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记忆中的故乡，有着美丽的风景，自足丰裕的农副产品，人们互相帮助却也互相竞争，虽算不上世外桃源，但人们和自己的家人随便而散漫地过着日子，平常而平静。2011、2012年，我能强烈的感觉到我的故乡正在发生巨变。越来越多得听到人们在说现在是黑白颠倒的世道，甚至听我妈深深叹息说，希望能早点搬离此地，此地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因为邻村开始征地拆迁，建房热拉动了经济，也让人们的心开始躁动。因为拆迁有补贴，所以，村里的人们等着拆迁令一下来，马上建房、栽树、搭棚子、水泥化稻场。在丈量将被征地的面积、清点树苗以及地面建筑时，村民们体会到了冷硬而残酷的游戏的规则，有人可以通过关系得到额外的铺贴，在这一瞬间，人们感觉到了差异，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村民间的隔阂就这样产生了，甚至仇恨。人们从未如现在这般看重钱，或说如现在这般斤斤计较分厘必争。为了几棵树几十年的邻居闹僵翻脸变成了常事。

从此以后，村里人消费观的改变，村里年轻人的离婚率也大大增高了，人们不想想未来，其实也没有能力想未来。

我可爱的村庄还未来得及适应已被改变，我喜爱的人们心还未来得及反省已冷漠，我还未来得及好好感受，很多东西已经消失。

35年前，分田到户的冒险尝试，让小岗村民尝到了自由支配土地的甜头。35年后，小岗人又开始为土地集中焦虑起来。目前，全村五分之一的连片耕地已经流转给到村办企业，剩下大部分的耕地也被纳入各种园区规划。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小岗村15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接受资本和技术的双重洗礼。但在农业现代化和工业跃进的财富蛋糕中，小岗村民能切到多大的份额，仍无法预知。

学界已有的村庄结构研究包括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农村以及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本文作者对村庄结构的区域差异成因总结为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两个方面，并比较了华南、华北、长江流域、西北、东北等地农村。

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作者针对这三种村庄对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讨论。

各种现代性的革命力量在改变着村庄的社会结构，国家越来越有能力垄断所有的公权力，使传统的血缘与地缘组织合法行使暴力的空间没有了；宗族和村庄的公共财产被没收后分给农民，最后归并到集体，族田和族产被分掉了。

于建嵘以前老大不喜欢大寨、华西、南街等村子，有一次我和他争论得很激烈，我要他去看了以后再批评人家。结果他就去了大寨，看了大寨和周围的村子，深受启发，觉得大寨的道路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南街，在南街待了五天，快走的时候让我跟南街联系，说要见王宏斌。我就跟王宏斌打电话，王宏斌就接见了于建嵘。于建嵘很感慨：“我们懂的王宏斌都懂，王宏斌懂的我们不懂。”过几天于建嵘跑到华西村去了，在华西村待了一个星期，跟我说要见吴协恩。见到吴协恩了，最后回来于建嵘就和我说，坚持集体所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巩固村社共同体的主体性，是农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一个选项。

尽管已经上报全国人大待审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将对农村土地征收相关制度、补偿做出重大调整。不过，十八大之后，作为全国土地主管部门的国土资源部，在深化土地改革方面，似乎要走得比“提高征地补偿、完善征地程序”更远。

目前，国土资源部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在年底之前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情况进行验收检查。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颁证覆盖率已经达到86%。而农村土地确权则是在土地领域深化改革的技术性基础上进行的。

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轮圈地运动为肇端，便逐渐形成了新世纪以来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加之，中央层面的过剩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便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高涨。

政府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异化于在地产业资本，各地政府越来越少地依赖本土产业资本的增值分享，越来越多地青睐没有社区负担的外资。

经济在发展，城市要扩展，城市建设用地一定要增加。农地转为非农使用具有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以为农地一转为非农使用就可以形成巨大价值，以至于以为，只要取消当前加诸土地之上的用途管制，就可以凭空产生巨大的财富。以此并不存在的财富来设想设计城市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就一定会犯大错误。

虽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村庄人口却发生了极大变化，有一些承包土地的村民早已离开村庄进城，不仅经济关系离开了村庄，而且社会关系也大多移出村庄，还有相当数量农民外出务工。无论是永久进城还是临时外出务工的承包有土地的村民，他们都不愿轻易将土地权利转让出去，而只是临时性地将土地流转给邻里亲朋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