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1936年4月25日，在巴勒斯坦人民一声声“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中，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进行总罢工，随后很快转为了遍布巴勒斯坦各地的武装暴动。持续三年多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事实上，这并非是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而发起的反抗斗争。早在1920年4月，巴勒斯坦人民就举行了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1921年，巴勒斯坦人民在雅法发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暴力镇压的武装暴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在此后的1929年、1930-1931年、1933年和1935年，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武装暴动，直至1936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总爆发。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民从未放弃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直至今日。
在这本《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当中，不但记录了英勇无畏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身为前者走狗的巴勒斯坦封建地主、宗教领袖(尽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但是阶级本性让他们还是屈膝投降了，甚至一边“指挥”起义一边接受英国的拉拢)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叛卖和联合绞杀下，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的光辉事迹，也对起义的爆发和失败及其原因，以及起义爆发前的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出了深刻而精准的剖析，是一本具有很高的阅读和史料价值的中东历史著作。
本书的作者格桑·卡纳法尼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历史人物。作为巴勒斯坦著名作家，他的一些早期作品《被偷去的衬衫》、《阳光下的人们》、《悲伤柑橘地》等，无不体现了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生活和对沦丧的故土的眷念。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担任“人阵”的主要发言人和机关刊物《目标》的主编，并为人阵起草了一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纲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火热斗争，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他写下了诸如《萨阿德大妈》、《给你们剩下的》、《十二号病员之死》《不属于你们的世界》《人和枪》等有关民族抵抗运动的小说，其中的中篇小说《重返海法》则着重表现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格桑·卡纳法尼还创作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抵抗文学》和《论犹太复国主义文学》两本文艺批评著作，论述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文学情况。
1972年7月8日，格桑·卡纳法尼和他的侄女拉米亚·卡纳法尼在贝鲁特因以色列“摩萨德”特务分子的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了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学史上把文学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献身的一个范例。
格桑·卡纳法尼在他的《目标》周刊办公室(图源：巴勒斯坦海报计划)
为便于微信阅读，本平台计划分七篇推送连载他的研究文章《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欢迎持续关注。本篇为文章第五部分。
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及过程
历史学家们对1936年起义爆发的原因是各地发生的不同事件意见不一。根据耶胡达·鲍尔的说法，“通常被视为1936年骚乱开始的事件”发生在1936年4月19日，当时雅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群袭击了犹太路人[1]。伊萨·西弗里(Isa al-Sifri)[2]、萨利赫·马苏德·布维西尔(Salih Mas'ud Buwaysir)[3]和苏比·亚辛(Subhi Yasin)[4]认为，当一个不知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团体(苏比·亚辛将其描述为包括法尔汉·沙特(Farhan al-Sa'udi)和马哈茂德·戴拉维(Mahmud Dairawi)在内的卡桑派(Qassamist)团体)在从阿纳布塔和努尔沙姆斯监狱出发的路上伏击了15辆汽车，抢走了车上的犹太和阿拉伯乘客的钱时，点燃了第一把火，而该组织三名成员中的一人向占乘客大多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表了简短讲话，据西弗里称，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拿走了你们的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与敌人作战，保卫你们。”阿卜杜勒·瓦哈卜·卡亚利(Abd al-Wahhab al-Kayyali)[5]博士认为，第一把火是在1936年2月点燃的，当时有一群巴勒斯坦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一所犹太承包商在海法建造的学校，该学校只雇佣犹太人劳动力。[6]
