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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的故事:从关心社会到走进工厂

谢若林 · 2025-11-03 · 来源:圣彼得堡来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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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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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农场工人,抵制黑心老板

提问者:一开始你是如何对劳工事业产生兴趣,又是如何参加劳工运动的呢?

艾伦:唔,我出生于1952年。所以……我生活的城市纽约在那时有着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比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后来的妇女运动和劳工运动。所以不难了解这些基本的社会问题并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能做些什么。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环境。

所以到我15岁的时候,大概也就是1965年左右,一个比我略大一点的朋友在学校里请我去听别人演讲。讲话的人来自加州,是个墨西哥裔女人,名叫多洛蕾丝·维尔塔(Dolores Huerta)。她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运动的成员,叫农业工人联合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这也是美国西南部和西部的墨西哥裔农业工人在现代史上首次组织工会,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是移民,因此在法律上很不利。他们的工资很低,工作却很繁重;他们的敌人是生产蔬菜水果的大种植园主。因此,农业工人联合工会在那时采用了一个策略,在全国抵制加州的葡萄和葡萄酒,给某些种植园主施压,迫使他们承认工会,并和工人谈判。

我听了这些话,就说:“噢,这听上去太棒了!我能帮些什么?” 他们也想让学生在周末的时候向当地商户宣传抵制葡萄,并向妇女,主要是到商店买东西的妇女请求,“请大家不要购买加州的葡萄。我们想帮那里的农业工人向种植园主施压。”我非常喜欢这项活动。我喜欢跟陌生人交谈。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一直都喜欢交谈。另外我自认为是很不怕生、非常自信的那类人,所以我一点也不畏惧。那些妇女都很惊讶,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居然有这样强烈的热情。所以她们就停下来听我的话,这样让我感觉很好。因此,这就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参加劳工运动的经过。这也非常适合我,符合我的价值观。

我的父母说我小时候就非常关心公平问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这就是我个性的一部分,我的天性。劳工运动也符合我的理念,我那时也很愿意对社会公平议题产生兴趣。我觉得它还非常符合我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乐于和别人交谈。这就是我的起点。

提问者:那时你还在上高中,对吗?只有15岁?

艾伦:是的。

提问者:那次座谈会是农业工人联合工会组织的吗?

艾伦:是的,对了,那次罢工获胜了,虽然花了几年工夫,但他们最后还是迫使种植园主承认了工会,并跟工会谈成了合同,这是农业工人第一次争得的劳动协议。
 

跑进“读书会”里面去了

提问者:然后呢,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艾伦:唔,就在那段时间,唔,一个朋友说纽约市有个周末兴趣班,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你有没有兴趣?所以……你知道的,我说了没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每周六都坐火车去纽约市听课。课程的讲师是个男人,是当时美国顶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

嗯,当然,我当时还听不太懂,但是我学到了,有一种统一的理论和方式去认识世界、历史和我们当下的社会,并帮助我们弄明白该做些什么。我自己总是在想,该为此做些什么,不光是理解,更要行动起来。因此,我觉得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爱上了马克思主义。而从那时起我对它的爱就持续了,你知道的,55年。这就是我指导性的世界观。

提问者:你坐火车去纽约?我记得你家是在……

艾伦:我家就是那种城郊小镇,离纽约市不太远。我父亲在纽约市工作。只要……半个钟头就能到。

提问者:你在纽约上马克思主义兴趣班时,除了你以外,其他学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兴趣班是哪个政党,左派政党搞的吗?他们有没有叫你们参加兴趣班以外的活动?

艾伦:是的,参加兴趣班的人有年轻的学生,大学生,但也有工人和年纪较大的人。在我印象里,来学习的人是多种多样的。兴趣班是一个政党搞的,我觉得你可能会把它当成政治团体,而不是政党。那个组织叫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它现在依然存在,而它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的关系也十分紧密。每周一晚上在纽约举办的讲座是《雅各宾》杂志赞助的。但是美国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在1956年以后才出现的。是在赫鲁晓夫上台,美国和俄国都谴责了斯大林之后。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批判了斯大林。所以在那之后许多美国共产党员脱党了。他们与党决裂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参加或创建了这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称为反共左翼。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些。我不太尊重这个政治团体。我总是觉得他们错了。所以,我们自然可以批判苏联的共产党,但我觉得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正确的。所以我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我觉得我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父母挺宽容的……

