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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胡星斗《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一文(二)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 2009-02-05 · 来源:乌有之乡
胡星斗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无知、无赖、无耻文人的疯狂表现  

——简评胡星斗《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一文(二)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  

一,胡风写给中共中央的30万言意见书是公开了的,是不可能有什么人可以断章取义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也是公之于众的,当时的广大的党员、广大的群众都是看到的,不是什么暗箱操作,不是什么阴谋诡计。胡风的案子是不是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国人民是有发言权的,是直接参与评判的。  

二,胡风看到形势不妙,对自己很不利时,是写过《我的声明》和《我的自我批判》的,这说明他对自己所写的那三十万言书理不直气不壮!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呢?这种认错是不是转攻为守的一种手段呢?是不是真的认了错就不应该批判了呢?我想这些问题读者都会做出合理的回答的!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有人就对自己的错误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永不翻案”之类的话,是不是可信呢?事实充分证明“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两件事虽然不同,但是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三,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文化部、中宣部,到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没有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持反对意见,就是后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的邓小平在当时也是拥护的,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是应该相信胡风个人呢?还是应该相信各级组织!毛泽东是应该相信胡风的辩白呢?还是相信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舒芜上交的那些黑纸白字!毛泽东认识、分析事物的能力和水平就那么低吗?林默涵、邓拓、周扬、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董必武、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等等,他们的职务级别一个比一个高吧,他们的认识水平就都那么低吗?毛泽东逝世后,翻案风盛极一时,胡耀邦就说过:“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邓小平关于胡风案的认识的水平为什么一下子就高了起来呢?当时在胡风案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胡耀邦怎么也一下子成了权威呢?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分析和认识事物的能力真的是突飞猛进了吗?胡风案得到“平反”不是什么值得令人惊讶的事情,地、富、反、坏、右不是也都平反了吗?难道地主、富农就没有压迫剥削过穷人吗?难道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就不存在吗?中国的社会就真的就那么和谐吗?如果真的如此,没有压迫剥削,没有坏人,中国岂不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嘛!事实却不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到了醉翁之意、项庄舞剑、司马昭之心!在这里需要提一提一个名叫王文正的人,与人合作写了《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自称“参加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工作”,又称“亲历了整个‘胡风专案’的全过程”。他把审判胡风案的过程说的一无是处,什么“拘捕胡风是在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之前。那么,当时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门的决定?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什么“没有一份文件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什么“说是完全没有政策也不全对,这个政策是在一种秘密的情况下传达的”,这个王文正记录了这个秘密传达的六条政策等等,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王文正认为此案有那么多不合理之处,有那么多不合法之处,如果在当时就提出这些疑问,那么他是一名很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可是他当时并没有提出任何的不同意见,现在却站出来振振有辞,这不是令人深省的吗?此人给我的感觉起码是是很滑稽的,是有些善于变色的。这样的人看来不止一个。  

四,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由此可以看出,此案原来的定案和平反后的判定在于“反革命”言论和“错误言论”以及“集团”和“宗派活动”的区别。这样的区别是很耐人寻味的,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这是过了八年之后,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通知,而不是由公检法司等法律部门经过法律程序完成的彻底平反,同样是耐人寻味的。根据 1980年7月21日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说,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需要说明“触及2100人”和“牵连2100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切的认为,胡星斗说什么“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纯属造谣污蔑!现将毛泽东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示极其注释等附于此处,那些注释可以使我们比较清晰的了解胡风案的发展过程,请读者阅读分析,同时也请各位读者再次体会毛泽东那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伟大思想:  

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1〕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一  

刘、周、邓〔2〕即阅,退陆定一〔3〕同志,照办。  

···  

毛 泽 东  

一月十二日  

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4〕。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5〕,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6〕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随《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一、二号合刊附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4〕 见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5〕 指胡风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6〕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号)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载《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三号)。

   

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1〕(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  

刘、周、小平〔2〕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3〕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 泽 东  

一月十五日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胡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主要内容是:一、一九五四年七月我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1〕材料的批语(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一  

周扬〔2〕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3〕,请你和陆定一〔4〕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二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5〕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6〕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毛 泽 东  