但所有消息来源都正确地认为，谢赫伊兹丁·卡桑(Izz al-Din al-Qassam)【他的名字同时也是今天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下属的准军事部队“伊兹丁·卡桑旅”的名称来源。——译者注】引发的卡桑派起义是1936年起义的真正开始。
今日的伊兹丁·卡桑旅(图源：百度)
然而，耶胡达·鲍尔认为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更权威的来源之一的皮尔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回避(忽略)了起义爆发的这些直接原因，并将起义爆发归因于两个主要原因：阿拉伯人渴望赢得民族独立，以及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厌恶和恐惧。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只是一个，它们所表达的词语被夸大了，没有传达出确切的含义。然而，皮尔勋爵提到了他所说的导致“骚乱”爆发的“次要因素”，这些因素是：
1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在巴勒斯坦境外的传播
2自1933年以来，犹太移民不断增加
3犹太人能够影响英国的公众舆论
4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英国政府的善意缺乏信心
5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害怕犹太人继续购买土地
6委任统治政府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7]
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当时的领导层对起因的理解可以从它用来装饰其所有要求的三个口号中推断出来。这些是：
1.立即停止犹太移民。
2.禁止将巴勒斯坦阿拉伯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犹太定居者。
3.建立一个民主政府，根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人数优势，他们将在其中拥有最大的比例。[8]
但这些口号，在重复的夸夸其谈的版本中，完全无法表达真实的情况，事实上，它们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使封建宗教领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永久化。起义的真正原因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巴勒斯坦社会从阿拉伯农业封建宗教社会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西方)工业资产阶级社会所涉及的激烈冲突已经达到了高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建立殖民主义根源并将其从英国的托管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不得不采取某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因为在冲突达到决定性程度时，它不再有能力行使其领导权。
各种冲突因素在促使当时的巴勒斯坦领导层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方面发挥了作用——首先是：伊兹丁·卡桑运动;其次是：这一领导层在领导群众运动时所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即使是在殖民主义者通常毫不犹豫地屈服于的次要和局部要求方面也是如此，目的是为了吸收群众的怨恨(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到这种策略的价值;然而，他们的利益通过有能力的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的存在得到了保障);第三：除了殖民主义暴力(1929年起义被镇压的方式)之外，还有犹太复国主义暴力(武装匪帮、“仅限犹太工人”的口号等)。
在任何有关1936-1939年起义的讨论中，都必须为谢赫伊兹丁·卡桑留出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关于他的文章已经写了很多，但说这位独特的人物仍然默默无闻也不为过，而且很可能永远如此。关于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只是从外部对他进行研究，由于对他的所谓“个性研究”过于肤浅，一些犹太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将他视为“狂热的苦行僧”，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则完全忽视了他。事实上，很明显，正是由于未能把握宗教与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才导致了对卡桑派运动重要性的贬低。然而，无论对卡桑持何种观点，毫无疑问，他的运动(1935年11月12日-19日)是民族主义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在采取更先进的斗争方式与传统领导层对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赫伊兹丁·卡桑(图源：维基百科)
卡桑的个性本身可能就是一大批相互关联的因素相遇的象征点，为了简化起见，这些因素被称为“巴勒斯坦问题”。他是“叙利亚人”(出生于拉塔基亚周边的贾巴拉)这一事实体现了斗争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因素。他是爱资哈尔派教徒(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一事实体现了本世纪初爱资哈尔派所代表的宗教民族主义因素。他曾参与民族主义斗争(1919-1920年参加了叙利亚在霍兰山的反法起义，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实体现了阿拉伯斗争的统一性。1921年，卡桑与埃及谢赫穆罕默德·哈纳菲(Muammad al-Hanafi)和阿里·哈吉·阿比德(Ali al-Hajj Abid)一起来到海法，并立即开始组建秘密组织。在卡桑的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建立先进的组织这一方面的智慧和钢铁般的耐心。1929年，他拒绝匆忙宣布自己被武装起来，尽管这一拒绝导致了组织的分裂，但它还是成功地团结在一起，并保持了秘密性。