提问者:你父母知道你参加纽约的讲座吗?因为这不是抵制,这是政治(活动)。

艾伦:是的,他们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我可以给你讲一件好玩的事。那时候,可能是我更小的时候,大概十二三岁,大约是1963或1964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看起来很强有力。她头上戴着红色头巾,坐在拖拉机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女强人的形象。所以我拿起这本杂志,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我问我的父母,说我找到了这么一本杂志,非常有趣。我想订阅这份杂志,这样我就可以每个月都在家门口收到这份杂志了。而我父母总是在我任何感兴趣的方面给予支持而不是反对。他们很支持我。他们问,是什么杂志呀?我回答,哦,叫做《苏联生活》(Soviet Life)。他们就说,没问题,但他们又问,这份杂志是怎么寄来的呢?是装在信封里,还是直接寄来呢?邮局和邮差是不是都能看到我们订阅了它?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共浪潮依然非常凶猛。他们担心邮差看到我们订阅《苏联生活》并告诉别人。我父亲在政府工作,他对此很担心。但最后没有发生意外,这份杂志是装在信封里寄来的。

 

继续谈农场工人,以及那些农业资本家

提问者:让我们回到农业工人联合工会的话题上来。他们是如何组织罢工的呢?工人们自己是怎么参加抵制活动的?

艾伦:嗯,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非常著名而又重要的故事。而且事实上,有好些人把它写成了书。另外,还有很多关于它的分析。我那时还很年轻,我没有直接参加斗争,而且那场斗争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我没能跟那些工人直接交流。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讲一些细节。

提问者:那些商店店主对这次抵制活动采取了什么反应?

艾伦:他们当然觉得这是个麻烦,因为他们要跟种植园主做生意,向种植园主买葡萄和葡萄酒。现在没人去买这些葡萄和葡萄酒了,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个大麻烦。所以随着葡萄抵制运动逐步升级,店主们就开始说:“我们对这些劳工斗争一点也不关心,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所以他们就不买加州的葡萄和葡萄酒,改从别的地方进货了。这对抵制运动大有帮助,这意味着抵制运动更上一层楼,已经使种植园主们失去原来的生意了。

提问者:有没有商铺老板支持罢工和抵制?另外,支持工人的抵制活动好像很能吸引人(?),那么这类活动在那时很普遍吗?在你参加抵制活动的时候,这种活动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那时你被警察抓过吗?现在抵制好像得到了广泛使用,但在六七十年代呢?是很常用的行动手段还是比较少见的?

艾伦: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没有商铺老板支持罢工。商铺老板们对罢工很不满。至于抵制这个战术,这是个比较新颖的战术。那次还是第一次对消费品进行全国性的抵制。而这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战术。这种战术是加利福尼亚工人首次使用的,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有效的战术,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抵制活动使人们了解到他们的糟糕处境,受到了震动。第二个问题,工人自己被老板压迫的非常厉害,所以不得不在加州发起罢工。他们被关进监狱,被警犬咬,被警察和刑事犯殴打。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遣返回墨西哥,人生变得更加糟糕了。所以,由于工人意志坚强,人多势众,最终使媒体曝光了这些冲突。所以,像是学生,或是我们这些支持抵制的人,或是支持抵制的消费者,都觉得我们与工人站在一起。所以它才成功了。但我得说现在的大多数抵制都是不成功的。这招如今不灵了。而且我个人不会使用消费者抵制战术。我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浪费时间的蠢事。但是,我们这些支持抵制的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大都是学生,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警察找过麻烦。有时商铺店主会强迫我们离开。

提问者:你的父母和同学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艾伦:是的,而且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提问者:为什么?

艾伦:因为他们觉得这说明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在为一些重要的事物出头。我觉得他们为我感到很光荣。可能一部分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我说过,我的祖父母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因为犹太人在俄国遭受很严重的压迫。而且再后来,在二战期间,你知道的,纳粹也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当我长大后,这就是所有人都了解并面对的事实了。这是我世界观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美国境内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都很愿意向那些争取自身权益的人提供帮助。

2

精力充沛继续折腾,参与反战运动

提问者:在这之后呢?你是怎么进一步参与其中的?

