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近一个世纪前，胡志明同志以这句振聋发聩的设问开启了他的宏文，为彼时积贫积弱、内外受困的越南革命指明了方向。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如手术刀般精准地剖开了当时越南社会的复杂结构，辨析了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各自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提供了理论基础。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越南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已然覆灭。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阶级的分野已经消弭？是否意味着阶级分析的方法已经过时？
恰恰相反。当我们拨开“市场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等繁复的时代迷雾，直面社会现实的内核时，会发现阶级的分化与对立，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一种更加复杂、更加隐蔽，也更加深刻的方式重塑了整个社会结构。生产资料——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概念，在今天演化出了更为多样的形态：它不仅是工厂、机器和土地，更是数据、算法、金融资本、技术专利以及被权力垄断的行政许可与行业准入资格。
因此，在2025年的今天，重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问题，其现实意义和紧迫性丝毫不亚于当年。搞清楚今日越南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利益诉求和相互关系，对于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洞察社会的主要矛盾，乃至预判未来的走向，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本文的目的，便是尝试运用阶级分析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对当前越南社会的基本图景作一粗浅的解剖。
第一部分：统治阶级——
权力、资本与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
在当代越南，占据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级，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或政治实体，而是形成了一个由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垄断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三者构成，既相互勾连、利益交织，又存在内部矛盾与竞争的复合体。它们共同掌握着社会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决定着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和财富的分配格局。其衍生的意识形态，则通过其“孝子贤孙”——建制派以及部分看似对立的自由派，共同构建了一个维护其统治秩序的话语场。
一、官僚资产阶级
这是当代越南最具特色，且在整个统治结构中处于核心与主导地位的阶级。
定义与构成：这一阶级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所有者，而是指那些在国家机器和公有制名义下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占据最高决策与管理职位，从而事实上掌控和支配巨额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力精英。其核心由党、政、军系统中的高级官员，以及央企、国企、国有金融机构的顶级管理者构成。
生产关系：他们的统治地位并非直接源于私人资本，而是源于对权力资本的垄断。他们通过组织权力、人事任免权、行政审批权、政策制定权和对国家暴力的垄断，实现了对全社会经济资源的最终控制。国有企业虽然名义上“全民所有”，但其利润的支配、资产的运作、人事的安排，实际上由这个极少数的官僚集团所决定。他们通过令人咋舌的高额年薪、股权激励、职务消费，以及更为隐蔽的利益输送、家族式腐败和“旋转门”机制（在政府与国企、私企之间转换身份），将全民名下的生产资料所产生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产。这种占有方式，比传统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为隐蔽，也更为彻底。
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官僚资产阶级是现有体制最坚定的维护者，是“稳定压倒一切”最积极的倡导者。他们高举“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旗帜，将党国体制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进行深度捆绑，以此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永恒性。他们所说的“越南特色”，本质上就是“权力资本”领导并支配一切的特色。他们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打压任何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民间异议，另一方面则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制造并输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来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是“红色江山代代传”的现实基础。
二、买办垄断资产阶级
这一阶级是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与越南特定政治土壤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中最具经济活力也最具投机性的部分。
