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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争权?

pioneer · 2009-05-18 · 来源:乌有之乡
胡星斗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毛泽东为什么争权?  

pioneer  

华盛顿两辞总统,毛泽东终任主席。这已经成为伪自由派美化资本主义民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宝”之一。他们以婆媳勾心、叔嫂斗角的畸心揣度伟人浩瀚的胸怀,数年一日、众口铄金地把建国以来的各项无产阶级运动,宣传成毛泽东为实现个人“独裁专制”的权力之争:  

——杜导正:1949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  

——岩石:只有一边倒向苏联,打着伪社会主义的旗帜,才能行独裁专制之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独断专行的个人野心。  

……  

这种把毛泽东主席与封建帝王等同的论调纯属谣言惑众。  

黄宗羲在《原君》中说——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 古之人 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可见,当权力非但不能谋一己私利,反而要“吃苦有前,享受在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给予人的甚多,要求于人甚少”,甚至要“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准备摔得粉身碎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时,则连尧、舜也要“入而又去之”;若予以高额的利诱,不知有多少“公仆”会弃官下海——“吉林三位副省长‘下海’执掌金融机构” 、“温州市副市长等4名政府官员辞职下海”…;若捞足了银两,即使“局级”、“厅级”、“司级”官帽也弃如敝屣——“中行开平案震慑4000外逃官员”、“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考察滞留法国,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在法国巴黎考察时玩‘失踪’”…。  

若按崇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信“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的极右“精英”们的人生哲学:毛泽东早在1925年就被汪精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若为己私,“学而优则仕”的毛泽东只须像陈公博等人那样与国民党右派合污,便可成为“成功人士”、步入“新阶层”,何必千辛万苦、把头掖在裤带里,领着一群被“自然法则”所淘汰的、不怪自己“没本事”、不懂“富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没有富人,大家就得一起穷”)、等不及“先富带后富,最后共同富裕”、对“养活了自己”的地主老财资本家“恩将仇报”(“仇富”)的“待富”们上山下乡,用大刀梭镖反抗整个国家力量?  

毛泽东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为救国、救民于水火鞠躬尽瘁:秋收起义,九死一生;井岗星火,残酷斗争;长征路上,艰苦卓绝;奠基陕北,运筹中国;为中国革命,牺牲七位亲人。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虱子或跳蚤)”;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在随后发表《延安一月》中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伪自由派们攻击毛泽东在延安花天酒地、漫舞笙歌、不抗日,简直是丧心病狂、颠倒黑白。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之初,告诫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不做李自成”。因为,毛泽东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不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不是 “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刘邦,而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说——  

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倘若毛泽东像周天子分封诸侯那样,对开国元勋、有功之臣论功行赏,重建官场威仪,立孔孟,劳心者治人、学而优则仕——干部知识化、“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愁不为官僚和知识精英所称道。然而,亲眼目睹过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亲身经历了蒋介石窃取北伐战争成果的毛泽东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的重演、劳动人民再陷“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历史周期,确保这个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永不变色,向企图再一次窃取革命成果的官僚集团、资产阶级发动一次一次的“夺权”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这就是右派“精英”年年、月月、日日大讲特讲的“独裁”、“专制”、“争权”。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1976年,张xx在讲话中说——  

有人说这是“权力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斗争历史,就是为了这政权,为创造这政权我们流血牺牲,为保护这政权我们也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早在1926年,鲁迅就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指出——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倒成了黑暗。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  

然而怨妇般的右派“精英”是不会听从鲁迅的劝告的,而且何止“妄鸣不平”,简直是颠倒黑白、撒谎抵赖:把他们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称为“养活工人”、“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把毛泽东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运动诬蔑成“争夺个人权力”。  

倘说,毛泽东是为“个人”夺权,就必然要凭借既得权力为“个人”谋私利。我们就来看看作为一国元首的毛泽东为个人谋取的“利益”:  

毛泽东遗物馆展出的毛泽东生前遗物有:   

——毛泽东生前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领子全换过,袖子已面目全非。  

——毛主席用过的一块毛巾有54个补丁。  

——毛主席当时刷牙一般使用牙粉,工作人员劝他改用国产牙膏,他说:全国人民都能用上牙膏后我就用。他的牙刷也要等到用秃后才同意更换。  

——毛泽东经常教育工作人员:火柴用完了,火柴盒不许扔,买来散火柴装上再用。  

——毛主席晚年身体发胖后,衣服小了,他就叫工作人员将衣、裤送去拼大接长继续穿。  

——展馆中还展出了毛泽东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段谈话记录:“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展出的毛泽东1953年9月8日写给文涧泉的信中,他教育亲人“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不要有任何奢望”。  