六月六日  

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7〕各一份,(朱、林、陈云〔8〕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三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八日上午八时  

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  

四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9〕,两条按语〔10〕,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毛 泽 东  

六月十二日二时  

五  

尚昆〔11〕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12〕,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  

毛 泽 东  

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参见本册第113页注〔1〕。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3〕 指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写的编者按。见本册第112——113页。

〔4〕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5〕 指《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

〔6〕 陈伯达、胡乔木,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7〕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老,即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8〕 朱,指朱德。林,可能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9〕 指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见本册第168——170页。

〔10〕 指毛泽东为收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补写的两个按语。见本册第171——175页。

〔1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12〕 这篇序言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

   

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1〕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一九五五年五月)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编委。一九五四年七月,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系统地陈述他对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同年四月前后,胡风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被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于五月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此写了这篇编者按,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一九五五年六月将陆续发表的三批材料编印成书,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一九六五年,胡风被判处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一九六九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一九七八年底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从平反之日起恢复原工资待遇,本人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作结论,并由原单位妥善做好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凡经过法律程序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一九八一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一九八五年五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了通报。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报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意见。关于“五把刀子”问题,补充通知说,“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关于“宗派活动”问题,补充通知说,“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补充通知说,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  

陆定一〔1〕同志:  

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2〕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3〕,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此件用后退毛。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五人小组组长。

〔2〕 指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办公室专门理处“胡风集团”问题。现已在高等院校和市属机关、人民团体中发现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有六人,并发现了若干可疑线索。对其中问题严重的人,已令其停职反省,其余的正在继续调查了解。

〔3〕 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  

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1〕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  

刘、周、邓小平、彭真〔3〕阅后即发。  

毛 泽 东  

六月三日  

二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注 释  

〔1〕 参见本册第113页注〔1〕。

〔2〕 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指示稿中加写的第六条。此外,在指示稿第一条中,讲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是好人”中的“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百分之九十几”;在讲到“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时,毛泽东在“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号写了“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在指示稿第五条讲到各省市委应一律成立五人小组来领导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一段的后面,毛泽东加写了“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序言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选辑)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一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二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它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四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五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欧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六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   

七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0-167页

   

 1980年9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 1988年6月1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说明,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众所周知,小说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很重要、很说明问题的。各位读者请允许我引用两篇文章的部分内容,篇幅有些长,我认为会对我们了解小说《刘志丹》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篇名为《小说〈刘志丹〉的作者谈阎红彦上将》的文章写到:  

李建彤称阎红彦当年在山西搞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当地站不住脚。西渡黄河到陕北,还是站不住,又逃到陕甘(延安以北叫陕北,以西称陕甘),来投奔刘志丹。当时,刘志丹的队伍住在三家塬,阎红彦见刘志丹有一伙人马,还有块根据地,就搞突然袭击,缴了刘志丹队伍的枪,把刘志丹的人杀了一批,夺了刘志丹的权,把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开除了。书里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李建彤不肯明说,就写得像是发生了一场误会,对阎红彦也是化名来写的,表面上并没有把他往路线上联系。为这事还访问过阎红彦,他到北京开会,住在前门饭店。他自然反对写这本书。对党内斗争也说得吞吞吐吐。阎红彦只是说“你不要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他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其实他的队伍也是这样的。但阎红彦说,他们的队伍成份好,纪律好。听着也没什么,虽然他说不清楚老百姓为什么拥护“为害一方”的刘志丹,反对他这个“为民除害”的阎红彦,我也不想细问。但他又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我就特别反感了: 都什么时代了,他还是这么种态度!我心想,过了这么多年你还这么想,这哪儿还像是革命同志的感情?其实阎红彦的队伍也抢人,也搞女人。不抢人,吃什么?不搞女人,如何发泄?他把刘志丹搞垮了,自己在陕甘还是呆不住,又带着队伍跑回陕北,就这么乱窜。小说写他打仗勇敢,并没有说他犯了路线错误。他怎么就是路线正确?谢子长负伤,也用鸦片治疗。没有别的药嘛。没有饭吃去“筹粮”,说得好听点儿是“借”,难听点儿就是“抢”。红军打土豪,还要洋钱(银元),现在叫“绑票”,把人抓起来,叫家中拿钱赎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不交钱就撕票。那时叫“筹款”,还不是抢?“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现在的年轻人听着,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来你们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呀!现在宣传的都是红军纪律如何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红军早就饿死光了,哪还有今天。  

