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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胡星斗《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一文(一)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 2009-01-22 · 来源:乌有之乡
胡星斗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无知、无赖、无耻文人的疯狂表现  

——简评胡星斗《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一文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据说胡星斗其人为当代中国一著名的精英人物,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有“中国问题学创始人”的显赫头衔,从事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指导研究生工作,他于2009年1月7日在“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的文章。笔者读后感慨万分!惊诧万分!愤慨万分!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城楼上还高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画像的情形之下,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核心驻地中南海新华门旁还书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情形之下,在新华门的影壁墙上还书写着人民领袖毛泽东那著名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的情形之下,这个胡星斗却端坐于高等学府中,于光天化日之下,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伪造历史、篡改历史、戏说历史、胡说历史,放肆的污蔑、漫骂、攻击人民领袖毛泽东!其语言之恶毒、其气焰之嚣张,是邓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污蔑毛泽东的所有文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邓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漫骂毛泽东的所有文字中的集大成者!这样的文章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为泛滥,实在是一件令人深省的怪事!要么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摘掉,换上蒋介石、或者日本人、或者美国人的画像;要么将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摘掉,换上国民党的晴天白日旗、或者日本人的膏药旗、或者美国人的星条旗;要么将新华门那里的文字删掉,换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者“一切向钱看”、或者“私有化万岁”的文字,以笔者愚见,这只能是一小撮人的梦想!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不会赞同的!是要旗帜鲜明的反对的!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的!既然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是不能换掉的,既然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是不能换掉的,既然新华门那里的文字也是不能换掉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胡星斗是大错特错了!那么,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的诸多的理论、宣传、出版、教育部门对这样的文章就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胡星斗所在学校的党政领导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定的行动了!如果再将人民的血汗钱给予胡星斗这样的败类,如果再让胡星斗这样的败类盘踞大学的讲堂上毒害我们祖国的未来,那必将是你们的耻辱!  

也许会有人问,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你骇人听闻的说了那么多,是不是在乱扣帽子啊,是不是在乱打棍子啊,下面就请读者看看这篇奇文吧!笔者将予以必要的简评,敬请读者给予宝贵的批评指导!  

   

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  

          胡星斗   

“乌有之乡”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中国开放三十年了,还有这样一帮愚民,欲回到文革,开历史倒车,真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的伟力。请读乌有之乡欲创立邪教的奇文:   

乌有之乡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集会缅怀毛主席。有鉴于此,我们倡议,将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  

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党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乌有之乡敬议  

2008年1月5日  

不要以为这只是几个秀才的沽名钓誉,要知道“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他们发表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  

诚然,现在的中国,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应当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们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击。[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笔者愚昧无知,很多的事情搞不明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有多少?他留下的中国是军阀混战的中国,是民不聊生的中国,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民党兴也罢,衰也罢,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国民党人拜谒中山堂、拜谒中山陵从未中断过。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这位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领袖,对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横加指责,恣意鞭挞,毫无感恩之心,中国人民自发的各种纪念领袖毛泽东的活动也被百般阻挠,却把什么拜天祭地的满清皇家礼仪演绎的红火热闹,却把什么祭孔大典渲染的淋漓尽致!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很值得深思呢?上述《乌有之乡倡议》,出自何人手笔,是一个人之作,还是集体创意,笔者丝毫不知。我是反对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会导致庸俗化,其危害是很大的,在这里笔者不再絮叨。但需要说明的是,形式不等同于形式主义,必要的形式还是需要的,有时甚至是要大力提倡的!比如读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唱国际歌,唱东方红,唱革命歌曲,在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集会,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这些形式有什么不好!这些形式就是应该搞,搞得好!这是中国人民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任何人都不能禁止的,也是禁止不了的!什么是个人崇拜?人民不应该崇拜英雄吗?人民崇拜毛泽东那是有充分理由的!胡星斗有恃无恐的把这些崇敬毛泽东、纪念毛泽东的活动,说成是什么“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败类!胡星斗应该好好的捶打着自己的脑壳想一想,人民为什么不崇拜那些卖国贼呢?我认为胡星斗是搞不清这个问题的,狂犬吠日,无损于太阳的光辉!]他们也忘了:在毛时代,他们有这样的言论自由吗?或许,他们当年作为红卫兵小将曾经“火”了一把,自由了一回,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对批斗、抄家的自由还是魂牵梦绕,但是,那是圣旨下的自由、毛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自由完了,不就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赶到农村,以免在城市闹事吗?  