——展出的手表,是毛泽东在1945年飞抵重庆谈判时,郭沫若看到毛泽东没有戴表而送给了他的。毛泽东一直十分珍惜地戴着它,直到临终。表盘、表蒙和表带都更换过,旧表带是1966年8月3日换下的。  

……  

毛泽东去世后,几乎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房无一间,地无半亩,没有存款,稿费充公。毛泽东女儿李讷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会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刘少奇之子刘源最近回忆说:“我母亲刚出狱,听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带七岁的儿子生活,孤独又困难,就主动去帮助。”  

毛泽东的老家亲属都是农民,他们在建国初到北京探望毛泽东时曾提出“留下来当工人”的要求而不可得;新中国成立伊始,毛岸英的亲舅舅杨开智想到北京工作,便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泽东回信要他“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杨开智就请表弟向三立替他出面说情,想在湖南谋取一个厅长职位。向三立也不敢说,只在给岸英的一封信中转达了杨开智的想法。毛岸英在回信中说——。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伪自由“精英”及其打手们,却对牺牲于朝鲜战场上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毛岸英肆意嘲骂:“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朝鲜战争)当然赢了,因为送掉了太子”;“感谢美国飞行员,否则又是一个“金二世”。用“禽兽”来形容他们都是对禽兽的污辱。他们以“民主派”自居,其实是满脑子的“争权夺利”、“权为已私”的封建思想。  

毛泽东一生清廉如水,为国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毛泽东在建国初的1953年就退居二线,由刘、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虽然是培养锻炼接班人的意图,但或者还有些许的尧舜之“私”——“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  

然而,华盛顿的接班人好选,毛泽东的接班人却难选。原因在于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一样,都是摆脱不了资本寡头、金融财团操纵的傀儡;而政治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却没有专政意识,就是鲁迅文中所说的“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在“人民民主专政”初露被颠覆的端睨时,自称“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毅然发动了“防修”、“反修”的“文化大革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向整个官僚集团宣战——《炮打司令部》,兑现了当年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承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一次无产阶级对修正主义的造反夺权,是一次“重上井岗山”。  

据《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记载,毛主席说——  

“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林彪之死,使毛泽东遭到巨大打击,“整个人像垮了”。我以前不能理解:粉碎了一个想谋害自己的“政敌”,不理当弹冠相庆吗?现在知道,这非但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挫折,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的重创。  

一脑子“皇权”、“帝位”思想的伪自由派胡星斗,挂上《毛泽东的遗愿——江青当主席》的大文,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籍此彰示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却不知,毛泽东的权力就是无产阶级大众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握其权者必须“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所以,许由、务光“量而不欲入”,尧、舜“入而又去之”,禹“初不欲入而不得去”。毛泽东的具体遗愿如何,无法证实。在无产阶级政治尚不成熟的时候,在党内斗争尖锐到连毛泽东也准备“粉身碎骨”的时候,把江青推到对抗整个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最前线,这等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抗美援朝”献出一位亲人后,又将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献出第二位亲人。革命一生、高瞻远瞩、把握形势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已经预见了身后的结局——“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此举,与“佛祖舍身”一样令天地震撼;即使尧、舜也不能及。  

美国神化其开国领袖,是占据道德至高点,取得向全世发号施令的“正义性”,即侵略的“师出有名”。相反,伪自由“精英”贬低人民领袖及一切民族英雄,进行民族“自我矮化” 和“有罪推断”教育——“如果外国对中国粮食禁运,肯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茅于轼)、“我认为西藏问题、人权问题,都是制度问题,中国制度问题不改善不解决,西藏问题、自治问题也改善不了解决不了。”(胡星斗),最终只能走上“汉奸”之路;中国也必将走上殖民地之路。  

让那个生前“蓄奴三百”、扒被屠杀的印第安人人皮做靴子——“从臀部上扒起”,因为“可以做并腿而长的靴子。”——的华盛顿和那个“如果我无须解放任何一个奴隶便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的林肯,统统见鬼去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禁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也是全世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幸运。他对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贡献,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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