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耳边总有些嘈杂声,如同几只绿头苍蝇,嗡嗡作响,让人心烦。
这犀利的笔触,充满了鲁迅先生杂文的风骨,为我们定格下了一幅令人厌恶的当代“思想速写”。那些从一些自诩为“学者”、“智者”口中发出的、关于“歌颂苦难”的叫嚷,确实正以一种看似“深刻”、实则极其反动的姿态,污染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空气。
他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将“歌颂苦难”这个他们自己“发明”的“稻草人”,当作可以审判和打压一切不符合他们“小资情调”的历史叙事和现实记录的“万能法槌”。他们恶毒地将一切对人民群众在艰难困苦中所展现出的“坚韧”、“抗争”和“人性光辉”的描绘,歪曲为对“苦难本身”的“美化”和“歌颂”。
这种论调,是何其荒谬!何其颠倒黑白!又是何其充满了高高在上、脱离了人民群众火热生活的、冰冷的“精英主义”的傲慢!
所谓的“反对歌颂苦难”论,绝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最虚伪、也最反动的“意识形态诡辩术”。
它以极其巧妙的方式,回避和掩盖了“苦难”真实的阶级根源;它以极其恶毒的方式,否定和取消了人民群众在与苦难的斗争中,所展现出的伟大革命精神和主体力量。
最终,它所要达到的险恶政治目的只有一个:让人民群众在面对现实的苦难时,放弃斗争,选择“躺平”,并最终心安理得地去接受那个正在制造着这一切苦难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这,是一剂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乏走狗”,为我们精心调制的、最甜美、也最致命的“精神麻醉剂”。
一、谁在真正地“歌颂苦难”?——“安乐椅”上的发明
要戳穿这个骗局,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根本的事实层面,进行一次正本清源的拷问:究竟是谁在“歌颂苦难”?
我们走遍大江南北,翻遍古今中外,都几乎找不出一个神志正常的、活生生的人,是真心实意地在“歌颂”那饥饿、疾病、压迫和屈辱的“苦难”本身。
因为,“苦难”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一种违背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令人痛苦的、需要被克服和消灭的“否定性”状态。去“歌颂”这样一种状态,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极其荒谬的。
那么,这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歌颂苦难”的“稻草人”,究竟是由谁“发明”出来的呢?
他们往往是一群生活优渥、远离底层、饱食终日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隔着一层光洁的玻璃窗,去“观察”和“评判”窗外那个充满了“风雪”和“泥泞”的、真实的劳动人民的世界。
当他们看到那些在风雪中艰难跋涉的身影时,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阶级共情;而是一种类似于看到一幅“不完美”的画作时的、纯粹审美意义上的“不适感”。他们觉得这种“挣扎”的姿态“太难看”、“不体面”、“破坏了和谐”,污了他们那双习惯于欣赏“精致”和“优雅”的眼睛。
于是,他们便要发出“批评”的声音。但是,他们又不敢或不愿去触碰那个真正造成了这一切“不体面”的、坚硬的社会根源。他们选择了一个最安全、最讨巧、也最能彰显他们自己那廉价的“慈悲心肠”和“道德优越感”的靶子——那些敢于去直面苦难、记录苦难、并试图从中发掘出“人性尊严”和“斗争精神”的文艺作品和历史叙事。
他们通过将后者恶意地歪曲为“歌颂苦难”,并对其进行一番看似“义正严辞”的批判,便成功地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充满了“人道关怀”的“启蒙者”和“良心”。这,是一场何其虚伪和廉价的“道德表演”!
因此,我们看到,所谓的“反对歌颂苦难”,其真实的、潜在的诉求,根本就不是要去“反对苦难”本身。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对“苦难”的“消声”与“遗忘”。
它要求我们“不要看见苦难”;要求我们“不要提及苦难”;要求我们假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苦难,或者至少,不要将那些“不体面”的景象呈现在他们这些“上等人”的面前。这样,他们的“安乐椅”才能坐得更稳;他们的“咖啡”才能喝得更香;他们那虚伪的“太平盛世”的幻觉,才能得以维持下去。
二、“苦”与“难”的辩证法:有目标的“苦”与无方向的“难”
然而,苦难是客观存在的。回避它,并不能解决它。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苦难?在这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回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深刻。
我们从不讳言,毛泽东时代,在物质上是“苦”的。那是一个需要“勒紧裤腰带”去搞建设的时代。
“那时的‘苦’,不‘难’。”
为什么“不难”?
第一,精神上有“方向”。人民清楚地知道,今天的苦,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天。那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光辉理想社会。伟大的舵手正带领着他们,朝着这个目标奋勇前进。
第二,集体中有“温暖”。那时的苦,是一种集体的、共同承担的苦。人们在强大的集体中相互扶持,同舟共济。个体的困难会被集体分担;个体的牺牲会被集体铭记和尊敬。
第三,社会上有“公平”。那时的社会结构在努力地践行着“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大家都“寡”,但差距不大。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相对的平均,虽然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在心理上却给了人极大的公平感和安全感。
因此,那时的“苦”,是一种“明明白白的苦”,是一种“有盼头的苦”。它虽然磨砺人的肉体,但却能淬炼人的精神,锻造出一种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怀。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
诚然,在物质上,我们比过去富裕了不知多少倍。但是,许多人却普遍地感受到了一种更深沉、也更令人窒息的“难”。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难”,一种深不见底的迷茫和焦虑。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失去了“方向”。那个曾经无比清晰的远大目标,似乎变得模糊了,遥远了,甚至成为了一个可以被嘲笑的“乌托邦”。人们低头在资本的跑道上疯狂地“内卷”,却不知道自己最终要奔向何方。
第二,失去了“集体”。旧的“单位”和“公社”瓦解了。而新的、能够为个体提供庇护和温暖的“集体”却尚未建立起来。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一个原子化的、孤独的个体,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独自挣扎沉浮。
第三,失去了“公平”。 “两极分化”正在以一种触目惊心的速度撕裂着我们的社会。“不均”成为了今天的“常态”。
因此,今天的“难”,是一种“不明不白的难”,是一种“没有盼头的难”。它不仅折磨人的肉体,更深刻地腐蚀和瓦解着人的精神。它滋生着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值得我们去“歌颂”的,绝不是那个在物质上贫乏的“苦”本身。而是那个时代的人民,在面对那种“苦”时,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伟大的、昂扬的、有组织的、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芒的“革命精神”。
而真正值得我们去最深刻地“批判”和“反思”的,也绝不是今天那些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在苦苦挣扎和坚持的普通“打工人”。而是那个制造了我们今天这种“精神上的难”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本身!
