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的秋风，是冷的，是浸透了血腥味的。
长沙城下，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刚刚拿起武器的农友、矿工，在我“攻打长沙”的命令下，倒在优势敌人冰冷的机枪阵地前。
失败了。又失败了。
我这一生，似乎总是在品尝失败的苦酒。从“二七罢工”工人的血，到“马日事变”农民的头颅，我们先是丢掉了“工”，再是丢掉了“农”。现在，我们想拿起“枪”，可这“军事起义”，转眼也几乎被碾得粉碎。
失败的残兵聚集在文家市。不足千人，人人带伤，士气沮丧到了极点。空气里弥漫着死亡和绝望。
而比绝望更可怕的，是“命令”。
共产国际的命令，中央(秋白同志)的命令，依然如雪片般飞来：“继续攻打大城市!”
我攥着电报，手在发抖。是冷?是怕?不。是愤怒。
攻打?拿什么去打?拿这不足千人、饥寒交迫的“残兵”吗?长沙，那是一座钢铁的城，是敌人的心脏。我们这点人马，这点武器，再去打，不是革命，是“送死”!是把我们最后这点革命的火种，往冰水里扔!
我看着地图，看着湖南、江西边界那片连绵起伏的罗霄山脉。
那一刻，一个念头在我心中疯狂地滋长，一个“离经叛道”的念头。
“不打了。”我在会议上说。
“我们，上山。”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同志们眼中的震惊、怀疑，甚至是不齿。
“上山”?在那个年代，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逃跑主义”，意味着“落草为寇”，意味着“山沟里的土匪”。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是靠“工人”的，怎么能钻进“鸟不拉屎”的山沟?
他们不懂。他们不懂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白色恐怖的刀，已经悬在了每一个革命者的头上。城市，已经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在“军事”和“政治”的根本路线上，公然“违抗”了中央的“教条”。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能抱着那些写在“书本”上的指示，和我的同志们一起去死。我要“实践”，我要“活路”。
我不知道山里有什么，我只知道，山里有“缝隙”，有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我们必须先“活下来”。
我问自己，也问这支疲惫的队伍：我们这支“兵败”的残兵，真能在这山沟里，点燃那“燎原之火”吗?
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们必须走下去。
第一章：组织铸魂——“党指挥枪”与古田会议
井冈山，是“活路”，也是“绝路”。
我带上山的这支部队，名叫“工农革命军”，可它的内里，却是“乌合之众”。有农民，有矿工，还有大量的俘虏兵。
他们的问题，不是“打不赢”，而是“不想打”。
军阀习气、流寇思想，像瘟疫一样弥漫。今天张三开小差，明天李四就敢哗变。有些军官，甚至还在打骂士兵，克扣军饷。
这支“枪”，锈迹斑斑，而且它不听“指挥”。它不听“党”的指挥，它只听“钱”和“官”的指挥。
我痛心疾首。这样的军队，别说“打天下”，连“活下去”都是奢望。
我们必须动“外科手术”。
一九二七年，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我下了狠手。这就是后来的“三湾改编”。
我宣布：缩编。把一个师，缩成一个团。
更狠的，在后面。
我宣布：“支部建在连上。”
什么意思?就是从今天起，这支军队的最小单位“连”，必须建立“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连队的最高长官，不再是“连长”，而是“党代表”。
这是在“夺权”。是在从“旧军官”手里，把这支军队的“指挥权”给“夺”过来。
同志们不理解，军官们更是怨声载道。
我拍着桌子对他们吼：“你们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是为了千千万万的穷苦人!”
“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是“党指挥枪”的“神经末梢”!
我不要“党”只是一个“漂”在军队上空的“口号”，我要“党”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军队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我要让每一个伙夫、每一个马夫都知道，他们为何而战。
这，是这支军队“组织形式”的“重生”。
但是，“形式”有了，“灵魂”却还在挣扎。
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内部爆发了我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朱德、陈毅。
核心是什么?红军到底是什么?
在他们看来，红军就是“单纯打仗的”。他们要的是“军事观点”，是“职业化”。他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军事”是“军事”。
我，愤怒了。
如果红军只是“单纯打仗的”，那我们和“白崇禧”、“何应钦”的军队，有什么区别?如果红军只是“单纯打仗的”，那我们和历史上那些“流寇”，又有什么区别?