定义与构成：主要由在互联网平台、高科技、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形成事实性垄断的私人资本巨头构成。他们的特点是：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爆炸式增长，一方面深度依赖于与国际金融资本的接轨（如海外上市、风险投资），另一方面则离不开国内权力资本的保驾护航和政策绿灯。他们是全球资本在越南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利用越南庞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尤其是脑力无产者）实现超额利润的组织者。
生产关系：他们掌握着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数据、算法和平台。电商平台通过规则制定和流量分配，控制着数百万小商家的生死；社交媒体通过信息茧房和舆论引导，影响着亿万民众的认知；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则通过算法的“电子镣铐”，对数以千万计的“平台无产阶级”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精细化剥削。他们通过数据垄断、市场准入壁垒和“赢家通吃”的模式，获取了远超社会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
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具有深刻两面性的阶级。在发展初期，他们表现出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渴望更大的市场自由和更少的政府干预。然而，当他们的垄断地位足以威胁到权力资本的最终控制权时，便会毫不意外地遭到国家机器的“反垄断”铁拳和“加强监管”的规训。近年来针对大型科技、金融和教培行业的整顿，便是官僚资产阶级对买办垄断资产阶级的一次敲打与收编。经历这一过程后，他们变得更加“听话”，学会了将自己的商业帝国与“国家战略”、“共同富裕”等宏大叙事紧密结合，积极向官僚资产阶级输诚，用巨额财富换取政治上的安全。他们是“大到不能倒”的经济诸侯，也是权力指挥棒下最懂得“识时务”的经济力量。
三、民族资产阶级
这是在市场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主要从事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的私人资本家阶层。
定义与构成：他们是“越南制造”的骨干力量，是解决社会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典意义上最符合“资本家”定义的群体。从小型加工厂的厂主到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家，都属于这个范畴。
生产关系：他们通过建立工厂、开设公司，直接雇佣产业工人和部分脑力无产者进行生产，其利润主要来源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直接剥削。与前两者相比，他们面临着更为残酷的“上下夹击”：在上，他们要应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苛捐杂税、行政管制以及垄断资本的市场挤压；在下，他们要面对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环保压力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民族资产阶级是所有阶级中最为矛盾和摇摆的群体。经济上，他们是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拥护者，渴望一个公平、透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因此他们对权力寻租和市场垄断抱有天然的反感。这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官僚特权和买办垄断的“革命性”。然而，他们又是剥削者，其生存和发展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压榨之上。当面对无产阶级的维权和抗争时，他们又会迅速地倒向统治阶级，渴求国家机器帮助他们“维持秩序”。他们是社会中经济上最活跃，但政治上最软弱的阶级。在经济上行期，他们意气风发，甚至会产生参与政治的幻想；在经济下行期，他们哀鸿遍野，或选择“躺平”，或选择用脚投票，将资产转移海外。
四、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需要暴力机器，更需要话语霸权。上述三大统治阶级，通过其豢养或自发依附的知识分子、媒体人和意见领袖，制造出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的意识形态产品，以巩固其统治。
建制派：他们是官僚资产阶级最忠实的意识形态卫士。他们将对党国的忠诚视为最高信条，将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为境外势力的阴谋，将一切内部矛盾都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加以掩盖。他们以朴素的爱国主义为起点，最终沦为维护权力资本统治的“数字红卫兵”。他们的思想阵地是官方媒体和主流社交平台，其话语特点是攻击性强、同质化高、不容置疑。
自由派：他们看似是现有体制的批评者，扮演着“为民请命”的角色，但其批判的立足点和最终归宿却往往不出统治阶级所能容忍的范围。以胡晨封为例他通过揭示底层人民的苦难，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同情，这在客观上冲击了官方“全面脱贫”的宣传叙事。然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是诉诸于更高层级的“青天大老爷”的慈悲，或是呼吁一个更加“规范”、“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这种批判，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它触及了分配不公的表象，但绝不触及造成这种不公的、以私有制和权力垄断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本身。他们为社会提供了情绪的宣泄口，将可能导向阶级觉醒的愤怒，引流到对个体道德或政策细节的讨论上，从而在客观上帮助统治阶级化解了颠覆性的社会压力。他们与“战狼”看似是镜像的两极，但实际上共同构成了统治意识形态的“白脸”与“红脸”，共同将公众的注意力限制在“体制内改良”还是“维护现有体制”的虚假二选一之中。