高岗从西安来到陕甘,他是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支持刘志丹,刘志丹的队伍又发展了起来,建立了红二十六军,打到陕北,陕北和陕甘连成一片,全红了。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也从陕南转移到陕北,他们在陕南作战时,把杨虎城派去联络的张汉民团消灭了,还带了一个活口,到陕北来指认反革命。陕北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利用了这一点,重操故伎,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都抓了起来。逮捕令误送到刘志丹手里,他满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来,也可以调兵内讧,但他没有反抗,主动投案,和那些人讲道理。这次肃反,杀了六七百人,把知识分子几乎杀光了。要不是中央红军赶到,刘志丹他们的命也保不住了。这些事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了。但是《刘志丹》小说中还是把他们当正面人物来写的。中央点过名的,就按决议精神写,用的假名,也没有丑化。张汉民已确定为革命烈士,有的回忆录还把消灭张汉民当作“战功”,引起一片抗议。有的把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写成和红二十五军会师,陕北干部感到不平。他们反宾为主,把陕北红军几乎搞光了,怎么一字不提呢?但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我们也绕开了。中央确认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阎红彦们挨了整,憋了一肚子气。高岗出事了,他们想翻案没有翻过来,就借小说《刘志丹》出气。向康生吿发,无非是想说他们是“正确路线”。我看过《毛泽东选集》中附录的中央决议,知道陕北也有路线斗争,但不了解都是哪些人挨了整,只感到战争年代,斗争有它特殊的复杂性,中央又做了结论,问题已经解决了。谁知不是那么回事,两边都还憋着劲儿。被批评的口服心不服,有的口也不服,时刻想翻案;当时被肯定的老怕人家杀回马枪,当年被整得太惨,没有报仇,有委曲,有的人还在暗中较劲。中央西北高干会议看似解决了问题,又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中央可没心思再开第二次西北高干会。再挑起纠纷,就觉得你不识抬举。现在回头看,问题一发生,李建彤就处于劣势。阎红彦当过二十几军军长,根本不把李建彤当对手。他想翻案,撇开历史是非,紧抓政治要害,揪住小辫子不放,硬坐实你为高岗翻案,反正都没有看过书,也好糊弄。先将你置于为自己辫诬的地位,叫你没有还手之力,就把她彻底孤立了。等到哪天查清楚,人家的目的早就达到了。历史是非问题一变而成为政治问题,而且又切合阶级斗争主题,就只能挺着挨打了。  

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辩:我写的是历史,又不是写高饶联盟,怎么是翻案呢?笔记本也不交,中央追得紧,她就用墨笔把一些谈话内容抹掉了。办案人员问她为什么这样干?她说:“我要保护一些人。”坚不吐实,顽抗到底。她说有理走遍天下。当年肃反,他们告发、杀害了那么多的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来了,刘志丹也让他们杀了。他们算什么正确路线?  

……  

文革后李建彤要求平反时,习仲勋已经复出,但还没有分配工作,他的夫人还极力反对李建彤申诉:“人刚出来,你又闹翻案,再折腾进去怎么办?”中央发出58号文件为《刘志丹》案平反后,稿子在原来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只出了上卷,就是工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那个版本。后来,李建彤听一些老干部的建议,又重新写了一遍,写成三卷,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次写的,路线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突出了。以前还有所顾忌的事情,现在是撕破了脸,放手去写了。阎红彦那一派又告了一状,中央成立了调查组,重新调查。最后胡耀邦决定停止发行。也许是不想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息事宁人吧。(看来,写小说是不是能反党姑且不论,但写小说整人与被人整是确凿无疑)  