现在的极左派势力已经相当猖狂了,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鼓吹新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新宇在《表扬张宏良、刘永佶,炮打官僚党》一文中主张“对当权派给予彻底否定、猛烈抨击、全面揭露”。“所有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求同存异,联合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是乃当务之急。”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101.htm。可见,乌有之乡绝非孤立,动机远非单纯,他们旨在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  

极左派所崇拜的神是怎样折腾中国的呢?难道极左派们忘记了,还想再来一遍吗?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反AB团“至少数万人被屠杀”,大于一万和小于十万都可以称作数万,两个数字之间相差十分悬殊,这个“至少”用的有学问,那么至多又是多少呢?这些数字有来源吗?根据是什么?“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毛泽东在什么时间、地点、和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什么人的回忆录写过这样的史实?不知胡星斗能否给以令人信服的说明?]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当时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要打大城市,打长沙,打南昌,打九江,会师武汉,毛泽东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打吉安。而根本不是什么“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红一方面军有关是否执行中央路线、打不打大城市的争论也决不是 “反AB团”斗争的起因。而把这种争议说成“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不知胡星斗的根据是什么?]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胡星斗的这种说法是缺乏历史根据的。一,在1930年那个时期,或者说在红军建军的初期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不被人理解的,是受到质疑的,是遭到反对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很艰难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权威”之说是不成立的。二,毛泽东和李文林的分歧决不是什么李文林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而是有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方针大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丢失以后,毛泽东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中央“二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第一次被迫第一次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来红军失利,不得不请回毛泽东解围。当时李立三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中央要打大城市,主张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当时的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打吉安。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234页写到:“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的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州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此处笔者引用时省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此处笔者引用时省略]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吉安大捷后,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了以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开始向南昌集中,准备围剿红军,局势日趋严重,敌军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238页写到:“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的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好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的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滕代远在《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中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请读者们认真仔细地分析,这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吗?三,通过以上文字可以充分的说明:毛泽东和李文林的分歧是在关于红军是否攻打大城市上,而这个分歧也根本不是导致反AB团斗争的原因。胡星斗完全是在胡说历史!]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此处胡星斗从根本上混淆了总前委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处理“AB团”的必要性和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中央指导下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区别,用肃反扩大化的结果来攻击肃反的必要性,借以达到否定肃反的必要性和进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罪恶目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当时打下吉安,总前委得到了有关AB团的情报后,如果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不采取任何措施和行动,胡星斗是不是就会三缄其口了呢?不会的,胡星斗会更加起劲的对毛泽东大加攻击!他会不会说毛泽东得到情报,置若罔闻,不及时采取措施,是对党、对红军、对革命的不负责任和严重犯罪呢?从胡星斗的全篇文章所表达的无耻论调来看,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总之,小人之心,小人之口,胡星斗为甚!]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胡星斗胡说历史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的这种说法也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家之言了。毛泽东这位举世公认的无数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在胡星斗的眼里,毛泽东却成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刽子手,如此颠倒历史,真是岂有此理!令人万分愤慨!]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当时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但是还没有绝对的权威,还远没有达到一言九鼎的程度,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往往要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得到实施,有时就是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也不奏效,例如,1930年8月,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他们还是命令一方面军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对中央的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232页)”。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并不等于总前委,总前委的决定并不等于毛泽东的决定。当时大敌当前,反围剿作战迫在眉睫,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总前委决定李韶九搞肃反,因为他的职务就是肃反委员会主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总前委的决定和毛泽东“派李韶九”,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另外,1930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人中有哪些人对毛泽东有所不满?是部分人对毛泽东不满还是整个江西省委都对毛泽东不满?所谓毛泽东给李韶九的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泽东不满的人”都有谁?所谓“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有什么历史文献、资料、回忆录可以证明这个所谓的毛泽东令,是指“AB团”还是指反对毛泽东的人?胡星斗这样讲述历史事件是很难说服人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是何等的艰难,建国前的朱德、陈毅、李立三、王明、博古、周恩来、李德、项英、张闻天、王稼祥、张国焘等人,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甚至“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过毛泽东,甚至是想要过毛泽东的命,尽管这样,毛泽东杀过谁?王明跑到苏联去了,张国焘叛变投敌了,李德回国了,其他同志都成了毛泽东的战友!在“西安事变”中,连成为瓮中之鳖的蒋介石,毛泽东都坚决反对杀!建国后的反对派有那么多人,毛泽东又杀了谁?在中国的历史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历史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的人只有毛泽东!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有文章说,富田事变时,刘敌、谢汉昌将红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并指责肃反是毛泽东的密谋,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请读者注意,这里的这段话是没有引号的,而胡星斗所引用的话是有引号的)。那个时候就有“老干部”这个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名词吗?