艾伦:上高中时,我也非常积极地参加反战运动。反对美国对越战争的运动。同时我也非常积极地参加民权运动。这些运动在六十年代中后期都是十分强大的。所以,比如说,在我的高中里,我也组织过学生罢课。我们会发动反对学校的罢课,就只是因为……除了社会力量以外,我们也没有别的力量了。你必须尽量扰乱你能扰乱的一切。所以我们会组织罢课,要求举行特殊的学习会,我们管它叫研讨会(teach-in)。研讨会是一种学习越南战争的流行方式。

所以……我们很快就明白了美帝国主义,特别是它在东南亚的行径,还有美国的经济制度。我们是怎么卷入这场东南亚战争的?为了什么?我们还通过这些学习,也开始学习共产主义,好吧,还有民族解放斗争。民族解放斗争也意味着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起义。在那个时期,美国左派,特别是左派中的年轻人,发展得很快,见识也迅速增长。我上大学后继续组织反战活动。同时我也有了机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很多教师,青年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对我的思想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大学期间,我总是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同时还在不断进行组织实践。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那个时候,太多太多的美国左派青年都是……你可以说是毛主义者。我们对中国革命很感兴趣,中国革命给了我们很大启发。1974年我从大学毕业时,越南战争也结束了。那是一场很可怕的战争,但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思想,并成功迫使政府结束了战争。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发挥了作用。但我后来发现,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这些国际问题,而是要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我就是在那时决定参加劳工运动的,就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上学期间,如何协助罢工工人

提问者:你说你在上大学时参加了一些劳工斗争,你是怎么参加的?比如你给工人提供了什么帮助?你参加过罢工吗?你邀请过别人和你一起参加吗?还是说你有一个一起行动的小组?

艾伦:是的,我们会到有罢工发生的地方去,我们会参加纠察队,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工人,说我们是学生。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斗争的目标。然后,你明白的,我们会先收集到一部分信息,他们也总是非常非常乐于收到来自任何人的帮助。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有活力的人。我们又吵又唱,一路游行一路闹。他们很享受这一切。后来,我们有时候也会和一些工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参加他们的会议,和他们讨论策略和理念。

我在上学时,确实参加了一些政治团体。所以,这些团体里有时也会有人产生兴趣。可能他们会告诉我一场罢工的消息,也有可能是我反过来告诉他们。但我们确实经常和一些朋友一块参加。我上大学头一天就被抓了,我在入学第一天就参加了示威活动并被逮捕。我告诉了我的父母,你知道的,他们有点吃惊。但他们说,好吧,你明白的,你要记住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要拿到学位。所以,不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示威和坐牢上。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

 

毕业后去企业打工,接触工人

提问者:你毕业后选择了进厂工作。那时候真这样干的学生有多少?他们是集体进厂的还是个别进厂的?他们在厂里是进行组织工作的?是有什么定期会议吗?还有个问题,有什么政治团体组织他们进厂吗?还是他们自发的?

艾伦:嗯,相对而言,这样干的年轻人有不少。当然了,跟一整代人相比,他们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但上一次有学生这样进厂还是在三四十年代。所以,我们认为这是进厂策略的复苏。而且我认识的人有好多好多都进了厂,但也有人干了其他工作,包括当教师、到医院工作和到政府工作,去了政府里的一些低阶岗位。目标就是组织工会,建立激进工会,培养工人阶级意识。

那时有许多团体或政党都采用这种策略,他们其实都很小。比方说,他们有的叫社会主义工人党,有的叫马列主义共产党。或者前进阵线,好像是毛派的组织。还有一个叫做十月联盟。这样的组织有很多,但我一个都不想参加。我觉得他们都有点疯狂。而且他们一点也不现实。他们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很强硬的理念。但他们其实并不想真正了解工人,不想了解工人的实际情况。他们只想自顾自地推行他们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些做法行不通。所以我就自己单干。和我同龄的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的这样做了。他们发现这太困难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经历了许多失败。他们也想有个工作,挣些钱,养家。所以渐渐地他们离开了运动。现在只有少数我这个年纪的人留在运动里了。

提问者:在反战运动之后,你为什么决定参加劳工运动?

艾伦:嗯,参加反战运动的大都是学生。而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没有参与进来……他们实际上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反对战争。他们有一种成见,以为共产主义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和威胁。他们以为苏联是共产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现在越南也是共产主义,还有北朝鲜、古巴,他们害怕柬埔寨、老挝和印度尼西亚,那是一个恐共时代。我对此非常理解,我见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谎言,既资本主义是工人的福祉。他们的政府欺骗他们,理所当然地,企业、老板也欺骗他们,媒体欺骗他们,所以他们看不透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劫掠和剥削他们的。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到劳动群众中去,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弄明白他们的想法,并试着把更多的工人引向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这就是我的想法。

提问者:你的同龄人是怎么想的呢?比如每天早上见面的凯恩、戴安娜或者珍妮们?你们全都是同一代人。

艾伦:我还没毕业时,如果周围有劳工斗争,我就跑去参加,或者是其他的罢工罢课或斗争。而且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些,尽管我出身中间阶级。实际上,我的祖父母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俄罗斯过来的。我父母是在非常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二战后他们找到了专业性工作,我的成长经历就舒适多了。