我病了。气病的。我甚至一度“落选”了前委书记。
那是我在井冈山最孤独的时刻。
我必须把这个“灵魂”的问题说清楚。
于是，有了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
在古田的那个小祠堂里，我一字一句地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
我告诉全党、全军：红军，绝不是“单纯打仗的”。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我痛斥了军队内部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更彻底地肃清了那种“旧军队”的“流寇思想”。
“古田会议”，是“思想建党”，是“政治建军”。
如果说，“三湾改编”重塑了这支军队的“肉体”;那么，“古田会议”就彻底重塑了这支军队的“灵魂”。
从那一天起，我知道，这支军队，将不再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它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有了“魂”。
第二章：军事破局——“十六字诀”与“星星之火”
“灵魂”有了，但“生存”的难题，如泰山压顶。
蒋介石的“围剿”来了。一次比一次凶狠。
敌强我弱。他们是“几万人”，我们是“几百人”、“几千人”。他们是“大铁锅”，我们是“小瓷碗”。
“硬碰硬”?那是“以卵击石”。
怎么办?
我的战友们，那些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志们，他们脑子里装满了“苏联教材”和“阵地战”。
可我，装的是井冈山的地形，是“孙子兵法”，是老百姓的“土话”。
在“反围剿”的实践中，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我总结出了我的“白话文”战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十六字诀”，在那些“军事专家”看来，简直是“上不了台面”的“土匪战术”。
“退”?这是“逃跑主义”! “扰”?这是“偷鸡摸狗”!
他们不懂。这十六个字，是“马克思主义”和“井冈山地形”结合生出的“孩子”。
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放弃地盘”。是“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重”。
那些“大城市”，那些“县城”，是“包袱”。谁爱要谁拿去。我们的目标，不是“保卫地盘”，而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且，“保存自己”。
人，比地，重要。
但这套战术，有一个“命门”。它必须依靠“人民”。
没有农民当“向导”，我怎么“退”入深山? 没有农民送“情报”，我怎么“扰”得敌人睡不着觉? 没有农民“掩护”、“补给”，我怎么“打”，怎么“追”?
这套战术，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相连”的。它一天也离不开“人民”——而“人民”为什么帮我们?这，就是“土地革命”的功劳了。
解决了“战术”，我还要解决“战略”。
一九二八年，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敌军围困万千重。党内，一股“悲观主义”在蔓延。
他们问我一个最诛心的问题：“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脏上。我必须回答。
我不能用“口号”回答。我必须用“逻辑”回答。
在那盏昏暗的油灯下，我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我告诉他们，红色政权能存在，不是因为“我们强”，而是因为“敌人弱”。
弱在哪里?弱在“不统一”。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在“混战”。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他们永远不可能“铁板一块”。
这就是“缝隙”。
我们的红色政权，就是长在这些“军阀混战的缝隙”里的。
他们今天“混战”，我们就“发展”;他们明天“联合”起来打我们，我们就“收缩”。
我们，是打不死的。
一九三零年，悲观的情绪再次抬头。
我必须给全党，给这支在黑暗中摸索的军队，一盏“灯塔”。
我写了那封长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告诉他们，“高潮”是“必然”的。胜利，是“必然”的。
但是，“低潮”是“现实”的。
我们现在，就是“星星之火”。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冬天”里去“幻想”夏天。我们的任务，是“忍耐”，是“积蓄力量”，是去“准备”高潮的到来。
这是一种“哲学”上的乐观，更是一种“战略”上的清醒。
我坚信，这火，虽小，但它终将“燎原”。
第三章：经济引擎——“打土豪，分田地”
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农民，凭什么要“冒死”支持我们?
我们红军，要吃饭，要穿衣，要子弹。这些，从哪里来?
答案，只有两个字：“土地”。
“打土豪，分田地。”
这是我们“红色政权”的“经济基础”，是这台“战争机器”的“发动机”。
这绝不是“施舍”。这是一种“利益捆绑”。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他拿到那张“田契”，当他知道这块土地属于他自己时，他的“政治觉悟”就“觉醒”了。
红军的“战斗”，和农民的“利益”，彻底“挂钩”了。
“保卫胜利果实”——这句口号，成了农民参军、输送情报、缴纳公粮的“最大动力”。
他们不是在“保卫”我们，他们是在“保卫”他们自己刚刚分到的“田”。
但是，这个“分田”的政策，又是一场“血的教训”。
党内的“左倾”同志，他们高喊着“见富就杀”，“地主不留”。他们以为“越左越革命”。
这是“疯狂”的。
这把“中农”推向了敌人，把“富农”变成了死敌。我们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我必须去“调查”。我不能在“房子”里想当然。
我去了“兴国”，去了“寻乌”。我召开了大量的“调查会”。我和农民睡在一个炕上，我问他们，家里几口人?几亩地?是“富农”?还是“中农”?