(说句玩笑话,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的“老干部”资格比毛泽东这位老干部还老?)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之后都没有当什么皇帝,毛泽东在那革命力量还相当的弱小、白色恐怖势力还相当强大的1930年就要做皇帝?这样的话有什么可信之处呢?笔者对丛允中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进行必要的验证。如果丛允中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好事者制造出这样的话来,那么足可以说明其人居心叵测!如果丛允中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丛允中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不是昔日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了,而是事变后自行成立的非法的省行委常委,这样一个分裂红军、分裂党,在红军高级领导人之间制造严重纠纷,将红军置于十分危险境地的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场合,发表的完全错误的言论,胡星斗竟用来否定毛泽东,那么更加说明其居心是十分险恶的!]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248页中写到: “[1931年]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为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消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此可知项英任职时间是在富田事变之后,项英的认识虽然与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认识有区别,但是他也认为富田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胡星斗关于“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的说法不知有什么历史依据?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林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他们是来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的,是来处理富田事变的,富田事变杀人过多、肃反扩大化,和他们有着密切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人团成员之一的顾作林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胡星斗应该给出顾作林“斥责”毛泽东的根据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并没有杀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而是半年后,王明“左”倾路线对富田事变参加者进行了严厉的专政,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黄克诚将军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因为什么事情和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由于手头资料有限,笔者没有验证。胡星斗企图用黄克诚的话来说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是因为反AB团时组织路线有问题,是用人不当这个重要的因素所造成的,从而间接证明毛泽东是肃反扩大化的主要责任者。这很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那个时候,黄克诚只是红军的一个师级干部,他不是宁都会议的参与者,他不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是没有发言权的。另一方面,如果说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的确有问题,搞山头,用亲信,那么,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反对意见呢?毛泽东做什么事情还不应该是得心应手啊,哪里还会有那么大的阻力呢?这足以证明胡星斗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历来是承认山头,不搞山头,搞五湖四海的。宁都会议批判毛泽东违抗“中央决定”之过,批判毛泽东“对抗国际路线”之罪,就是没有批判毛泽东的什么“组织路线”之错!这些是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的。]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中央苏区以外的红区搞的肃反扩大化和毛泽东更是不相干的事情,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夏曦就是积极贯彻执行王明路线的。胡星斗把这些历史上已经有了准确结论的东西,不择手段的堆砌在毛泽东名下,手段是极其恶劣的,是没有丝毫说服力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关于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过程是:在红军没有打南昌,而攻打吉安并取得胜利以后,“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236页),其中单引号中的引文来自1930年10月19日《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这里说是获得了情报!至于说是错误的情报,那是现在的说法。作者京人在《富田事件——一部惨痛的内斗史》中写到:“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该文还写到:“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这也是马后炮!请问各位读者,在当时那种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得到这样一份情报,哪个敢说是错误的!哪个敢说是假的!1930年上哪里去获得这个段锡朋在1931年说的话!哪个敢以段锡朋的话为根据!哪个敢说这个组织已经瓦解并没有重建!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围剿,军情紧迫,1930年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朱德等颁布《移师赣江东岸,诱敌深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率军赴前线作战,正式拉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总前委在12月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不久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这是无可非议的!这和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搞了扩大化,搞严刑逼供是两回事!其中的道理如同建国后1957年反右扩大化错了不等于反右错了是一样明显的。 12月5日 ,在李韶九的指示下,李韶九大搞严刑逼供,肃反扩大化,大批红二十军领导被捕。 12月12日 上午,红二十军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率领下发动兵变,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逃往富田。12日下午,谢汉昌、刘敌率部由东固冲到富田镇,包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将政府警卫连缴械,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逃出,其他政府人员以及李韶九和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全部被捕,释放了因“AB团” 被捕的全部人员。13日,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刘敌在会上造谣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将红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12月15日 ,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红二十军还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的认可,但段在上海失踪。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2月17日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平叛,12月20日,红二十军派人向彭德怀送去一封毛泽东写给古柏的密信:“古柏同志:据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些,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行,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毛泽东1/12抄”。还有一封红二十军领导人写给彭德怀、朱德、黄公略三人的信:“我们费了一夜推敲”,“我们可以头颅来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你们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泽东)周(以栗)及其走狗一齐扣留”。彭德怀对所谓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从数字的写法上断定是伪造的,(事实证明此信为丛允中伪造。)21日上午九时,三军团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表明自己的态度:“富田事变领导人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通过宣言,提出“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会后,彭德怀派邓萍将红二十军领导人给彭德怀、朱德、黄公略的信和伪造的信以及红三军团的宣言送到总前委,彭德怀与朱德、黄公略对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表示了支持。后陈毅前往红二十军驻地永新进行调解,红二十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 1931年1月1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年2月22日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3月28日 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来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半年后,王明“左”倾路线对富田事变参加者进行了严厉的专政,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纵观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发生发展过程,毛泽东所作所为的是非责任不是很清楚了吗?  