有一篇《何家栋访谈:关于小说〈刘志丹〉写作的前前后后》,这里有些文字与《小说〈刘志丹〉的作者谈阎红彦上将》相同,当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希望读者耐心读完。该文写到:  

阎红彦当年在山西搞了一支游击队,在当地站不住脚。西渡黄河到陕北,还是站不住,又逃到陕甘(延安以北叫陕北,以西称陕甘),来投奔刘志丹。当时,刘志丹的队伍住在三家塬,阎红彦见刘志丹有一伙人马,还有块根据地,就搞突然袭击,缴了刘志丹队伍的枪,把刘志丹的人杀了一批,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刘景范也开除了。书里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我也不明白,问李建彤是怎么回事,她不肯明说,就写得像是发生了一场误会,对阎红彦,也是化名来写的,并没有把他往路线上联系。我曾为这事访问过阎红彦,他到北京开会,住在前门饭店。他自然反对写这本书。对党内斗争也说得吞吞吐吐,我没有什么路线意识,以为这是党内秘密,不想多问。阎红彦只是说“你不要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他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其实他的队伍也是这样的。我对他们之间的斗争本来没有特别的倾向,这时阎红彦说,他们的队伍成份好,纪律好,我听着也没什么;虽然他说不清楚老百姓为什么拥护“为害一方”的刘志丹,反对他这个“为民除害”的阎红彦,我也不想细问。但他又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我就特别反感了: 都什么时代了,他还是这么种态度!我心想,过了这么多年你还这么想,这哪儿还像是革命同志的感情?其实他的队伍也抢人,也搞女人。不抢人,吃什么?他把刘志丹搞垮了,自己在陕甘还是呆不住,又带着队伍跑回陕北,就这么乱窜。小说写他打仗勇敢,并没有说他犯了路线错误。他怎么就是路线正确?谢子长负伤,也用鸦片治疗。没有别的药嘛。没有饭吃去“筹粮”,说得好听点儿是“借”,难听点儿就是“抢”。红军打土豪,还要洋钱(银元),现在叫“绑票”,把人抓起来,叫家中拿钱赎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不交钱就撕票。那时叫“筹款”,还不是抢?“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现在的年轻人听着,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来你们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呀!现在宣传的都是红军纪律如何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红军早就饿死光了,哪还有今天。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刮得那么凶,也不是“群众自愿”的。大概是“打土豪”发展上来的“革命传统”吧。
    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秘书组长李原,在《百年潮》2003年第3期上发表了《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现在也附录于下,共读者分析参考。  

小说《刘志丹》是刘志丹的一位亲属撰写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它经历了一个1962年被否定——1980年被肯定——1986年被最终否定的过程。  

1962年,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过批评意见。笔者当时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阎红彦的秘书组长,在1962年前后一段时间,直接间接地接触过有关的若干历史资料,现在如实摘要披露,供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参考。  

阎红彦赞成为刘志丹写小说并建议作者修改样书  

阎红彦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是《刘志丹》一书许多主要内容的重要历史见证人。他参加过1927年我党领导的西北地区最早的清涧武装起义,1930年曾和刘志丹、谢子长一起从事兵运活动。1931年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后因山西环境险恶,他率领晋西游击队转移到陕北,同年11月和刘志丹领导的武装会合。在这个基础上,1932年初和谢子长、刘志丹共同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他们三人先后担任过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这时,阎红彦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打击迫害。1932年年底,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先后奉派到了华北和苏联。中央进驻瓦窑堡不久,阎红彦从苏联携带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的密电码回到陕北。这时谢子长已经牺牲。1936年,阎红彦任红三十军军长,又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一起东征抗日。同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中不幸牺牲。1941年5月,高岗当了西北局书记。他为了继续攀升,便夸大西北革命历史和个人历史,掩盖自己的历史污点。对了解他历史底细的阎红彦,高岗先是封官许愿,拉拢利诱,要阎红彦为他作伪证。被阎红彦当面揭穿、严词拒绝后,高岗利用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和1945年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机会,对阎红彦进行诬陷和斗争。因为没有事实,斗不下去,最后康生在会上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阎红彦为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严重问题,并要求记录存档。1954年高岗反党篡权面目暴露后,中央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对高岗的原则性斗争。中央认为,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公开向阎红彦赔礼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阎红彦一贯赞成宣传刘志丹。他在回忆录中也实事求是地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刘志丹。为了宣传好刘志丹,阎红彦接受过这部小说作者的访问,介绍了刘志丹的许多历史故事。但直到《刘志丹》(上卷)即将公开出版发行时,他并未看到送审样书。 1962年7月21日 ,阎红彦从昆明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途经北京时,在闲谈中得知一位老战友收到了《刘志丹》(上卷)样书,阎才知道这部小说即将出版。  