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中间阶级,我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所以,我会参加罢工并尽量缩短自己和工人阶级的距离。所以,我毕业后,我参加了(机器)操作工的培训。我上了夜校。白天我在车间当员工。要知道我的父母对此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你知道的,我是哈佛毕业生。这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而且我的成绩也很优秀。如果我愿意,我本可以选择任何其他职业,挣到很多钱,但我没有这么选,而是当了一个普通的车间员工,领着很低的工资,还接受了操作工的培训,以便进厂工作。我的父母非常惊讶,但是他们信任我,并允许我走自己想走的路,因此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理解,尽管他们对此并不开心。

 

跟老板的冲突

提问者:在你当车间员工的时候,有没有跟老板或经理发生过劳资冲突?

艾伦:啊,有的。但那只是个很小的车间,只有十个或者十二个员工。所以没错,我们的确遇到过一些麻烦。我们团结起来对付老板,解决了这些问题。实际上,我记得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那里工作时怀上了孩子。随着我的孕期来临,你明白的,我的医生就说你不能再成天站着了,也不应该再去搬运那些沉重的箱子。所以我问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不用成天站着的岗位。一开始,他说不行,不给换。我和在车间里工作的其他妇女谈了谈。其中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妇女,她的孩子已经很大了;而其他人都比我小,都还没有孩子。但我说,瞧,这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任何女人身上。对任何人来说这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并提出我们的要求。

那次行动很成功,但是那个车间非常小。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我为“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County,and Municipal Employees,AFSCME)这个大型政府雇员工会工作时,工会工作人员也想有个工会。就是说,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会。而老板,也就是工会,却开除了很多人。于是我明白了美国的大多数工会都是经济性工会。

其实,在我为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工作的二十年里,我自然也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工会的会员。每隔三年我们就会进行合同谈判,集体谈判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还发动过一次罢工。我懂得了所有工人,无论哪种工人,所有工人都需要工会,即便这对工会领导来说十分难堪,有一个工会工作人员工会发动了针对你的罢工。这会让他们十分尴尬。

 

找到了一群参加过共产党的老人家

提问者:在你的操作工培训结束后,你是什么时候进厂的?

艾伦:问题就是当我的培训结束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了,工厂开始搬离美国北部。所以,我当时住在佛蒙特,那里有一家机械工具厂,工会组织很完善,我一开始打算去那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工厂纷纷关闭,搬到南方去了,那里没有工会,后来甚至搬去了墨西哥,再后来还搬到亚洲去了。所以那里没有工作,我找不到操作工的工作。所以我只好试着去做……学着去当工会组织者。你知道的,我有一点经验,但我还很年轻。学习这些是非常有趣的,你懂的。

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二战后,在五十年代,美国共产党被打垮了,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该向谁学习。左翼的许多人被关进监狱,或是生活被彻底毁了。而且没有人自称共产主义者了。所以,当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感兴趣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教育我们。因此,我就到处奔走,走访了许多老人,那时我觉得他们看上去实在是太老了。我就介绍一下自己。那些人要么是过去的工会组织者要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知道怎么做这些工作。所以我就问他们,能不能教我怎么做这些工作?就这样,我在某种程度上建成了我自己的学校。

提问者:你刚才说,在你参与工会工作之前,你找了老一代专家,向他们请教。他想知道更具体的事情。比如你请教的这些老人,他们的意识形态都是什么样的?你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组织技巧吗?什么样的技巧?他们是怎么告诉你这些的?

艾伦:我觉得他们都是美共的老党员。我一向觉得,只有党组织才能把人训练成这么好的组织者。如果那是个严肃的政党的话。而美共正是训练劳工组织者的优秀学校。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他们自己就是工人,往往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是在三四十年代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到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成了老头子。他们都退休了。当然,他们大都脱离了美共。他们是在五十年代脱党的。但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

所以,举个例子,他们会教我,给我建议。比如,你该怎么跟工人谈话,才能弄清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而不只是了解他们表面上的想法,弄清他们在工作单位到底遭遇了什么。你要做些什么,人们才能信任你,工人才能信任你。该怎么表现?当你和不同的工人见面的时候,你怎么判断谁能成为好的工人领袖?谁是天生的领袖?你可能会问,谁是天然的组织者?你可能会问,嗯,当一群工人跟你讨论他们的问题时,你该怎么做出决定?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应该从一些更小的问题做起?然后,当工人愿意行动时,你怎么判断他们能不能从车间争取到足够的支持?你怎么检验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否可靠?你必须时刻了解工人的安全性。就是说,行动对他们有多危险?如果他们变得积极起来,并组织了起来,会不会因此丢掉工作?或者说,如果他们是移民工人,你还得时刻考虑他们会不会被遣返,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还跟我讲了很多他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历,帮助我了解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一直都有。有时它强而有力,有时它萎靡不振。有时它被腐化,你厌恶这样的工会,你要改变这些工会。

所以他们把经验和智慧传给了我。当我开始在工会工作的时候,有时我也会碰到麻烦。我会直面那些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会打电话问他们,老天啊快帮帮我!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建议。

提问者:你跟那些老人的谈话记录保存下来没有?