第二部分：无产阶级——
社会的基础与分化的主体
无产阶级是当代越南社会数量最庞大、创造社会财富最多，同时也是被剥削最深重的阶级。他们不占有或只占有极少量生产资料，必须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体力或脑力）来换取生活资料。随着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当代越南的无产阶级内部分化日益显著，形成了多个既有共性又具特点的阶层。
一、产业无产阶级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越南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石。
核心构成：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矿业、能源等行业的生产一线工人。其中，农民工是这一阶层绝对的主力。他们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劳动迁徙大军，是越南经济奇迹的无名英雄。
生产关系与生存状况：他们的劳动是典型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式。其特点是：
超长劳动时间：“两班倒”、“三班倒”、计件工资制迫使他们必须用超长的工作时间来换取勉强糊口的收入。
恶劣劳动条件：安全生产保障不足、职业病风险高、生活环境拥挤脏乱是普遍现象。
结构性剥削：除了资本的直接剥削，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另一重枷锁。这套制度使他们在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方面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成为永恒的“异乡人”。
原子化与无组织：资本通过严苛的工厂纪律、地域和宗族关系的分化，以及国家机器对任何独立工会的严厉打压，使这个庞大的群体始终处于一盘散沙、难以形成集体力量的状态。他们的反抗多表现为个体的、小规模的、经济驱动的“维权”事件（如讨薪），而非有组织的阶级行动。
“新蓝领”的分化：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掌握现代专业技能的高级技术工人。他们的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相对普通产业工人有所提升，对资本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但这并未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本质。他们是产业工人中向上分化的少数，是资产阶级用以展示“阶级流动”可能性的榜样，客观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
二、脑力无产阶级
这是随着服务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而急剧膨胀的新兴无产阶级阶层，是当代社会中产阶级幻象的主要承载者。
核心构成：城市中的广大白领职员、程序员、工程师、设计师、教师、医生、媒体从业者、金融“民工”、基层公务员以及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
生产关系与生存状况：他们出卖的不是体力，而是经过系统教育和训练的脑力、知识、技能和创造力。他们看似体面，出入于窗明几净的写字楼，但其阶级本质与产业工人并无二致——他们同样不掌握生产资料，其工资收入的本质，依然是其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他们的劳动，更多体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特点是：
“996”与“福报论”：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将超长时间工作美化为“奋斗”和“福报”，通过精神PUA和内部竞争（“内卷”），将对脑力无产者的剥削推向了极致。无形的绩效考核、永无止境的KPI、即时通讯工具带来的24小时待命，使得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远超法律规定，劳动强度不亚于产业工人。
地位的极端不稳定性：脑力无产者是“向下流动”风险最高的群体。他们身负高昂的房贷、车贷和子女教育费用，生活被消费主义深度捆绑，抗风险能力极差。一场大病、一次裁员（美其名曰“向社会输送人才”）、一个行业周期的波动，就足以让一个所谓的“中产”家庭瞬间返贫。特别是“35岁现象”，残酷地揭示了资本对脑力劳动者“用过即弃”的本质。
异化与精神危机：他们的劳动成果与自身完全分离，工作内容高度重复、琐碎，缺乏创造性和成就感。这导致了普遍的职业倦怠、精神焦虑和意义丧失感。“内卷”、“躺平”、“佛系”等网络流行语，正是这一阶层在重压之下发出的集体呻吟和消极抵抗。这是阶级意识觉醒前夜的朦胧呓语。
三、平台无产阶级
这是一个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催生的、最新型的无产阶级形态。
核心构成：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代驾、数据标注员等依托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生存的劳动者。
生产关系与生存状况：他们是数字时代的“日结工”，其剥削方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隐蔽性和高效性：
伪装的雇佣关系：平台资本通过复杂的法律设计，将劳动者定义为“合作伙伴”或“个体工商户”，从而规避了《劳动法》规定的五险一金、最低工资、工伤赔偿等基本责任。
算法的全面统治：他们的老板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冰冷的算法。算法规定了他们的接单路线、配送时间、服务评价和收入水平。算法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地计算出对每个劳动者压榨到极限的劳动强度。任何反抗或懈怠，都会遭到算法的即时“惩罚”（如减少派单、降低评分）。
原子化与转嫁风险：平台将所有市场风险（如订单不足、交通事故、客户投诉）都转嫁给了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之间被算法置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中，难以形成团结。他们看似拥有“自由”，可以选择何时何地工作，但这种自由，不过是在算法划定的牢笼中选择被剥削方式的自由。
