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活土地资源，显化土地价值，还权赋能，同地同权同价等等提法，误会了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逻辑，实践中若硬要按此蛮干，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一、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关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讨论很多，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进行实践的尝试。笔者以为，建立统一的城乡用地市场，将对中国现行土地制度造成重大冲击，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所谓“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

　　中国土地公有，地利共享，消灭土地食利者的规范和实践，可以称作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这是中国20世纪资产阶段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在当前中国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土地特权利益集团已经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了，没有人再可以声称自己是特定土地的所有者，从而要求这块土地上的超出个人劳动的特殊利益。　　一　　从要素角度来看，当前参与经济发展剩余分配的主要有四

　　一、　　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媒体一片欢呼，11月29日，几乎所有门户网站都以头条转载了《京华时报》题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修改获国务院通过”的报道，且均将原题改为吸引眼球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将修改，或提高10倍”。在随后的跟贴和网络评论中，几乎无例外地也是一片叫好。2012年11月30日《环球时报》刊发了

　　摘 要：通过考察五省六地的土地流转实践，探讨强推型土地流转给“被流转”农户带来的市场化困境。各地普遍存在的强推型土地流转将农户与土地剥离后，务农户被迫进入了强制商品化进程。在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村庄中的很多半劳动力很难在务工市场上实现再就业，但是消费品商品化却抬高了他们家庭的货币性开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导致大多数务农户都承受着市场化带来的煎

本文在梳理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对此问题的探讨应当理清一些基本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文章认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并不是解决当前土地问题的有效途径，当前与建设用地相关的土地问题应当置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调节收入分配机制的框架之下进行思考与建构。本文认为，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或者说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改革必然重新塑造土地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正是拥有区位优势的土地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这也必然导致新的社会分配的不均衡，这种新的分配不均衡也必将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摘要：调查发现，在一些纯农业型地区的村庄，税费取消后，由于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硬性关联不存在后，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党组织功能较税费时期明显弱化。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导功能弱化、服务群众功能弱化、利益整合功能弱化、政治录用人才功能弱化;而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和党建脱离群众路线共同形塑了当前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内在逻辑。当前，在村级党组织与农民不再发生紧密

我们做的事情反倒应该是主流　　玛雅：今年是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也有不少地区陷入困境，所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你是有影响的三农问题专家，有“温三农”的称呼，但是至少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你的观点并非主流，这是为什么?　　温铁军：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化

　　农业问题学者李昌平在走访了数个西部农村后,深刻剖析了农村贫穷的原因：资源少、农民素质差、扶持力度弱都是借口!以下是李昌平数年前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稿节选。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

广东省政府法制办5日就《广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称符合相关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宅基地或可在本镇、本集体内部流转。据中国土地学会秘书长黄小虎认为，广东早就想出台这样的政策了，但一直没有得到支持。（据第一财经日报）

　　一.什么是攻坚战?　　三十年韶华易逝。改革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制在西方走到了劲头。一场巨大的经济金融危机正在以自身的逻辑来演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体制，始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里根革命”。现在，美国政府的反危机进入了攻坚的阶段。环视今天的世界，许多国家开始放弃新自由主义

　　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本文将结合如上精神，谈谈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

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目前，行政村也从原来的七十几万个减少到了现在的不到六十几万个。（据中国广播网）

日前，全国妇联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占所有农村儿童比重达37.7%，占全国儿童的比例为21.9%。全国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性侵、溺水等威胁。（据中国青年报）

　　本来对农民来说是极好的事情，一旦处理不好，反而变成了坏事。　　我们在豫东后村调查时，办事处的一个主任对我们说，“现在基层越是好事越难办!”我们甚为惊讶。应当说现在不向农民收税了，也不向农民收各种集资了，政府正在大力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基层的事情也应当好办多了，毕竟政府是在提供各种服务。然而事情并非想象的这么简单。　　低保悖论　　在后村，低保的名额分配按照

　　下面的内容，因版面限制，专访弘毅生态农场的文章发表时没有采纳。但下面的对话内容非常重要，特在这里发表。我们希望全社会共同关注生态农业，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实处。在技术上，我们将毫不保留地给国家贡献我们的知识，对于生态农业技术，我们非常自信。目前我们将几种精力解决杂草问题。 　　6月30日，蒋高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农场创办过程中的苦与乐，通过他的话，读者可以更直观