艾伦:没有。你明白吧,我就只是去拜访他们。我不记得我还做过笔记什么的。但我已经把我写下的不少文档捐给我住过的佛蒙特的历史档案了。

提问者:文档?什么样的文档?

艾伦:一些文件、报道、新闻和会议纪要,关于不同劳工项目的各种东西,但是我在政治团体里也十分活跃。也许我有一些和他们的来往信件,我不太确定。我可以找找看。但是他们都去世了。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提问者:那时候没有可以学习的工会吗?

艾伦:我不想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找工会。我觉得应该先学些东西,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拜访这些老人,我跟他们吃午饭,喝咖啡。过了一段时间,我比较有自信了,就找了个工作,开始了我的工会事业。

3

成为一个“工会组织者”

提问者:是什么样的工作?像是工会里的组织者吗?

艾伦:是的。

提问者:是哪种工会?

艾伦:第一个工会叫做电力工人联合工会(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他们被当作左翼工会,现在仍然是左翼工会。

我和另一个组织者一起工作,试着在通用电气的一家工厂内建立组织。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佛蒙特有两家通用电气的工厂。其中一家有工会,而另一家没有。所以我们试着在那家没有工会的工厂建立组织。工厂老板非常狡猾,他们对厂里的工人做了一些许诺。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工会,我们会给你们和那些有工会的工厂工人相同的工资、相同的福利待遇。这对你们来说更好,因为你们用不着交工会会费了。所以你们就不要投票赞成建立工会。”

提问者:然后呢?在老板跟工人说了不要组织工会之后发生了什么?

艾伦:不出意外,工人投票决定不参加工会。然后,老板也不出意外地没有兑现承诺。这就是典型的……老板会做的事,对吧?太常见了。但那时候,东北等地的工业企业纷纷关门,迁往南方,那边工资水平一直比较低,再加上种族主义偏见泛滥,使组织工会难上加难。所以,在美国南部从来没有过强有力的劳工运动。于是,越来越多的太多工厂关闭了,人们也纷纷失业。大家自然都很害怕失业。一有工会组织运动,他们就说:“别,别,别跟我谈这个,可别跟我谈这个。我很害怕,我可不想丢掉工作。” 要想在工厂里建立组织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从那时起,我觉得应该到能够组织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里找工作。因为公共部门工会在那时才刚刚开始兴起。在公共部门,有比较大的余地可供开展组织工作。于是我当上了AFSCME的组织者,AFSCME是“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的缩写。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共部门工会。

提问者:这个公共部门工会是为全体州、县、市政府雇员服务的,是吗?

艾伦:是的,它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公共雇员工会,但的确是最大的。

提问者:就是说,比如在你们这个州里,它覆盖了整个州的全部公共部门?

艾伦:是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但不是所有人都自动加入这个工会的,你知道的,工人必须要自己组织起来加入我们。比如,大城市的工人大都加入了这个工会,但也有人还没参加。而小城镇的工人可能加入了这个工会,也可能加入了其它的工会,或者根本没有参加工会。所以说,因为不同州的情况相差很大,州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对公共部门雇员来说,工会的状况也是不同的。许多州的工人无权参加工会。加入工会是犯法的。

 

继续谈通用电气

提问者:好的,我想回过头来谈谈通用电气的事。你说过老板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后来工人有没有为此进行斗争?还是说就这么算了?

艾伦:我想就是这么结束了。我记得在那之后,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让工人停工,把生产线搬到南方了。

提问者: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艾伦: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起来过,那之后工厂就关闭了。

提问者:然后呢?