产业无产阶级、脑力无产阶级和平台无产阶级，共同构成了当代越南无产阶级的主体。尽管内部存在收入、工作环境和社会声望的差异，但他们“出卖劳动力为生”和“被资本（无论是国家、私人还是平台资本）所支配”的根本阶级地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最终创造者，也是阶级矛盾的最终承担者。
第三部分：过渡阶级与社会中间地带
在统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经济地位不稳定、政治态度摇摆的过渡阶级。他们既非纯粹的剥削者，也非纯粹的被剥削者，其生存状态和阶级归属，往往随着社会经济的潮起潮落而剧烈变动。
一、小资产阶级
这是一个规模庞大、成分复杂、且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急剧分化的阶级。
核心构成：城乡个体工商户（小餐馆老板、小卖部店主、服装店主）、小作坊主、独立手工业者、以及部分自负盈亏的自由职业者（如独立设计师、自由撰稿人、小律所经营者等）。
生产关系：其典型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少量占有与个人劳动的紧密结合。他们通常自己参与劳动，或者只雇佣少量家人或帮工，剥削程度较轻。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内在的深刻矛盾。
政治态度与生存困境：
发财的渴望与破产的恐惧：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是积累资本，挤入资产阶级的行列。这使得他们天然地拥护私有制，对“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奉若神明。然而，在现实中，他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破产的恐惧。在垄断资本（如大型商超、连锁品牌、电商平台）和苛政（如高昂的租金、繁杂的税费、不稳定的政策）的双重挤压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阶级跃升，反而时刻面临着沦为无产阶级的危险。一场疫情、一次封控、一轮涨租，就足以让他们血本无归。
政治上的极端摇摆：这种朝不保夕的经济地位，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极度不稳定。他们崇拜强者，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此容易被右翼的、鼓吹个人奋斗和自由市场的思想所吸引。同时，他们又深受垄断资本和官僚主义之苦，对社会不公有着切肤之痛，这又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容易被民粹主义或左翼的平等诉求所打动。他们是社会情绪最敏感的晴雨表，既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也可能在革命高潮时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二、农民
随着城市化的狂飙突进，传统农民阶级正在迅速解体和分化，但其残余和新生形态依然是越南社会不容忽视的力量。
核心构成与分化：
传统小农：仍以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块土地为生的农户。他们是越南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群体。其生产方式落后，收入微薄，主要依靠农业补贴和年轻一代外出务工的汇款维持。他们是宗法社会和乡土观念最后的承载者，政治上保守、分散，难以形成统一的诉求。随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空心化，这个群体正在自然消亡。
农业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失去土地或土地不足以维生，必须在本地或乡镇企业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他们的处境与城市产业工人类似，但收入更低，保障更差。
农业资本家：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雇佣劳动、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机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新型农场主、农业企业主。他们在农村中扮演着资产阶级的角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农村渗透的代表。他们人数虽少，但掌握着农村的优质生产资料，是农村新的统治力量。
农民问题的核心，已经从过去的“土地问题”转变为“城乡发展极度不平衡”和“农村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化”的问题。
三、高级管理/技术精英
这是一个在阶级归属上最具迷惑性的群体。
核心构成：大型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的CEO、总监、高级副总裁等高层管理者，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顶尖科学家、首席架构师等。
生产关系与阶级定位：从形式上看，他们依然是“打工人”，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但从实质上看，他们已经远远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范畴。
剩余价值的分享者：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巨额的年薪、奖金、股票期权和分红。这些收入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自身劳动力的价值，本质上是他们凭借其管理和技术岗位，参与了对底层无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
资本意志的代理人：他们的核心职能，是代表资本所有者（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股东）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他们是设计“996”制度的人，是执行裁员计划的人，是优化剥削流程的人。因此，他们是“资本的阶级代理人”，是资产阶级在管理和技术领域的延伸。在劳资矛盾中，他们坚定地站在资本一边。