笔者现在把《陈毅传》中有关的内容录于下供读者认真研读,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其中,加粗的文字请特别注意,我认为这样有助于理解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采取的果断措施,至于在解决富田事变的后期多杀了人、杀错了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这笔帐是应该记在王明左倾路线名下的:  

1930 年 10 月,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即开始了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敌军由北向南,分进合击,企图以 10 万兵力将红一方面军消灭于袁水流域。大敌当前,决战在即。但是,在中央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各苏区从地方到红军的肃反扩大化也大规模地展开了。  

 10 月 1 4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 AB 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 10 月 2 6 日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省行委)发出指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必须“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 团)留在赣西南的党内团内”,“严厉的镇压 AB 团,处决 AB 团中一切活动分子”。此后,打 AB 团的活动即全面展开。红二十二军当然也奉命要打 AB 团。很快陈毅便感到优虑和为难。他当然会坚决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但是肃反委员会的人员在中央和上级的影响下捕风捉影,苦打成招,大搞逼供信,而且还象布置扩大红军那样规定肃反数字,就使他日益怀疑和反感了。不久,二十二军政委邱达三也被作为 AB 团的要犯逮走了。 李文林,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此时己是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 AB 团的带头人,恃委决议中甚至有“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此时他却被定为 AB 团首要人物,被逮捕了(后被杀害)。  

12 月 7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即原红六军一纵队政委)带领红十二军一个连来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肃反”。在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下,按别人口供划定名单,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及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逮捕关押,严刑逼供,又逮捕了一大批人,严加看守,有的人陆续被杀害。接着李韶九又到东固,要在红二十军搞肃反,准备“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在被怀疑之列。刘敌在部队一鼓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得到官兵激烈响应。刘敌就带一个营到东固,将李韶九等人抓起来,释放了谢汉昌等;当晚又率部队赶往富田,缴了那一个连的枪,把作为 AB 团扣押的人释放。随即开大会,与会的人纷纷控诉,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事后,省行委及红二十军在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带领下,撤到赣江以西,继续与敌人斗争,并将中央所需的一批黄金交由当时在场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带回上海。事后,刘敌等人对于这次过激行动的错误有所认识,表示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和处分。陈毅不赞成肃反扩大化,但对于以兵变方式解决内部问题,也很反对。尤其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对于任何分裂红军的做法都认为不能容许。总前委紧急指示陈毅前往东固解围时,他立即带领红十二军的一个连(当时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已缩编为红六十四师,归属红十二军建制,该师在打破第一次“围剿”、活捉张辉瓒的战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前往东固调解处理,救出了被扣押的一些人,据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自传记述,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此处引用者给予省略)  

 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按中央政治局  1930 年 10 月  17 日的决定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时,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后曾由毛泽东代理书记)。(……此处引用者给予省略)富田事变的审理反复甚大。最初,总前委定为反革命暴动。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后,进行了调查,作出了决议,确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均系 AB 团要犯”,开除党籍。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一次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对一般附和随从的人只要承认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允许他们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经过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去河西说服动员,富田事变的大部分发动者回到河东,二十军也随之回河东。然而,去上海向中央申诉的段良弼却“时运”不利,富田事变的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此时的中央却已是四中全会以后狠批立三路线的了。4 月初,中央特派的拥有处理富田事变全权的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苏区,重组苏区中央局。他们带来中央指示,于是,新的苏区中央局便按中央指示认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服从原苏区中央局的要求回河东的富田事变领导者、包括去劝说的曾炳春政委在内,此后全部被杀害。一度稍稍缓和的肃反扩大化及酷刑逼供又如火上添油,只要被供为 AB 团者,几乎全部被捕,大部被杀害,苏区军民被杀者无法统计。陈毅当时对富田事变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但是乱抓乱杀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作为书记又不得不传达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的决定并组织实施。(……此处引用者给予省略)  