艾伦:有意思的是,那家有工会的通用电气工厂到现在都没关闭。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被多次收购又被多次出售,工厂的主人变了好几次,却一直保持运营,而且产量还不错。

所以,我接下来就去学习怎么搞组织工作。在八十年代初,这对公共部门工人来说还是十分新鲜的。可以说公共部门工人对工会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那时候,美国好像进入了繁荣时期。我们当时还不明白,但那时正是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就在那时候,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开始明显衰退了……苏联开始覆灭了。

而在英国,有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就是罗纳德·里根。所以,那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开端,但我们那时还没有想到。经济好像也比较景气,但产业工人并没有得到好处,其他类型的工人,包括公共部门工人倒是分得了一点好处。所以那时是组织工人并提出要求的好时机。我当时非常忙,一开始是和公共部门工人一起工作,后来是和教师们一起。我从1986年开始参加教师工会的工作,就是全国教育协会。而且我认为,我以前也说过,全国教育协会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工会,它有大约350万会员。

 

去了教师工会

提问者:为什么你那时选择去教师工会工作呢?

艾伦:理由非常多。

提问者:在参加教师工会以前,你在州县市雇员联合会工作过,是吗?

艾伦:是的。

提问者:你为什么换了工作呢?

艾伦:有很多原因。第一,我们看到了这种去工业化和关厂的趋势。我们把这叫做“车间逃离”,这些在今天的珠三角很常见。所以我觉得,连工作岗位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把工人组织起来呢?于是我想到了教师,学校总不可能全部倒闭的。社区总要有一个学校。要么是公立的,要么是私立的,但总要有几个学校。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第二个嘛,教师……就是那种所谓的入门级专业职业。工人阶级、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移民在普遍接受教育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往往就去当教师。所以这些人不算富裕,也不是什么精英。这些当老师的人往往由于家族经历而更有斗争意识。

所以我觉得,既然这样,他们也该具有更强的工会意识。第三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公共教育结构非常民主化,非常分散,也就是说,每一间学校都是通过经选举产生的学校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来管理的。这就意味着学校有一定的透明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管理,有一定的公平性。管理层也比较遵守法律。所以我就想,好,这就是建立民主工会的好环境。而且,等级制在学校教育中并不是特别明显。你只需要应对干杂活的校工、其他教师或校长,每间学校可能有一个校长,学校不像公司,要应付一大堆经理、监工,等级制没那么强。所以我认为在学校有机会锻造出深厚的工人团结意识。把工人牢固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最后一点就是教师与社会的联系非常密切。你知道的,如果你在工厂、商店或是饭馆里打工,你的工作的确是必要的。但是你也要知道,不管鞋子是你的工厂生产的,还是别的工厂生产的,社会上都没人在乎。他们只在乎鞋子。但是教师与儿童关系密切,因此与每个儿童的家庭关系也更密切。而教育决定了学生能否成为自食其力的合格公民,这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能把教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具有很强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我决定去教师工会工作的原因。

提问者:你讲了选择组织教师建立工会的五个原因。在你加入全国教育协会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

艾伦:接下来,我为那个工会工作了20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可以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我在工会里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如何在没有工会的工厂里组织工人?

提问者:你是怎么在没有工会的工厂里组织工人的?是在厂外跟工人交谈吗?

艾伦:是的。那时候,有时是能够组建工会的,那是七十年代。你可以在工厂门前发传单。工人早上上班或傍晚下班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发传单。但这不是做组织工作的最好方法,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工厂大门口。他们明白老板在盯着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和你说话。所以我们不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在社区里和人拉话,在工厂所在的街区里。或许你可以去当地的酒吧或披萨店,也可以去参加社区会议,问一些问题。你知道有谁在那家工厂上班吗?你们对那家工厂有什么看法?大家对工作、对老板有什么意见?然后你可以请别人给你写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样你就可以给人打电话了。你也可以找到代表该地区其他工人的工会,跟他们说,嘿,我们打算在那家工厂搞组织工作。你知道有谁在那里上班吗?你认识那里的人吗?有亲戚在那里上班吗?有兄弟或表兄弟吗?随便什么人都行,要知道,你需要的是有人给你介绍门路。

当然了,这是在电脑普及之前的情况。要想找到什么人,除了聊天,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你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到他们家去。然后当你遇到某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他们信任你。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种技巧。首先,最好的办法就是,嘿,你知道吗,我自己就是工人,我是某某工会的,我在厂里上班。我的生活因为有了工会变得好了不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家工厂里也搞个工会。这是因为,在讲自己的经历时,如果你跟他们差不多,人们就会更容易信任你。但是,我却不能这么干,因为厂里全是男人,年纪都比我大。所以,我一般要么试着找厂里的另一个工人,要么去拜托其他厂里的其他工会成员。我们会聚在一起聊天。这样做很有帮助。