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都与资产阶级高度趋同，是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预备队和同盟军。
第四部分：阶级矛盾的现代呈现与社会动态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当代越南，虽然大规模、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受到强力压制，但阶级矛盾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日常化的、非传统的、网络化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并深刻地塑造着社会的发展动态。
1.劳资冲突的日常化与“合法”斗争：公开的罢工虽然罕见且不被法律允许，但以“维权”为名的斗争却此起彼伏。从建筑工地的讨薪跳楼秀，到程序员在代码托管平台（如GitHub）上发起的对“996”工作制的抗议项目，再到外卖骑手们通过集体“摸鱼”、“磨洋工”等方式进行的非合作抵抗。这些斗争虽然分散、规模小，但清晰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对资本剥削的直接反抗。劳动仲裁案件的逐年攀升，本身就是阶级矛盾在法律框架内的集中体现。
2.分配正义的呼声与社会议题的阶级内核：当代越南的许多热点社会议题，其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
高房价问题：这本质上是金融地产资产阶级与整个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房子已经从居住品异化为金融工具，成为收割普通民众未来数十年劳动成果的“地租”。无数年轻人被高房价剥夺了成家立业、安居乐业的权利。
医疗、教育的产业化问题：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使得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资源日益向资产阶级集中，形成了事实上的阶级隔离。普通家庭子女“阶层固化”的焦虑，对“天价学区房”的追逐，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都是反对社会公共资源被权力/资本精英垄断的阶级诉求。
3. 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从“躺平”的呻吟到左翼的幽灵
互联网为被压抑的阶级意识提供了一个曲折的表达空间。这场争夺战不仅发生在官方叙事与民间情绪之间，更体现在不同意识形态派别对社会矛盾的解释权之争上。它呈现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大众的自发反抗与阶级情绪的弥漫。这是最广泛、也最基础的层面。
对“资本家”的口诛笔伐：从“马芸”到“杰克骂”，从对企业家的崇拜到对“吊路灯”的戏谑，公众舆论的转变，反映了民众对垄断资产阶级贪婪本性的日益清醒的认识。这种朴素的阶级仇恨，是阶级意识觉醒的原始土壤。
“内卷”、“躺平”、“韭菜”、“人矿”等话语的流行：这些网络黑话，是青年一代（主要是脑力无产者）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和阶级压迫最生动的描述和最无奈的自嘲。它标志着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努力奋斗就能成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破产。“躺平”是一种消极的抵抗，“摆烂”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它虽然不是有组织的斗争，但它通过拒绝合作、降低欲望的方式，构成了对资本无限增殖逻辑的釜底抽薪，是阶级意识在压抑下的曲折觉醒。
第二层次：左右派的解释权之争。这是在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层面展开的，更为系统化的争夺。
自由派的话语及其局限：如前所述，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市场化不彻底”、“权力干预过多”或“缺乏公民社会”。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这种叙事能吸引一部分对官僚特权不满的小资产阶级和脑力无产者。但其软肋在于，它无法解释在“更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同样存在的严重阶级剥削，并且它往往将矛头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却对买办-垄断资产阶级抱有幻想，甚至为其辩护，从而在事实上掩盖了资本本身的罪恶。
建制派/国家主义的强力反击：他们将一切内部矛盾都解释为外部敌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渗透，用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来压制阶级叙事。任何对内部分配不公的讨论，都可能被扣上“给境外势力递刀子”的帽子。这种话语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掌控下，通过国家宣传机器的强力灌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麻痹阶级意识最有效的精神鸦片。
第三层次：被压制的幽灵——当代越南左派的登场。在官方话语和自由派话语之外，存在着一种更为彻底、也因此更具威胁性的批判声音。这就是当代越南的左派。他们并非铁板一块，成分复杂，但其共同点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武器，直接挑战现行体制的根本合法性。
构成与派别：
传统胡派（“胡左”）：他们是革新开放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们怀念胡志明时代，认为当今的越南已经由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一个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高举胡志明思想的旗帜，要求“反腐倒资”，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下岗的老产业工人和部分怀念旧时代的老人。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学院左派”/“学生左派”）：这是一股新兴的力量，主要由受到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他们通过阅读马克思、列宁、胡志明的原典，结合对当下“996”、劳工权益缺失等社会现实的观察，形成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批判。他们是“内卷”、“躺平”话语最深刻的理论阐释者。与老胡派的历史怀旧不同，他们更关注现实的劳工问题，并具有更强的理论水平和行动意愿。2018年的JS事件，就是这股力量试图从线上走向线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勇敢尝试，也正因此遭到了统治阶级最严厉的镇压。