1968 年 10 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的个人经历。他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 AB 团的团长,整了3 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 AB 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情况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 AB 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毛主席去打仗,就把红军的战费和他的几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对我说:红军的战费都在这里,还有我的几篇稿子,都重托给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  

《飞扬军事》网页中署名“老衲”的一篇题目为《周恩来:中心关键在反毛》的文章,笔者将其录于此处,笔者将其与“反AB团”有关的内容文字加粗,供读者分析研究“反AB团”和“富田事件”参考:   alimama_pid="mm_10062960_153769_1852749"; alimama_titlecolor="1309CF"; alimama_descolor ="000000"; alimama_bgcolor="ffffce"; alimama_bordercolor="ffffce"; alimama_linkcolor="008000"; alimama_bottomcolor="E6E6E6"; alimama_anglesize="0"; alimama_bgpic="0"; alimama_icon="0"; alimama_sizecode="32"; alimama_width=250; alimama_height=300; alimama_type=2;     
    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总结苏区时期的各个过程时谈道:中心关键在反毛,并指出第一阶段是“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对周恩来这个讲话,存在许多幼稚的解释,在此不进行列举,只对周的讲话进行一下分析。
    周恩来多次说自己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指“宁都会议”周取代毛泽东“红军总政委”一事,并非指什么在苏区对毛泽东的批评。“宁都会议”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召开的,而且,周还是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即使任弼时后来来到苏区参加了“宁都会议”,职位也在周恩来之下。因此,周多次说这是我“不可饶恕的罪行”。
    周恩来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所说“中心关键在反毛”,不主要是对自己的检讨,而是对李立三开始到博古张闻天这个期间的中央主要人物对工作的价值取向的披露或揭露。事实上,也是如此。李立三和项英对李文林等地方组织的支持、张闻天进入苏区伊始的喋喋不休、博古张闻天的反“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等等,无一不是针对毛泽东的。
    在苏区肃反的问题上,当代的钻营“文人”和一些干部,对毛泽东的诬陷是十分明显的。仅举一例:关于“AB团”的兴衰,是以当代的调查为基础否定了“AB团”的存在的,而当时包括临时中央、包括苏区所有的干部群众,对“AB团”的认识是什么?周恩来曾代表中央肯定了“打AB团”的正确性,就是说,如果连长期领导“特科”的周恩来也认定“AB团”存在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李文林等这些根本不掌握“敌特”动态的军事领导人,又如何能知道五十多年后会调查出“AB团”的不存在呢?何况,在战争中又缴获了“AB团”组织的信物呢?
    所以,当代一些人用什么“AB团根本不存在”的调查,来彻底否定“肃反”的必要性、并把责任企图引到毛泽东的身上,仅仅是出于捞取政治资本的猪狗不如的行径。
    “富田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李立三的临时中央。李文林敢于公开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显然是受到了李立三临时中央的支持。1930年中,李文林参加临时中央会议后掀起的“肃反”狂潮,尤其是掀起的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决策,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危害。一是搞乱了根据地,二是必将导致“第一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说,李文林等地方领导人,在李立三等人的支持下,即使没有后来李韶九的过火行为,“富田事件”或者“穷田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成功的对袁文才和王佐的红军队伍进行了大屠杀。
    在红军高级将领不断被暗杀的情况下,在“第一次反围剿”有着彻底失败的危险的前提下,毛泽东也开始了“肃反”。毋庸讳言,毛泽东的“肃反”,直接对准了对根据地和红军危害最大的李文林等地方领导人,而且,鉴于李文林的行为尤其是缴获的李文林父亲“AB团”分子的信物,毛泽东直接下令逮捕了李文林。