阎红彦随即借来样书阅读。之后,作者送来征求意见的样书,并且一面解释未给阎红彦送书的原因是他不在北京,一面对阎红彦说:书马上就要出版发行了,你有什么意见,等再版时可以考虑。阎红彦有重点地看了一些章节,发现有些重大问题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作者随意虚构的,便打电话,请一位西北老同志转告作者,他认为小说需要修改,建议暂缓出版。  

阎红彦在7月22、23日两天继续看这部书,然后致信作者说,他赞成写一些合乎实际的有教育意义的文章来纪念志丹和其他同志,但《刘志丹》事实上是用小说的形式来总结西北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到许多原则性的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有许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我不同意发表。  

看得出来,阎红彦当时是企图通过老同志施加影响和规劝作者商量修改这部小说,希望把小说写成在原则问题上符合历史事实的作品。他没有想到, 8月3日 他从北京来到北戴河后,发现《工人日报》已于 7月28日 开始连载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并加了按语推荐此书。8月16日,又从《人民日报》广告栏看到《中国青年》杂志当期要目中,有《刘志丹》内容介绍和摘登。于是阎红彦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8月5日 《工人日报》停止连载。 8月17日 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给阎红彦转来《中国青年》关于刊登《刘志丹》的情况说明。两家报刊刊发这部小说和有关的情况说明,使阎红彦深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党内会出现如此令人感到意外的情况:明明书中涉及到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为什么不给了解陕北历史并有直接关系的同志看看,而要急急忙忙在报刊上连载和出书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难免使他产生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这就动摇了他只是希望在规劝作者进行修改这个层面商量解决问题的信心,他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程序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国青年》目录的第二天, 8月17日 ,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简要地叙述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并说,如有必要,此信可以转书记处同志看看。阎红彦从 7月21日 到9月初看完样书全文后, 9月3日 又致信杨尚昆并书记处。他寄希望在西北老同志的范围内商量修改这部小说,于是提出两条积极的建议:1,将此书发给参加十中全会的西北老同志看看;2,由中央宣传部仅就这本书组织一次座谈会,因为大家没有时间详谈西北历史问题,建议用3、5天时间谈谈该书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  

阎红彦信中提出的具体建议并未被中央采纳。他不知道,在这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已直接介入此事。康于 8月24日 致信杨尚昆,要书记处处理《刘志丹》的问题。同时,康生已通知出版社赶印小说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8月26日 至 9月23日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 9月24日 至27日,正式举行十中全会。在小说提交中央会议以后,阎红彦和其他西北老同志分别在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小组会上对这部小说各抒己见。 9月8日 ,阎红彦在西南小组会上提出对小说的批评意见。后来又在小组会上介绍了出版社和其他有关同志提供的一些背景材料。  

阎红彦对《刘志丹》样书提出的主要意见   

阎红彦在看了部分章节特别是看了全书及有关的背景材料后,通过写信和在小组会上发言,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的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阎红彦在9月3日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我觉得小说《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上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所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这里说的边区高干会,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由于有些同志对这个会议总结的边区历史问题存在不同意见,1945年7月又专门召开了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  