　　在现有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下，市场经济“黑色”化的趋势是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较为普遍，弱势的小农除了上访，还是只有上访。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上访，是因为农民利益受损害。那2003年以来，中央出台了越来越多的给农民钱的“优惠”政策，农民应该不会上访了。可农民上访的势头依然很猛，且有了新发展。结合在农村多年调研经验，下面讲几个故事来说明

学界普遍认同的“合作社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半”的市场与社会环境下，合作组织的命运多桀也在情理之中，非人力所能为也。对此，何慧丽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她后面走的是两条路：一是力推要发育农民的合作文化。二是她也有意推动企业家们参与城乡互助的实践中来。合作文化之构建，需要一种新型商业观的支撑。见利忘义，无法让农民去生产真正的绿色产品的。因此，构建合作文化，即是要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人的生命意义系统，将人们从欲望的鸿沟中拉出来，使大家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不在无止境的金钱追求上，以此为基础，作为生产者的农民，才能在“修身”中“换位思考”，为消费者着想，通过诚实守信来重构与消费者的关系，生产出真正的绿色产品。

根据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看，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原因在于全球三大资本 ：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三大资本促使农业生产过剩，直接导致当下农业生产的双重负外部性。小农农业要实现自我循环，几乎只有一个办法：把各种与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装进综合性的大产业，农民才能在其他细分产业领域获取利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帮政府种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农业的各种问题，包括生态环境恶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乡村则越来越滞后，农民越来越不肯从事农业，农业和乡村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伴随着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农民离开的也就越彻底，乡村自然愈发凋蔽，成为“空心村”，而城市则愈发繁荣。“三农”问题并不是三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三个相辅相成、彼此关联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其自身和其他两个问题。在乡村建设重新兴起的当下，仍是如此。唯有兼顾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与城市实现公共福利共享、农民的自觉和主体意识得到提高，乡村建设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内容提要】受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存在差异。由“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切入中国农村，可划分出团结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种村庄理想类型，且三种类型村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区域性，南方地区以团结型村庄为主，北方地区以分裂型村庄为主，中部地区以分散型村庄为主，形

报告称，18亿亩红线改变并不会影响粮食安全。其实如果单纯从供给需求的市场规律来说，这种假设是成立的，但首先，现在并不存在一个如上所述的完美市场；其次，粮食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单纯的产品，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货物具有战略意义；再次，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接近5.9亿吨，在全球的交易额是3亿吨，如果中国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恐怕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全球出现粮食危机，各国首先要保障的必然是本国的粮食安全，限制出口。报告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作者的质疑在于，首先，农业农村的问题不是单维度的，而必须是多维度的。土地布局的全国范围内变化实际上将是非常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但这种目前我们能否预知到这种社会经济变革对未来产生的影响，还是一个很大问题。

　　“一票否决”和“责任状”制度的泛滥，逼迫乡镇干部成了“实事求是”天天挂在嘴上，“欺上瞒下”时时落实在行动上的一群“怪人”。　　最近，有两位乡镇干部的“异常”举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一位是四川省泸州市28岁的赵副镇长，他在辞职公开信上说，辞职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且工作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每

　　城镇化需要土地，而无地可用已经成为让许多地方头疼的心病。面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破”与“守”，争议从未中断。近日，金融四十人论坛在全国城镇化会议召开之前提出了《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报告，建言放弃死守红线。　　在这个报告里面，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粮食安全，一个是土地资源全国配置。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讨论之处。　　首先，中国的粮

　　“新一届政府以新型城镇化为重大发展战略意义深远。”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表示，城镇化将是中国保证投资增长、解决生产过剩与就业压力等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合理选择。　　他也特别强调，未来的城镇化一定是要跟得上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道路，和县域经济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

　　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曾有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十八大后，中央正式确立“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改革目标，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之一。　　位于从化吕田镇的狮象村，是广东最贫困的村庄之一。2011年3月，星河湾集团捐资1.19亿元作为扶贫资金，经过两年建设改造，狮象村村民住进楼房的梦想变成

距北京将近2000公里路程的湘西北土家族乡村洛塔，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区。毛泽东主政的年代，村民们与石头山做抗争，堵河引水、开山造田，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典型。(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