    当代有人说,如果毛泽东快刀斩乱麻的直接把李文林等地方领导人逮捕起来,也就不会发生“富田事件”了——为了红军和根据地的生存,为了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对李文林等人采取果断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实质上,“富田事件”的发生,完全是李韶九“认老乡”放走刘敌造成的。如果李韶九不放走刘敌,“富田事件”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富田事件”发生后,代表临时中央来到苏区的是项英和邓发。当代有人美化项英“和平”处理“富田事件”,其实是一种故意歪曲。邓发在苏区的“肃反”,可谓甚嚣尘上,而项英却“和平”处理“富田事件”,显然是自相矛盾的:项英和邓发,不可能带着截然相反的中央指示来到苏区。就是说,李立三的临时中央,对肃反的指示和行动,都是极其左倾的,项英的“和平”处理,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心关键在反毛”,而不是基于什么客观纠正:临时中央(李立三等人)的意图,周恩来最清楚。
    所以,中央“三人团”到达苏区后,对参与“富田事件”的红二十军的干部给予了严厉的制裁,周恩来到达苏区后,下令枪毙了李文林。
    毛泽东秋收起义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后,不管在中共方面还是国民党蒋介石方面,毛泽东的名声远远超过了临时中央,尤其是,毛泽东跟临时中央的意见相左,而且,屡屡违反临时中央的指示自行其是,就必然成为临时中央的主要打击对象,不管是李立三的临时中央还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的临时中央。
    事实上,第一个发现苏区肃反严重错误并着手纠正的,也是毛泽东。“王震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肃反的纠正工作(习近平语),可谓是中央对苏区肃反工作的一个客观的认定。
    瑞金苏区红军内部的肃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一是革命初期的缺乏经验,一是宗派(山头)主义的严重存在。从肖克黄克诚等人的回忆中,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事实。
    肖克担任司令员的纵队,由于新战士多,更由于李文林等地方领导人的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开小差”比较多,肖克等领导决定实行“连坐法”来制止“开小差”。结果,“连坐法”导致了更严重的“开小差”。上级发现肖克等人的“连坐法”后,给予了批评和制止,纵队政委出面承担了责任。总前委和毛泽东发出肃反的指示后,各部队自己开始肃反。从肖克和黄克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杀人”最多的,也就是这个时期,其责任,也完全是各部队首长的责任。到“肃反委员会”直接参与进行“点名要人”时,各部队首长开始反思,并设法挽救一些人。接着,毛泽东发现了肃反中的严重错误行为,并开始着手纠正。
    还有一个事实,即毛泽东的真正“亲信”罗瑞卿领导的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没有乱杀一个人。有人把李韶九说成毛泽东的什么“亲信”,其用意是明显的。要知道,除了毛朱彭等井冈山领导人外,著名的领导人,也就是李文林和李韶九,即李韶九与李文林基本“齐名”,都是受到临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干部,后来,也是临时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职。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解救陈毅的事情中得到证实:李韶九未必买毛泽东的帐!还有资料指出,毛泽东也曾经被李韶九私下怀疑成“AB团”。
    还有人在当代回忆说:如果不是肃反的严重错误,临时中央想排斥毛泽东,就没那么容易。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无与伦比的组织纪律性最强的党员,尤其是毛泽东。几度的临时中央“中心关键在反毛”,毛泽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不被剥夺权力的。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中,真正唯毛泽东是从的,有几个?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会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尤其是,即使红军将领集体支持毛泽东,但在临时中央“中心关键在反毛”的情势下,毛泽东也决然不会同意“用军队压制中央”的做法,而且,必然会出面压制那样做的人:党的分裂,是毛泽东绝对不会允许的!
    尽管毛泽东首先纠正肃反中的严重错误,而且,在之后又制定了“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原则,但是,毛泽东从来都没有丝毫推卸过责任。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讲:“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承认错误和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进行检讨。1968年5月8日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在当代,一些人疯狂的掀起“富田事件”的历史进行篡改,并借此贬低毛泽东,其卑劣,不说也罢。
    周恩来在1943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中心关键在反毛”,揭示了李立三、博古、张闻天等几度临时中央造成中共和红军种种危难、几乎导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是中央的左倾路线和李韶九的严刑逼供导致了肃反的扩大化,导致了富田事变。这是不可驳辩的历史事实!  