根据现存历史档案材料,阎红彦在延安时明确地指出过,高岗夸大边区历史,一是夸大西北党的作用。陕西有革命传统,但他夸大为大革命时期南有广州,北有西安,把西北革命在政权、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成绩都加以夸大,有许多不合乎事实。高岗把1933年以前的陕甘红军说成在经济、政治、军队、群众工作各方面都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经验,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那时陕甘红军的许多做法不是也不可能是离开中央的精神由自己创造的。比如古田会议决议对陕甘红军有很大影响,但检查西北历史时并未提到。关于怎样打游击、建立士兵委员会、做政治工作、设立指导员等,都是向中央学的。还有许多制度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二是夸大陕甘游击战争。高岗把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时间从1932年1月提前为1931年10月,与事实不符。高岗说陕甘游击队发动了旬邑、淳化、三原、耀县等地农民的各种斗争,把这些游击区夸大为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区,还把南梁堡、马兰等属于游击活动范围的几个小地方加以夸大。三是夸大高岗个人的作用。尽管高岗1942年9月要求阎红彦为他伪造个人历史作假证的阴谋已被当面揭穿,高岗在会上仍然吹嘘陕甘红军和根据地是他领导创立的,而全然不顾他始终不是陕甘游击队领导成员的事实。  

在阎红彦看来,他和高岗的分歧,无非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和伪造历史、歪曲事实之争。1954年以后,高岗的面目已经暴露,中央对自己也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被高岗歪曲了的历史自然也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他没有想到,为什么一部小说又把那些原则问题重新提出来呢?被高岗篡改了的西北革命历史,为什么在这部小说里重新得到肯定和宣传呢?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  

阎红彦在西南小组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对书稿的第二条主要意见。刘志丹是他所熟悉的西北革命领袖,小说却硬把他写成一个全国的崇高领袖人物。书中编造许多当年刘志丹不可能具有的思想和看法,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赞成革命的正面人物。甚至说读中学的刘志丹就早于毛泽东十多年提出“中国到何处去”的问题;大革命前的刘志丹就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农民问题,武装问题,巩固革命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党内迁就资产阶级问题,等等;1928年的刘志丹就提出了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先农村后城市等根本观点。好像毛泽东提出和解决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只是验证了刘志丹思想的正确性。还把陕北写成“二江西”,把永宁山与井冈山、桥山山脉与罗霄山脉相提并论。而永宁山不过是一个小山头,因为是刘志丹的家乡,他在那里当过国民党民团团总,就把它说成是“红色堡垒”,是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阎红彦的疑问,他致信杨尚昆谈的看法,很快从工人出版社《刘志丹》一书的编辑那里也得到了答案,得到了证实。这个材料还涉及到阎红彦没有作为重点问题提出来的小说存在的第三个问题: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以及其他老同志。这家出版社关于《刘志丹》写作过程向杨尚昆、安子文的报告中说:在开始阶段,工人出版社参与写作的人员曾对一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有过不同的意见,也同作者有过一些争议。比如,把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根据地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等重要理论,都搬到刘志丹身上。而且提出的时间,往往在毛主席之前。我们修改过来,作者又修改过去。比如,我们曾主张把刘志丹搞军事活动中一些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来。作者不同意,他认为这样写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又比如,大家认为对谢子长写得薄弱了,提议加强对谢子长的描写。作者借口没有材料而拒绝。后来把我们直接收集的材料加进去,作者又说这些材料未经过核实,不可靠,写进去要犯错误。再比如,发现阎红彦发表过的文章与《刘志丹》书稿的观点、史实不一致,作者说,不管它,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对阎红彦进行人身攻击。在对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对刘志丹的父亲的描写等问题上,也有过一些争论。这个报告还谈到了另外一些情况。阎红彦在发言中说:如果只涉及到我自己和在这个地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个人问题,《刘志丹》这本书我也同意发表。问题在于,在对刘志丹本身的宣传上,它也是违反历史事实,违反历史观点的。  

康生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和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表态  