我很早就学到了一件事,作为工会组织者,你不能像推销员一样推销你的工会。这不是做组织工作的好办法。你应该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条件,还有他们认为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所以,我一般会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当然了,所有人在工作中都会遇到问题。所以,最后会有很多人向你倾诉他们的问题。然后,你明白的,很多时候你就可以问,既然这样,有没有人想过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你可以了解工厂里的权力关系。我们就说,你可以把厂里的权力关系图画出来看看。在画图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哪些工人拥有某种共同的利益。慢慢地你就了解了工作单位的情况。如果有人表示出有兴趣,或是并不担心的样子,你就要马上问他们,嘿,能不能介绍几个同事给我?然后成立一个委员会,一个组织委员会。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在工人运动的左翼,我们非常强调工人民主。也就是说,由工人自己建立一个委员会,指导工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工人运动右翼,他们认为把整个计划交给工作人员,也就是组织者就可以了。这是个很大的区别。最后,你的目标就是拿到厂里所有工人的名单。你要给他们分级,对他们进行评估和筛选,一类、二类还是三类。你明白的,第一类就是强烈支持工会的人。第二类就是犹豫不决的人。第三类就是反对工会的人。

当你觉得自己争取到了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你就要准备举行工会选举,或是要求老板承认工会。但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经常会节外生枝。最重要的问题,自然就是老板总是要跟你斗,要吓倒工人。所以你必须做好准备,帮助大家迎战老板的反工会行动。当然了,老板经常会利用违法的手段。比如,在美国,如果因为工人试图组建工会而开除工人是违法的。但老板们一直在这么干。

提问者:你刚才说,在你试着组建工会时,老板劝说工人不要参加工会。然后他们不是进行了投票吗?这么说,在工人当中,是不是有一小部分人想要工会?投票之后,老板有没有报复那些想要工会的工人?

艾伦:嗯,我也参加了,我组织了很多次,大概几百次工会选举。

提问者:请你更具体地谈谈那个工厂。

艾伦:好的。那个工厂里,并不是只有少数工人支持工会。我记不得具体有多少了,但是,支持建立工会的人,差不多有一半吧。有大概四成。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毕竟是很久以前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厂里有一对兄弟,他们是最强有力的工人领袖。当他们发现工会建不起来后,他们就辞职了。他们不打算等着老板炒掉自己。我刚才说了,在这之后不久,厂方就开始把生产线搬走,还裁掉了一部分工人。

我听说,有些人觉得,这是对整个建会斗争的报复。他们搬到其它地方去了。但这是合法的,对吧?老板,资本家可以把工厂搬走,搬到他们想搬去的地方。但是,在其它的工会建会投票中,资方也搞过几次报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我总是鼓励大家,不要害怕,要更加勇敢,更加强硬。要站出来斗争,但是一定要确保你能得到其他工人的支持。如果其他工人确实支持你,老板要报复你就不太容易了。

有一次,我与一个公交司机工会合作,和他们的一个男性会员代表一起工作。你明白的,会员代表是工会里最基层的干部。他们扎根在工作单位,他们只是普通工人,但他们是工人选出来的,是最接近会员的工会代表。在那个工会里,有个非常积极、强硬而激进的会员代表,工人们非常非常喜欢他。他坚决维护会员的利益,最后老板找了些借口,炒掉了他。所以工人非常不高兴,他们作了一些小徽章,上面写着“还我汤姆”之类的标语,汤姆就是那个会员代表。老板就说,”你们不能在上班的时候戴这种徽章”,因为他们是公交司机,穿衣打扮都有规定,制服都是公司发的。

所以工会就印了好多这样的徽章,司机们就在公交车上带着装这些徽章的包。一有乘客上车,他们就问乘客,“愿不愿意拿一个写着还我汤姆的徽章?” 乘客往往会反问,“是什么徽章呀?” 然后司机就趁机解释发生了什么。所以没过多久,许多乘客都开始佩戴这个徽章了。然后乘客也会讨论汤姆的事情,说这太不公平了,很快这种压力就传达到了管理层。他们只好让汤姆重新上岗。也就是说,有时候工人也能挫败老板的报复。

提问者:对那些被老板炒掉的工人或工会领袖来说,除了法律行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恢复工作吗?这些工人打赢官司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艾伦:唔,除了诉讼和仲裁之外,自然就只有组织起来了,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徽章的故事:“还我汤姆”。所以工人会团结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比如给老板写联名信。有时他们会去找报社,用不同战术给老板施压,有时会生效。

但我得说,我刚刚参加劳工运动时,也就是四十、四十五年之前,在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工人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但现在工人的力量要弱得多。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我可以说我们又有了一点恢复的迹象。但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现在大家经常被开除,而要通过法律手段恢复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老板现在非常狡猾,消息灵通,他们不会用太糙的手段整你。他们从来不说“我们炒掉你是因为你是捣乱分子”。他们会说,“噢,你的绩效太差了”或者说“你迟到了”,再或者说你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他们有许多许多办法炒掉你。但是现在遭到报复的工人总是没有好结果。

 

两起艰苦而结局还算不错的罢工

提问者:最近三四十年,美国爆发过野猫罢工吗?

