品农残含量超出欧盟限量规定。（据法制网）

面对低价进口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中国实施的关税水平难以发挥“门槛”保护作用，而且关税保护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据了解，目前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62%，最高关税水平甚至能达到1000%以上，而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15.2%，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尽管中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

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农业过剩问题已经难以回避。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而是合作农业，稳定农村，安全农业。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状况，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小农立场，就是中国立场，就是国家立场。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考虑问题，而且是站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基础一边考虑问题，就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场考虑问题。

通过“转基因”还是“生态学”来提高粮食产量和解决能源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科学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们能否缩小城乡、工农和区域差距等问题。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生态学唱主角的新绿色革命是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方向性问题。

将那些被资本家掠夺的财富还给劳动者，还给工农，则中国经济和环境才能可持续发展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等等，完全在于其劳动有其合理的回报，在于耕者有其利。如果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相对价位，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问题就能得到合理解决。

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为了提高一点产量，鼓动农民只考虑眼前的短期利益，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曾存在的东西。农膜的泛滥就是农业部和各级政府盲目推广的结果。那些“杀鸡取卵”式的用地不养地、反而毁地、害地的做法，应当杜绝了。

因为维持人基本生命需求的农业生产成了最弱势的产业，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所创造的红利已经严重透支，农民不可能有闲钱用于家庭内部设施的投资，许多家庭能够对外炫耀的还是80年代末盖起来的比较气派的砖瓦房或者“小洋楼”，而内部则家徒四壁。

当下，“制度创新”成了个时髦词。何谓“制度创新”?顾名思义，应该是指创造出新的制度以取代旧的制度。这个“新”，要么是自己原来不曾有过的，要么是别人原来也不曾有过的。以我之陋见，开国至今，真正谈得上“制度创新”的制度设计都只见于毛泽东时代。

众所周知，解放军有“第二炮兵”部队，即战略导弹核导弹军种，它是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脊梁，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保障。在此借鉴其概念，中国的农业也可分为“中国第一农业”、“中国第二农业”。

蒋高明的有机农业的科学成果，客观上消除了有关部门以有机农业降低产量而拒绝予以政策支持的借口。同时，社会上很多不搞科学实验的批评者关于有机农业产量低、成本高的说法都被蒋高明的科学实验所“证伪”。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利国利民的政策，政府何乐而不为？

小岗村曾经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村，的确红火很多年了。小岗曾经创造了很多神话，如：“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分田单干”，“分田到户，一分就灵”，“分田到户，一分就富”，但现实是让失望，小岗依然贫穷。百般扶持小岗，四方支援小岗，问题依旧，贫穷依旧!

　　2013年4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是白沙村的党员活动日。8点半我就到会场了。这次比上次人多，可能是比较全的一次。因此不在上次那个小会议室，而是一个大会议室了。据说午间供顿饭，但不是村里提供的，而是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白沙村营销部为举办揭牌仪式，感谢到场人员提供的。所以，各单位的党员也都赶来参加活动，以便给新设的白沙村营销部捧场助威。会议还是由党支部副书记万增祥主持，8点45

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为农户尤其是弱势农户提供了规避市场风险的手段，从而保持了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安全。然而，由于物权化的承包关系、政治权力对土地权利的干预以及基层组织自身的不作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正在丧失。

　　已故的威廉·韩丁是一位公认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国的私有化》一书中，韩丁对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来所推行的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分析。在这本书中，韩丁讲述了这场改革是如何从198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然而，令韩丁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迅速将它扩大成消除农村的全部集体所有制。[1]　　从1978年到2004年去世之前，

　　2013年4月18日 星期五　　听广播说，今晚8点听武安市职教中心送教下乡讲课。我提前到场坐在讲堂右侧最后排的座位上。等到8点15开始了。首先是退下位来但是仍然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侯丙子讲话，无疑，他是主持人。他说：去年武安市职教中心送教下乡到我们村开班讲课，开展得很好，我们受益很大。今年职教中心继续开展送教下乡活动，从今天开始，咱们白沙村教学点开学了。为了保证学习效果，我强

区域差异研究可以为具体个案研究提供区域和类型定位，从而可以借个案研究来获得关于中国农村的整体理解。同时，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为具体区域个案的中国农村研究者提供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他者，从而可以让具体的农村研究获得立足全国农村的问题意识。

如果我们国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那也是得让分散的农民形成组织，提高谈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没有农民组织化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构建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欧洲其实基本上算是小农场农业，所以我们说第一类大农场的规模化大农场农业，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所以我们去看，北美洲是两个白人国家有大农业，原住民哪儿去了呢？因此，现在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理念之下，三农问题要有新的概念，我们应当注重东亚小农社会的理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的变化，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高度相关。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走近尾声的时候，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迁?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反观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将可能会倒退至起点。

我最反对的就是政府支持资本和大户去打败小农，而小农事实上一直有着极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尤其是有极高的粮食单产。更重要地是，当前农村土地仍然是9亿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农村7亿人口中的大部分真正转移进城之前，中国没有进行规模经营的条件。

华西村不仅坚持了“成员共有制经济”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毛式管理结构：没有向干部赋予操控劳动者命运的权力，村民也没有丧失就业保障（所谓“能进能出”）。华西村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的实际存在，对政治和经济的分化构成一个有力的限制，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干部群体主动认同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强硬地实现改制把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自己，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认同，从而减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强硬手段的必要，社区认同的上升和对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运用强制性权力的需要，这才是民主的可靠基础。因此，华西村拥有一个地级市的产值，一个县级市的人口，一个乡镇的面积;却维持一个行政村级的低成本管理班子。

实际上，国家要求增减挂钩必须在区县范围内进行，且限制了每年可以进行增减挂钩的指标数量(一般为国家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大约10%)，如此，才能使某些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难度大的地区形成较高的指标价，也才能让诸如成都市一些特大城市可以借增减挂钩来实现城市利益向农村的输送。

增减挂钩这一制度设置，并不能因此而有让农村建设用地本身变成资源的魔力，而不过是用这一制度安排，使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所形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挂钩指标，让农村建设用地参与了部分城市利益的再分配。这个过程并没有新增财富，而只有通过增减挂钩这一特殊制度装置而来的再分配财富。周其仁的“农村建设用地里头有资产”观点，就是目前全国热烈开展的城乡建设中的建设用地的崇拜一个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增减挂钩的“大跃进”，忽视了城市建设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质的不同，极有可能导致农村为夺指标而使得耕地盲目抛荒、农村社会资源譬如农民住房的白白浪费。

最近10年，我几乎每个暑假都到农村调研,还组织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利用暑假进行农村调研。因为我认为且越来越认识到，农村调查是阅读农村，认识中国，发展有中国主体性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长期的农村调查，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因为对经验有深厚把握，既可以从经验的内在逻辑中去理解农村，又可以通过对中国九亿农民的理解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国情，可以形成事事自下而上看的习惯，从而可以变得深刻、冷静，不偏激、不偏执。

阅读中国农村这部大书，理解中国九亿农民的生活，不仅是农村社会学专业师生应该做的基本功课，而且应是所有试图理解和改造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应该切实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