康生围绕《刘志丹》问题搞的阴谋,笔者和阎红彦身边工作人员是从他制造的这个大错案得到平反以后,通过一些出版物获悉的。 1962年8月24日 ,康生致信杨尚昆。一是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二是要出版社赶印小说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提交中央会议审查。这就把问题提到了直接由中央审查处理和中央会议的日程上。对书稿的内容,康生一接触到这部小说的问题,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小说”。这就把一个本来只涉及到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西北革命历史这个范畴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和1954年高岗反党反中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问题联系起来。   9月24日,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话强调阶级斗争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这里说的小说,就是《刘志丹》。从此,此书正式被中央否定。康生又借助全会公布的中央前几年收到的其他揭发材料,把有的西北老同志列为审查对象。中央正式立案审查。康生任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对无辜的同志进行旷日持久的残酷迫害。这次全会结束前,康生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阎红彦和康生对《刘志丹》小说的立场和态度有本质的区别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阎红彦和康生对《刘志丹》样书的立场和态度存在本质的区别。康生,一是他并不了解西北历史。二是他一介入,就把小说定性为“反党”。三是此人一贯整人。他的问题是利用职权整人,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阎红彦则完全不同。  

一、如本文开头所述,阎红彦是《刘志丹》一书许多主要内容的重要历史见证人。他是刘志丹的老战友,对刘志丹很熟悉,很尊敬。他深知高岗的历史和为人。他为了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西北革命历史,同高岗进行过长期的原则性斗争。早在1945年,他就正式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过,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历史证明他对高岗的看法完全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也是被中央明确肯定的。可见,他对《刘志丹》一书是有发言权的,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二、出于对党对历史负责以及对作品和作者负责的态度,阎红彦先是有重点地阅读了一些章节,然后又在二三十天内抽出时间看完全书以后,才在 9月3日 致信杨尚昆并书记处,阐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阎红彦还找到熟悉文艺工作的老同志(如任白戈),专门就党史人物传记文学作者在重大史实上是否应该实事求是,是否允许虚构进行请教和切磋。  

三、阎红彦对书稿提出意见,目的在于建议作者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成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符合历史事实的作品。他希望修改的主要是那些“违反历史事实、违反历史观点”的原则问题。这个意见是中肯的,对作者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阎红彦在 9月3日 信中提出的两条具体建议,应该说是积极可行的富有建设性的。如果没有康生介入,而考虑他的建议,请参加中央会议的西北老同志用三五天时间就书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座谈,就有可能对许多问题取得共识,提供小说作者参考;即使对有的问题暂时不能取得共识,也可以建议作者在作品中暂时回避。这样,小说样书存在的问题是完全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的。康生介入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是阎红彦始料不及的。  

四、阎红彦发现书稿存在问题需要修改,在对作者提出建议和希望老同志施加影响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他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反映自己的意见,应该说这是行使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程序的。在书稿被提到中央会议上以后,他在小组会上陈述己见,也是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小说《刘志丹》从1980年被肯定到1986年被最终否定  

……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小说《刘志丹》作者、有关人员和受牵连人员备加摧残,使更多人受到株连。为所有这些无辜人员平反是理所当然的,非常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了小说《刘志丹》。 1979年7月14日 ,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于是,三卷本小说《刘志丹》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本来人们期待着看到一部可信之作。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正视1962年书稿本身确实存在的问题,未能正视有的西北老同志提出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应该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见,未能遵循党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修改,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作品带来一种不可逆转的后果:它一面世,便被了解历史的读者发现,这部小说描绘的一些历史是不真实的。作者一面随意抬高某些人,一面对刘志丹的许多战友、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恶意进行攻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引起社会舆论和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人们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这部小说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同志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总书记就上述意见作出报告。 1月12日 ,胡耀邦总书记对冯文彬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央同志审阅和批准了的文件。有关党员同志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薄一波在1994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小说《刘志丹》1962年送审样书时说:应该指出,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品本身是有缺点或错误的。因此,曾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中,有的对它提出批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却别有用心,制造了一起大错案。至于1984至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刘志丹》涉及的政治领域中的是非问题,中央领导已明确指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段历史做了一个概括的总结。  在《刘志丹》一书被否定——肯定——最终否定的过程中,单就文学创作而言,涉及到一个本来就十分明确的原则。这就是胡耀邦 1986年1月12日 批示中所说,党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作品,“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为由而否定这个原则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我想读者看过上面三篇文章后一定会有自己的认识。现在把我的看法提供给读者参考:  

一,出版社将小说《刘志丹》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送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审查,在会议期间有数百人看到了这篇小说,阎红彦和有关同志都对这部小说发表了意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的观点,从中央到地方以及亲身参与过陕北革命斗争的中央委员们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到现在为止,只是小说的作者和编辑出版社有关人员对此持反对意见,由此可见,对小说《刘志丹》持否定意见的是大多数!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小说《刘志丹》的要害问题,难道说错了吗?哪一个人能驳倒!  