艾伦:有的,我了解。并不太多,但的确有。最近就有一场非常惊人的野猫罢工。是一群负责给家庭安装无线电话的工人。他们的老板是一家叫做Verizon的美国大公司。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到客户的家里去安装设备。这家公司的工人几乎全是非裔美国人或是移民,拉丁裔的。我记得那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司的老板是美国最有钱的CEO之一。而工人的待遇却非常差,他们的工资非常低,没有任何福利。他们被压迫得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他们也没有工会。

有一天,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了。他们放下了工作,开始罢工,野猫罢工。然后,他们给美国通讯工人工会打了电话。这是一个主要代表电讯工人的工会。他们说:”我们刚刚翘班了。我们搞了野猫罢工。你们能不能过来帮我们组织工会?”这在最近是很少见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倒是有很多工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在那时是非常典型的,但在现在却非常少见。老板开除了这些工人中的26个。工人却坚定了决心,组建了自己的工会。于是通讯工人工会帮他们建立工会。这些工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争取到恢复工作。但是26个工人的工作全都是通过组织夺回来的,没有一个是通过打官司或仲裁实现的。全都是通过组织起来争取到的。

他们用了好多办法给老板施压。他们在纽约市搞了一个很棒的事:两年前新选出了一个市长,大家觉得他对工人态度比较好。在我这辈子,纽约市长几乎都是敌视工人的。但是现在上来了一个对工人态度较好的市长。他就跟公司老板说:“你对这些工人做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开除他们不仅是不公平的,还是非法的。如果你不让他们复工,我们就要取消你们公司和市政府签订的电话服务合同。” 唔,你知道的,这是个大合同,我不太确定,大概价值三百万美元吧。这就是一种施压的办法。其他的办法还有好多好多。最后所有工人都恢复了工作。

我知道的另外一次野猫罢工是货运卡车司机搞的。美国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经济工会”有一种做法,几个工会的主席在密室里跟老板们开会,弄出工人不喜欢的合同。然后工会主席就跑出来跟工人说:“哦,我很努力了,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份合同。这是个很好的合同。你们应该支持它。”

但法律还规定,必须经过全体会员表决,表决通过之后,合同才能生效。会员可以投赞成票也可以投反对票。有一次,货车司机觉得这份合同很糟糕,所以他们把它给否决了,不想接受它。于是那个工会主席说,“好吧,那我们就改一改”。他和老板又谈了一次,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但是,司机再次否决了合同。工会主席又搞了第三次投票。在美国,我们把这个,这种经济工会的战术叫做,拖到你赞成为止。意思就是说老板、工会主席会不断地把糟糕的合同塞给工人,反反复复地折腾工人,直到工人没脾气为止。你懂的,他们最后会说,“得了得了,我赞成,行了吧。”

但是,工人当然是很讨厌这种事的,他们觉得没有人维护他们。他们说,“如果工会只是和老板做交易,那工会还有什么用?这次我们不干了!”。不管怎么样,在那次罢工中,在第三次投票否决合同后,工人就搞了野猫罢工。他们这次就说,“太过分了,我们不接受”。于是他们就搞了罢工。你懂的,如果工人搞了野猫罢工,工会就不会支持这种罢工。工人是自己干起来的。在美国,在绝大多数的罢工中,绝大多数工会都会给罢工中的会员发放生活费,虽然不如工资多。我们管这个叫罢工补贴。但在野猫罢工中,工会不会发罢工补贴,他们会说,既然你们都不听我们的了,那我凭什么要给你们发罢工补贴呢?要知道我们可是正式工会,你们的罢工又没经过我们批准,所以我们连一分钱的罢工补贴都不会发。

在这次货车司机的野猫罢工中,他们的确这么干了。他们觉得这样一来,货车司机得不到罢工补贴,就只能放弃罢工。但实际上货车司机并没有放弃。他们非常生气。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三个星期吧,大约这么长时间。最后司机依然不愿屈服,不肯复工。没有人复工。最后,工会主席不得不让步,他对工人说:“好吧,你们自己去跟老板谈判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结果很成功。他们争取到了很好的合同。但实际上,这样的罢工还是非常非常少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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