政治态度与斗争方式：
根本的颠覆性：与仅仅要求“反腐”、“改良”的自由派不同，左派的矛头直指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两个资本主义的根基。他们认为，无论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买办、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寄生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吸血鬼，都是革命的对象。他们不承认现行宪法中“工人阶级领导”的虚名，而是要追求其“领导”的实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左派斗争的最大特色，就是利用统治阶级自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马克思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来反对其自身的统治。当官方宣传“为人民服务”时，他们质问为何工人没有权力；当官方纪念马克思时，他们宣传《资本论》里关于剥削的理论。这使得统治阶级在镇压他们时，陷入一种理论上的自我否定，显得尤为色厉内荏。
现状与未来：目前，左派在越南仍处于被严密监控和边缘化的状态。任何有组织的活动都会被迅速扑灭。他们的声音主要存在于网络上的隐秘角落。然而，只要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现实存在一天，左派的思想就不会绝迹。他们就像一个幽灵，一个统治阶级无法摆脱的梦魇。他们的理论，为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个被压制的幽灵，完全有可能从理论的批判，走向现实的物质力量。
因此，当代越南的意识形态战场，呈现出一幅极为复杂的图景：以国家主义为主流，以自由主义为受控的反对派，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明枪”与“暗道”。而广大民众自发的“躺平”文化则是消极的、无声的抵抗。在这之下，左翼思潮作为一股潜流，虽然微弱，却代表了最彻底的革命要求，直接指向问题的核心——阶级本身。这场争夺战的胜负，将最终决定未来越南社会的方向。联网为被压抑的阶级意识提供了一个曲折的表达空间。
结论：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敌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当前越南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态势做出一个总结：
领导我们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我们革命的最广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的朋友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垄断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权力与资本的深度融合，构成了对最广大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核心统治集团。他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总根源。他们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当他们受到官僚与垄断资本压迫时，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团结的力量；当他们面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时，则会立刻暴露出其反动性。对他们，需要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
小资产阶级是革命中最需要争取的同盟。他们深受压迫，生活在破产的边缘，具有革命的积极性。但他们固有的私有观念和分散性，也使其容易动摇。无产阶级必须用清晰的纲领和坚定的行动来领导他们。
农民，特别是占大多数的普通农户和农业无产者，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时代新课题。
无产阶级，包括产业工人、脑力无产者和平台无产者，是当代越南社会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受压迫最深，最有远大的前途。他们内部的分化，特别是脑力无产者的兴起和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特征，为未来的阶级斗争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如何将“躺平”的消极抵抗，转变为积极的、有组织的阶级行动；如何打破不同无产阶层之间的壁垒，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这是决定未来越南走向的关键。
历史的螺旋仍在上升。近百年前的那场分析，最终导向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今天，当我们重拾这一分析工具，并非为了刻舟求剑，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身处的现实。阶级矛盾的潜流正在涌动，新的社会风暴正在孕育。认清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场为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斗争，前途依然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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