据一位著名的卡桑派分子说[9]，卡桑将他的起义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心理准备和传播革命精神;组建秘密小组，成立委员会筹集捐款和购买武器;成立培训、安全、间谍、宣传、信息和政治联络委员会，然后是武装起义。大多数认识卡桑的人都说，1935年11月12日晚，当他带着25名部下前往亚巴德山时，他的目的并不是宣布武装起义，而是传播起义的号召，但一次意外的遭遇导致他在那里的行踪暴露，尽管卡桑和他的部下英勇抵抗，一支英国部队还是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他们。当谢赫卡桑意识到他无法再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扩大起义时，他喊出了著名的口号：“作为烈士而死。”我们应该从“格瓦拉式”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口号(如果可以的话)，这要归功于卡桑，但在普通的民族主义层面上，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卡桑行为的少量证据表明，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先进的革命焦点的发起者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这一口号立即结出了果实。群众跟随烈士的遗体徒步10公里来到雅居尔村。但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面对谢赫卡桑的挑战，传统领导人暴露了自己。这些领导人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一样意识到了挑战。据一名卡桑派分子说，在卡桑进山前几个月，他通过谢赫穆萨·阿兹拉维(Musa al-Azrawi)派人去找哈吉·阿明·侯赛尼(Hajj al-Amin al-Hussaini)，请他协调全国各地的起义宣言。但侯赛尼拒绝了，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10]卡桑被杀后，只有穷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领导人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卡桑被杀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他们不能置之不理。巴勒斯坦五党的代表在卡桑被杀仅六天后就拜访了英国高级专员，并向他提交了一份异常厚颜无耻的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中承认：“如果他们得不到对这份备忘录的普遍满意的答复，他们就会失去对其追随者的所有影响力，极端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观点就会盛行，局势就会恶化。”[11]
他们显然是想利用卡桑的这一现象使自己后退一步。然而，卡桑选择的斗争形式使他们无法后退，这就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在谢赫卡桑被杀后立即采取的态度与在谢赫卡桑死后第四十天举行的仪式上采取的态度不同的原因。在这四十天里，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不努力追随着这股由卡桑掀起的巨浪，巨浪就会把他们吞没。因此，他们摒弃了在卡桑葬礼上表现出的冷漠，参加了第四十天仪式上的集会和演讲。
谢赫伊兹丁·卡桑之墓(图源：维基百科)
显然，哈吉·阿明·侯赛尼在后来的日子里仍然意识到了这一漏洞。甚至在 20多年后，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喉舌《巴勒斯坦》杂志(Filastine)还试图给人灌输这样的印象，即卡桑的运动只不过是穆夫提领导的运动的一部分，穆夫提和卡桑一直是“私人朋友”。[12]
至于英国人，他们在提交给日内瓦的关于1936年事件的报告中对卡桑的故事作了如下描述：“有传言说，在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启发下，一个恐怖团伙已经成立。1935年11月7日，一名警长和一名警员正在拿撒勒区的山上追踪一起盗窃案，当时两名身份不明的人向他们开枪，杀死了警长……这一事件很快导致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团伙，该团伙由来自叙利亚的政治难民伊兹丁·卡桑领导，他作为宗教领袖享有相当大的声望。几年前，他一直是人们强烈怀疑的对象，据说他参与了恐怖活动。
“参加谢赫卡桑在海法葬礼的人非常多，尽管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努力维持秩序，但还是发生了示威和投掷石块的事件。卡桑的死在该国政界和其他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阿拉伯语报纸在报道他的文章中一致称他为烈士。”[13]
英国人也意识到卡桑被杀所带来的挑战，他们也试图让时光倒流，高级专员在写给殖民地大臣的信中表达的观点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如果阿拉伯领导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失去所有的影响力，通过他建议的温和手段实现和平的所有可能性都将消失。”[14]
但时光不可能倒流，因为卡桑运动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模式的体现，它能够应对冲突的升级并解决冲突。没过多久，这种情况就反映在一些委员会和团体中，因此，传统的领导层不得不做出选择，是面对群众中不断升级的战斗意志，还是平息他们的意志并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尽管英国人迅速采取了行动，提出了成立立法议会的想法，并酝酿停止出售土地，但为时已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意志在当时开始变得非常坚定，它在削弱英国提议的效力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尚未决定其态度，而是摇摆不定，直到1936年4月2日，巴勒斯坦各党派的代表还准备组成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向英国政府陈述他们的观点。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的预料，当起义在1936年2月的雅法点燃第一把火的时候，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仍然可以通过谈判从英国获得部分让步。