虽然后来毛泽东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但是在当时敌军压境,军事问题是首要问题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把百分之百的的精力放在反围剿作战上的。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同志,并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问题。现仅举两例予以说明。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讲到:
  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因发生“富田事变”,总前委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肃反委员会给黄克诚送来一份所谓“AB团”的名单,要按名单抓人。黄克诚看了名单,认为其中多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干部,坚决不许抓人。黄克诚因此被怀疑有问题,被肃反委员会抓起来审查。红三军团长彭德怀闻讯,找肃反委员会的人责问:“为什么把我们的师政治委员抓起来了?”肃反委员会拿不出黄克诚的“AB团”分子的任何证据,只推说黄克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怎么可以抓起来处理呢?”肃反委员会的人只得将黄克诚放了,但不准他再带兵,就这样黄克诚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彭德怀让黄克诚到红三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后来又派黄克诚去寻邬县调查打“AB团”的情况,黄克诚把那里打“AB团”逼供信、错杀大批好同志的事,如实向总前委作了报告。1931年12月,总前委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纠正,承认在打“AB团”过程中,一方面简单化了,一方面又扩大化了。黄克诚遂又被重新起用,到红一师担任政治委员。(该片段引自:京报网  北京日报  曹晋杰) 
    《曾思玉将军历险记·四、打“AB团”险遭厄运》一文中写到: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结束后,曾思玉被调到第三十六师政治部任宣传中队长。部队又回到黄陂休整。一天“肃反”执法队来到宣传队,要曾思玉中队长集合全队人员,点名。突然的集合使他感到莫明其妙,顿感紧张。在队前呼点中,只见肃反人员盛气凌人。最后点到曾思玉的通讯员小赵时,立即逮捕走了。此时,曾思玉和全队人员各个紧张异常,生怕小赵在逼供的情况下说出什么,供出谁,乱咬一口。当得知小赵于第三天就被枪毙的消息后,肃反人员没有再来,大家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以后,红十二军军部和三十六师奉命转移途中,细雨蒙蒙。三十六师越过军直向前开进时,碰到十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被警卫部队押着在路旁休息。忽然,彭加伦科长也看见曾思玉,就急忙喊道:“曾队长,你救救我吧,我冷得不行。”曾思玉看他只穿一件单衣,双手抱胸,浑身打着冷战,有气无力,非常可怜。曾思玉没有答话,顺手摘下身上背的缴获国民党的灰色毛毯丢给彭加伦。事后知道,毛泽东政委问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主任唐政:“你们政治部彭加伦同志哪里去了?”他们回答:“打‘AB团’被抓起来了。”毛泽东政委一脸严肃地说:“哪有这么多‘AB团’,把他放了。”又说,“在打‘AB团’的问题上,我觉悟的比他们早一些。”毛政委怎么知道彭加伦呢,因为彭加伦吹、拉、弹、唱样样行,是宣传工作多面手,很有才干。常在会议休息时,毛政委叫彭加伦给唱京戏“韭菜打南瓜。”部队到了闽西汀州府,彭加伦被放了出来。有一次,彭加伦见到曾思玉时特别感激地说:“你那条军毯子救了我。”在以后的几次见面中,彭加伦常谈起军毯救他命的故事,他说:“曾思玉,我佩服你的胆量,在打‘AB团’的肃反中,你不怕受牵连。”曾思玉说:“彭科长,你真是命大,死里逃生,躲过一劫。”彭加伦说:“感谢毛政委救命之恩。”  