在实践中，我摸索出了那条“务实”的土地政策：
“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我们不是要“消灭”所有的“富人”。我们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如果说，“古田会议”解决了“军队的灵魂”;
“游击战”解决了“军队的生存”;
那么，“土地革命”，就解决了“军队的根基”。
有了“根”，这支军队，才真正“扎”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第四章：至暗时刻——“左倾”教条与“毛委员”的失势
讽刺的是，真正给我带来“灭顶之灾”的，不是蒋介石。
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在我那套“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的战术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我们缴获的武器，越来越多;我们的根据地，越来越大。
我们，在“赢”。
而我的“至暗时刻”，来自“内部”。
来自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喝过“洋墨水”的，满口“苏联经验”的“同志”——王明、博古。
他们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
他们看我，看我搞的“游一击战”，看我搞的“土地调查”，全都是“错”的。
他们给我定了“罪”：
“游击战”是“逃跑主义”;
“诱敌深入”是“机会主义”;
“在山沟里打转转”，是“狭隘的农民意识”。
他们迷信的，是“苏联经验”，是“城市中心论”，是“正规战”，是“阵地战”。
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
他们，剥夺了我的军权。
我，不再是“总政委”。我成了“病人”。他们把我“边缘化”，让我去“乡下养病”。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孤独，最黑暗的三年。
我不是“怕死”。我怕的是，眼睁睁地看着“革命”去“死”。
我在乡下，听着前线传来的“战报”。
博古，还有那个德国“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他们开始指挥了。
他们放弃了我所有的“正确”战术。
敌人来了，他们搞“御敌于国门之外”。 敌人修“碉堡”，他们也修“碉堡”。
敌人打“阵地战”，他们就用我们这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去和敌人的“飞机大炮”打“阵地战”!
这是“自杀”!
我心急如焚。我写信，我建议，我哀求。
但，我是“病人”。我是“机会主义”的“毛委员”。
没人听我的。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
那不是“反围剿”，那是一场“屠杀”。
我眼睁睁地，听着我亲手在“三湾”和“古田”锻造出来的那支“新军”，在“李德”的图纸上，在“博古”的“教条”指挥下，被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瑞金、井冈山……我们用鲜血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1.0模型”，被他们，被这群“马列主义的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给“彻底打烂”了。
一九三四年。我们，输光了。
我们，必须“逃”了。
这就是“长征”的起点。
它不是什么“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它的起点，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是一场“大逃亡”。
我跟着这支溃败的队伍，一起上路了。
尾声：遵义的“重生”——“实践”对“教条”的胜利
“逃亡”的路上，依然是博古和李德在指挥。
他们，还在用“图纸”指挥“逃命”。
直到“湘江”。
湘江之战，那不是“战斗”，那是“渡劫”。
我们被敌人堵在了江边。敌人的飞机、大炮，在我们头上倾泻。
“左倾”路线，还在命令我们“保护”那些“坛坛罐罐”(印刷机、X光机)。
我们像“靶子”一样，在江水中被屠杀。
那一战，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湘江的水，是红色的。
这“血”的代价，这“血”的“唤醒”，终于让所有人，让恩来、让朱德、让洛甫……让所有还活着的人，彻底“清醒”了。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教条”走不通!“李德”不行!
他们，终于想起了我。想起了这个“养病”的“毛委员”。想起了我那些“土”得掉渣的“游击战”。
一九三五年，在遵义。
那间小小的阁楼里，吵翻了天。
但，那不是“政变”。那是“实践”在“纠错”。
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组织”上，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
那是我们的党，第一次在“血的教“训”面前，“断奶”了。
我们，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这不是“我”毛泽东的胜利。
这是“毛泽东的实践路线”(1927-1931)，对“左倾的教条路线”(1931-1934)的，一次“全面胜利”。
我拿回了“指挥权”。
当我带领这支不足三万的“残兵”，再次踏上征程，翻越“娄山关”时，西风烈，残阳如血。
我胸中，是无尽的悲凉，也是无尽的希望。
我写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真如铁”——那是湘江的“血”，是“左倾”路线的“代价”，是蒋介石的“围剿”。
“从头越”——那是“遵义”的“重生”。
我们，丢掉了一手建立的“根据地”，丢掉了所有的“包袱”。
但，我们赢回了“正确路线”。
我们，赢回了“灵魂”。
我带着这支“残兵”，走向茫茫的黑夜。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但我知道，只要“路线”对了，只要这支军队的“魂”还在，这“星星之火”，就一定，一定可以，
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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