三、“精英”的“鸡汤”与“学者”的“麻药”:为“不均”和“不安”辩护
面对着这种日益深化的精神上的“难”,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和“智者”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一部分是那些享受了时代红利、站在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他们以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傲慢,来指责那些在底层挣扎的年轻人“不努力”、“太脆弱”、“吃不了苦”。
他们完全无视了时代背景的巨大变迁,无视了阶级固化的残酷现实。他们妄图用自己那早已不适用于今天的“个人奋斗”神话,来掩盖和抹杀那更为深刻的“制度性”不公。他们所熬制的不是什么“鸡汤”,而是一碗碗充满了麻痹性的、要求被剥削者去“安于现状”、“自我反思”的“迷魂汤”。
而另一部分,则是那些混迹于学术殿堂的、为虎作伥的“厉鬼学者”。他们搬用着各种从西方垃圾堆里捡来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牙慧,来为越南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
他们告诉我们,“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竞争”是“效率”的源泉;“个人”的、自私的追求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他们成功地用一套精致的、充满了“学术”术语的“话语体系”,将那个本应是最根本的“阶级矛盾”,巧妙地偷换为了所谓的“个人能力”、“个人素质”和“个人心态”的问题。
他们是当代资产阶级最忠实、也最无耻的“吹鼓手”和“辩护士”。
四、“面对苦难”的“正确姿势”:直面、区分、追问根源
那么,我们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正确姿势”去面对“苦难”呢?
我们绝不能像那些“智者”一样去回避和粉饰苦难。苦难就是苦难,它带来的痛苦是真实的。任何试图将苦难本身进行浪漫化、诗意化的行为都是可耻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沙漠中活了下来,就去赞美沙漠的美丽。我们应该赞美的,是那个人的生命力,同时思考如何去改造沙漠,或者如何避免让更多的人陷入沙漠。
我们必须要清晰地区分“对苦难的描述”和“对苦难的歌颂”。记录和描述那些在苦难中不屈的灵魂,不是在歌颂苦难,而是在歌颂人性中最高贵、最坚韧的部分。
这种精神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火种。我们应该赞美的,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是逆境中奋起抗争的人,是即便自己身处泥潭,依然不忘拉身边人一把的人。这种赞美,不是为了让苦难永存,恰恰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人,去战胜苦难,消灭苦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像一个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一样,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追问和批判那个造成了这一切苦难的最根本的“阶级根源”。
如果一个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依靠个体超常的牺牲和忍耐才能运转,那么这个社会本身一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笔,我们的声音,应该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剖开社会的肌体,找出那些病灶。
是越南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所必然带来的剥削与压迫?
是越南资产阶级专政,及其所必然带来的官僚腐败与权力滥用?
我们必须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些真正的“根源”,而不是去指责那些正在承受着苦难的“受害者”。
五、“智者”的“末日”与人民的“未来”:听见历史的脚步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那些依然在喋喋不休地鼓噪着“不要歌颂苦难”的“智者”们呢?
他们不过是一群令人厌烦的“绿头苍蝇”而已。
他们自以为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真理”;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在为民请命,在散发着“人道”的光辉。殊不知,他们那嗡嗡作响的、空洞的、脱离了阶级斗争实质的叫嚷,对于真正地去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充满了苦难的世界,是毫无任何一丝一毫的用处的。
真正的学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责任,不是去发明一些空洞的词汇来规训民众;更不是去为不公的现实做裱糊匠。他的责任,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感受他们的痛苦,倾听他们的呼声,并用自己的知识和良知,去为他们呐喊,为他们探寻出路。
而那些背离了人民的“智者”们,无论他们今天的“嗡嗡”声是多么响亮,多么刺耳,在历史的磅礴洪流面前,这点声音连一朵小小的浪花也激不起来,最终只会被冲刷得无影无踪。
尾声
所谓的“反对歌颂苦难”论,是一套充满了阶级偏见、理论贫乏和政治反动的“话语陷阱”。它以一种最虚伪的“人道主义”面目,来行取消阶级斗争、麻痹人民意志、并最终维护现存剥削秩序之实。
我们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最彻底的回击:
我们绝不“歌颂”苦难本身。
但是,我们却要最响亮地去“赞美”人民群众在与苦难的斗争中,所展现出的那永不熄灭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我们更要以最无情的态度,去“追问”和“批判”那个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这一切苦难的、万恶的“阶级根源”!
这,才是我们面对“苦难”所应有的、唯一的、科学的、也是革命的“正确姿势”。
就让那些安乐椅上的“苍蝇”们,继续去发出他们那无力的嗡嗡叫吧。而我们,则要像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因为,我们深知,只有通过最彻底的革命斗争,才能最终地消灭一切苦难,并最终迎来那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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