曾思玉又说:“我也好危险啊。我们宣传中队的通信员小赵不知什么原因就被逮捕、枪毙了,把我们宣传队的人都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打‘AB团’肃反中,这些事我也险遭厄运,你我都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胡星斗割裂历史、歪曲历史实在是无知、无赖、无耻!]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关于遵义会议,读者们是都很了解,那是在长征路上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红星报邓小平任记录员。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要知道,那是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王明的左倾路线和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理所当然的遭到质疑,其他人束手无策的时候,又不得不把毛泽东请出来挽救危局!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样明确的说法是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证明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认识,而是全党、全军的共同认识!读者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有那么多人,其中有拥护毛泽东的,也有反对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历届领导成员中有那么多人,其中有拥护毛泽东的,也有反对毛泽东的,在遵义会议期间,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漫长时间里,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否定毛泽东的妖雾甚嚣尘上的时间里,有哪一个人说过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这样的话!?胡星斗仅凭其一知半解,割裂历史、歪曲历史实在是无知、无赖、无耻!]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美国是怎样在“在冷战的情况下”,“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的?胡星斗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众所周知,抗战胜利之后,美国政府假调停,真心帮助蒋介石内战,提供了大量的军火武器,并派飞机和军舰把远在大西南后方的蒋军运到解放区“摘桃子”,抢胜利果实,这些都是有很多历史资料可以充分证明的(因篇幅所限,笔者就不再罗列事实)!胡星斗却在这里胡说什么“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这显然是在篡改历史!]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众所周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是一直在美帝国主义豢养下的反动政府。如果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也立刻倒向美帝国主义,那会在中国的人民群众中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再说美国政府会真心实意的帮助中国搞建设吗?读者都知道,解放以后,美国政府长期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搞“和平演变”是美国政府永久不变的对华政策!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才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改革开放”后,我们中国的某些人不是在一直看美国的脸色干事情吗?结果又是怎么样呢?还不是经济封锁、技术封锁、炸大使馆、撞飞机!这一切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再退一步说,就是美国确实“极力拉拢”过中国共产党,难道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跟着美国人跑吗?难道只有倒向美国才不是“极左思维”吗?难道只有倒向美国才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吗?难道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有自己的思考吗?难道中国人民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处理国内、国际事物吗?难道中华民族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怂恿金日成发动的吗?真实骇人听闻,毛泽东是如何“怂恿”的呢?胡星斗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朝鲜战争初期,那时侯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怎么会成了“东方强国”,胡星斗在这里无疑是在给国民党蒋介石脸上贴金!毛泽东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唇亡齿寒的各种利害关系,艰难的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明决策,胡星斗在这里却说成是上了斯大林的当,这无疑是在胡说历史!毛泽东在 1950年10月2日 至5日召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开了三天会议,研讨朝鲜局势和作了必要的战争准备工作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最后在 10月5日 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要决策。 1970年10月10日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讲起此事的时候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的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恩!最后还是决定了。”胡星斗在这里却说成是毛泽东“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这显然是在篡改历史!]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读者都知道,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之初,就派第七舰队侵占了台湾!胡星斗却在这里胡说什么“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这里胡星斗的话,不禁让我想起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讲的“攘外必先安内”,他们真是高度一致啊!]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一,我们这里不用讲任何大的道理,只需要设想一下:只隔着山墙的邻居家着起了大火,你如果不去救,自己家也会马上化为灰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胡星斗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却在那里大谈什么战略头脑!何况当时的情况是,美帝国主义已经把战火燃烧到了我们的国土上,自 1950年8月27日 起至我国志愿军赴朝之前,美军飞机连续21批次上百架次入侵中国领空,疯狂地轰炸扫射中国公民,攻击中国商船。至12月底,侵入中国东北的美军飞机达到了421批1910架次,南朝鲜陆军6师炮击了鸭绿江边的中国城镇,美军还武装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根据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根据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的!是无比正确的决定!决不是什么是毛泽东的“好斗和轻率性格”所促成的!毛泽东逝世后,在否定毛泽东的某些人执掌朝纲的几十年时间里,那些当权人物,在抗美援朝问题上也丝毫找不出毛泽东的任何瑕疵,胡星斗却“独树一帜”,大放厥词,胡说八道!大家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威风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威风也是在抗美援朝中打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也是在抗美援朝中打出来的!毛泽东力排众议、艰难决策、决策英明,毛泽东呕心沥血、精心指挥、指挥英明,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立下了盖世之功!胡星斗有眼无珠,对这些熟视无睹,就是会硬着头皮造谣,由此可见其人是多么的恶劣!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3839人,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单独歼敌718477人,这里包括被俘和投降的敌人46523人。美联社获得的数据是,联合国军损失1474269人,其中南朝鲜军阵亡41.5万人以上,美军远东战区司令尼兹尔1957年在汉城承认,联合国军共伤亡140万人,其中死亡50万人。为了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共计伤亡和失踪36.6万余人,其中牺牲142409人,包括冻、饿、病和事故死亡。读者可以自己想一想,敌军是武装到牙齿的,我军是小米加步枪,这样的伤亡对比,难道还说明我们这一仗打的不够好吗?胡星斗不知从哪里搜罗了那么几个滥数字,好没有说服力的啊,美国那么强大,中国又死了那么多人,美国人为什么要坐下来和我们谈判呢?胡星斗来解释解释嘛!三,当某人攻击毛泽东闭关锁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痛斥的时候,胡星斗又抛出了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的奇谈怪论,他无视起码的国际国内环境,他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搞闭关锁国的帽子扣在毛泽东头上!胡星斗反对毛泽东真是不择手段啊,真是不知羞耻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四,胡星斗胡说什么“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请问胡星斗,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恨不得把新中国立刻掐死在摇篮中,那个时候就想开着门搞建设行吗?“改革开放”后开着门搞建设都三十年了,搞的又怎么样呢?不是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家业都折腾光了吗?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笔者在这里不在细说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做了检验,现在也已经做了检验,毛泽东错了吗?千秋功罪人民自有评说!胡星斗如果有真才实学,你就把“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理论上、实践上给批驳一番,通过讲事实,摆道理,以理服人,确实能够证明毛泽东错了,笔者自然会对你刮目相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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