二,小说《刘志丹》不等于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是位英雄,就是有缺点,也是一位英雄,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定论。小说《刘志丹》是文学作品,是有严重问题的文学作品。过去,因其有歪曲历史等严重的问题,而说它反党,毛泽东逝世后,胡耀邦为小说《刘志丹》平了反,虽然不说它反党了,但是却无法否认小说《刘志丹》存在的严重问题。请读者认真的想一想,一个有关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一个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存在着“有些重大问题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作者随意虚构的”,“《刘志丹》事实上是用小说的形式来总结西北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到许多原则性的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有许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的领袖”,“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这些语言里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李原在他的文章里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阎红彦一人而是许多亲身经历者也是持有这样的观点。小说《刘志丹》中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反党,我想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能够否定这些观点的有说服力的材料。  

三,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说过 “我写的是历史”。《刘志丹》这部作品到底是小说还是其他什么文学样式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但是对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不能戏说的。如果是人物传记、纪实之类的作品是要完全尊重历史事实的,不能允许有半点杜撰。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这是作家最基本的常识。另一方面,如果说作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的东西是历史,那么多参加过陕北革命的老革命的亲身经历难道就不是历史吗?任何时候也不能说作者李建彤写的东西是历史,别人的亲身经历就不是历史!  

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话:  

其实阎红彦的队伍也抢人,也搞女人。不抢人,吃什么?不搞女人,如何发泄?(……此处笔者省略)谢子长负伤,也用鸦片治疗。没有别的药嘛。没有饭吃去“筹粮”,说得好听点儿是“借”,难听点儿就是“抢”。红军打土豪,还要洋钱(银元),现在叫“绑票”,把人抓起来,叫家中拿钱赎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不交钱就撕票。那时叫“筹款”,还不是抢?“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现在的年轻人听着,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来你们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呀!现在宣传的都是红军纪律如何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红军早就饿死光了,哪还有今天。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小说《刘志丹》作者何家栋的话:  

阎红彦只是说“你不要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他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其实他的队伍也是这样的。(……此处为笔者省略)谢子长负伤,也用鸦片治疗。没有别的药嘛。没有饭吃去“筹粮”,说得好听点儿是“借”,难听点儿就是“抢”。红军打土豪,还要洋钱(银元),现在叫“绑票”,把人抓起来,叫家中拿钱赎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不交钱就撕票。那时叫“筹款”,还不是抢?“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现在的年轻人听着,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来你们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呀!现在宣传的都是红军纪律如何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红军早就饿死光了,哪还有今天。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刮得那么凶,也不是“群众自愿”的。大概是“打土豪”发展上来的“革命传统”吧。  

不知各位读者读了上面两段大同小异的话后有什么感想,我认为,革命队伍创建初期,鱼龙混杂,共产党里有坏人,红军里面也有坏人,这是无须讳言的。但是这只能是局部现象,是支流,红军队伍里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劳苦大众,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小说《刘志丹》的两位作者把红军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当作全局问题来说,把红军队伍中的支流问题当作主流问题来说,把红军说成名为“打土豪”,实为“抢”、“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绑票”、“小工商业全毁了”、“一切取之于民”、“鸡鸣狗盗之徒”,如果真像这两个作者所说,我们很难想象共产党和红军会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支持,我们也很难想象中国的革命会取得辉煌的成功!很显然,就凭着作者对红军这样的看法,说他们反党不冤枉吧!就凭作者对红军这样的看法,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呢?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来呢?  

五,小说《刘志丹》既然已经平反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是禁书呢?可见小说《刘志丹》本身是有严重问题的。那么,是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批错了呢?还是为小说《刘志丹》平反错了呢?这是每一位读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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