1936 年 4 月，雅法暴乱期间，英国警察驱散阿拉伯暴徒(《伦敦新闻画报》，1936 年 6 月 13 日)(图源：维基百科)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让他们大吃一惊。所有与1936年4月事件密切相关的人都承认，暴力和非暴力反抗的爆发是自发的，除了幸存的卡桑派分子鼓动的行动外，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冲突达到临界点后的自发表现。甚至在1936年4月19日宣布总罢工时，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也落在后面。然而，他们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行列，赶在这一行列将他们抛在后面之前，并且由于我们在分析巴勒斯坦社会政治形势时已经提到的原因，成功地主导了民族主义运动。
从组织角度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多个党派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本世纪初兴起的反奥斯曼运动的残余。这既意味着它们没有参与独立斗争(例如埃及的情况)，也意味着它们不过是没有明确原则的总体框架，由一些知名人士组成的团体控制，并依赖于他们作为宗教或封建领袖或社会知名人士所享有的影响力而产生的忠诚;他们不是有组织基础的政党。
除了卡桑本人(自然还有共产党人)，当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即使是具有非凡行政能力的哈吉·阿明·侯赛尼，也没有适用于斗争的组织概念。组织责任往往是基于小组委员会和中层干部的个人才能。然而，他们通常无法将自己的能力转化为政策。起义前夕，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代表的情况如下：1934年8月阿拉伯执行委员会解散后，出现了六个团体：
1.1935年5月，以贾迈勒·侯赛尼(Jamal al-Hussaini)为首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党;该党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穆夫提的政策，代表了封建地主和城市大商人;
2.民族保卫党，由拉吉布·纳沙希比(Raghib al-Nashashibi)领导;该党成立于1934年12月，代表新兴城市资产阶级和高级官员;
3.独立党，成立于1932年，党魁是奥尼·阿卜杜勒·哈德尔(Auni Abd al-Hadl)。该党包括知识分子、中等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这促使其左派发挥了特殊作用;
4.改革党，由侯赛因·哈利迪博士于1935年8月创建，代表了一些知识分子;
5.以阿卜杜勒·拉蒂夫·萨拉赫(Abd al-Latif Salah)为首的民族集团党;
6.巴勒斯坦青年党，党魁是雅克布·古辛(Ya'qub al-Ghusain)。
这种多元性纯粹是表面现象，并没有清晰和明确地反映出国家的阶级结构。绝大多数群众都没有代表(根据内维尔·巴尔博的说法，90%的革命者都是自认为志愿者的农民)。
回顾一下1931年巴勒斯坦的阶级结构就会发现，59%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农民(犹太人为19.1%)，12.9%的阿拉伯人在建筑业和采矿业工作(犹太人为 30.6%)，6%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通信业工作，8.4%在商业部门工作，1.3%在行政部门工作，等等。[1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口在这些党派中没有代表，尽管这些党派代表着封建和宗教领袖、城市买办和某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始终受制于穆夫提及其阶级的领导，而穆夫提及其阶级代表着封建宗教领袖，比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领导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后者的代表是埃芬迪阶层，当时他们正开始将资金投入工业(1936-1939年起义失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店主、教师、公务员和手工业者)没有领导权。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在奥斯曼土耳其政权下没有影响力，也不重要。奥斯曼土耳其政权依赖于埃芬迪阶层，由于埃芬迪阶层是与封建贵族共同成长起来的，奥斯曼土耳其赋予了埃芬迪阶层拥有地方政府的权利。
工人运动刚刚建立，力量薄弱，因此受到当局的压迫、犹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竞争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的迫害。
1936年4月25日，以哈吉·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前，阿拉伯党的领导人贾迈勒·胡赛尼就对人们越来越相信英国人才是真正的敌人感到不满，而民族保卫党首先代表的是日益壮大的城市买办阶级，并不真正愿意与英国人公开冲突。
1936 年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成员。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拉吉布·纳沙希比、阿明·侯赛尼、艾哈迈德·希尔米帕夏、耶路撒冷阿拉伯银行总经理阿卜杜勒·拉蒂夫·贝伊·萨拉赫、阿拉伯民族党主席阿尔弗雷德·罗克(图源：Matson G. Eric 和 Edith 照片集/国会图书馆。1936 年 1 月 1 日。)
就在两天前，即1936年4月23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茨曼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将开始爆发的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斗争描述为破坏性因素与建设性因素之间的斗争，从而在武装冲突前夕将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置于殖民主义工具的地位。这就是起义前夕战场上双方的立场!
在农村，起义采取了非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义的形式。成百上千的武装分子蜂拥而至，加入了已经开始在山区成扇形分布的队伍。1936年5月7日，在耶路撒冷的劳达特·马阿里夫·瓦塔尼亚(Raudat al-Ma'aref al-Wataniya)学院举行的会议决定不交税，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约15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伊萨·萨夫里(Isa al-Safri)【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记者和作家。——编者注】提供的代表名单显示[16]，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群众运动的领导层致力于在封建宗教领袖、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一个非实质性的联盟。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简短，但却清楚地说明了这种领导层所能达到的程度：“会议一致决定宣布，如果英国政府不彻底改变政策，停止犹太人移民，那么从1936年5月15日起将不缴纳任何税款。”
英国对非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义的反应是打击两个关键点：第一是组织骨干，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比领导层更具革命性;第二是参与起义的贫困群众，事实上他们除了自己的武器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自己。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奥尼·阿贝德·哈迪(Auni Abed el-Hadi)和穆罕默德·阿扎特·达尔瓦泽(Mohammad Azat Darwazeh)这两个人比较擅长组织，而其他人要么被捕，要么受到骚扰，以至于完全瘫痪。5月23日，61名负责组织罢工的阿拉伯人(中层干部)被捕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些逮捕并没有阻止英国向四名起义领导人贾迈勒·侯赛尼、希布利·贾迈勒、阿卜杜勒·拉蒂夫·萨拉赫和伊扎特·坦努斯博士发放前往伦敦会见殖民地大臣的通行证，会见于6月12日举行。这一事件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中，这一事件不断重演。英国高级专员非常满意地注意到，“在情绪如此强烈的时候，星期五的布道比我预想的要温和得多。这主要归功于穆夫提。”[17]
1866 年，外交、印度、内政和殖民地办公室的白厅总部。该部门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由殖民地大臣领导。(图源：伦敦新闻画报)
从一开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就认为群众的反抗只是为了向英国殖民主义施加压力，目的是改善群众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英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然而，他们并没有费力地给予这一阶级所希望的让步。伦敦坚持履行自己的承诺，将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遗产移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外，正是在起义的那几年——1936-1939 年——英国殖民主义倾尽全力完成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并使其站稳脚跟的任务，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
注释
[1] Yehuda Bauer, Op. cit. P.49
[2]Sifri. Issa. Arab 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 & Zionism. the New Palestine Bookshop. Jaffa, 1937. Vol. II p. 10
[3]Palestinian Struggle over half a century, by Saleh Bouyissir. al-Fatah House, Beirut, p. 180.
[4]The Great Arab Revolution in Palestine. al-Hana House, Damascus. Subhir Yasine, p.30
[5]Bouyissir, Op. cit., P.181.
[6] Kayyali, Op. cit., P.302.
[7]Collection. p,96.
[8]Hadawi. Op. cit., p.38.
[9]Yasin, Subhi. Op. cit., pp.22-23
[10]同上，第22页
[11]Kayyali, Op. cit. p.296.
[12]Palestine. No.94. Jan 1,1969. Arab Higher Committee. Beirut.
[13]同上，第94期，第19页
[14]Kayyali, Op. cit., p.296.
[15]Palestine's Economic Future. Percy, Lund H. London, 1946. p. 61.
[16] Sifri, Op. cit., pp,39,40.
[17]Kayyali, Op. cit., P.311.
作者：格桑·卡纳法尼 译者：米利杰 编者：王山而
原文来源：译者知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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