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似乎也说过：疯子，才好吃掉…
当下社会图景中，一种令人忧思的现象悄然蔓延：那些执着反映问题的群众，常被轻易冠以“精神或脑子有问题”的标签。这轻飘飘的判词，实则重若千钧，它不仅可能遮蔽真问题，更可能成为一种消解抗争的隐形暴力。这远非个体认知的偶然偏差，而是深植于特定意识形态结构之中的“污名化”机制，一种对批判声音的柔性规训与权力叙事操弄。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一切社会意识皆为社会存在之映照。将反映问题者污名化为“精神病患”，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手段。马克思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人与其类本质相疏离，而异化在此展现为新形态：将合理诉求病理化，把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体缺陷。当群众对公共事务的正当关切被扭曲为需要矫治的“癔症”，其批判锋芒便被巧妙卸除。这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单向度的人”之塑造——通过否定批判理性的正当性，维护现有秩序的“天然合理”。此种污名化非自发产生，而是暗合了既得利益结构维持自身稳定的隐性需求，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实在的扭曲反射。
进一步而言，此种污名化乃是一种柔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阿尔都塞曾言，意识形态通过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而发挥作用。将抗争者标签为“非正常”，实则是在进行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划分：遵奉主流者为“理性健全”，质疑现状者则为“失常疯癫”。这种划分绝非价值中立，它悄然完成了对话语秩序的捍卫，将可能动摇权力结构的群众声音排除在理性辩论的疆域之外。历史长河中，权力常通过界定“正常/异常”来施行控制，昔日苏联的“政治精神病学”便是将异议送入医院的极端例证。今日虽形式渐变，然其逻辑内核——通过定义“理性”来垄断话语权——却依稀可辨。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要求我们不止于批判，更需寻求变革之路。要打破这“污名化”的铁幕，首要在于回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立场。群众的呼声，哪怕是刺耳的诤言，往往是社会机体的“症候”，揭示了制度运行中的暗伤与梗阻。若以污名化堵塞言路，无异于掩耳盗铃，终将导致矛盾淤积爆发。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恰恰体现在对群众批评的虚心倾听与制度性吸纳之中。它要求我们撕去标签，直视问题本身，将个体遭遇置于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审视，追问其背后的结构成因：是利益表达机制梗阻?是资源分配不公?还是权力监督失效?
归根结底，一个健康的社会，无需依靠将质疑者污名化为“疯子”来维系表面和谐。真正的稳定源于不断倾听、反思与革新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以其深刻的批判精神与实践智慧启示我们：唯有摒弃简单化的污名叙事，深入社会矛盾的本质，在制度层面构建起畅通有效的诉求回应与矛盾化解机制，方能在真理愈辩愈明的过程中，逼近那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崇高理想。那时，群众的声音将不再是需要矫治的杂音，而是社会向前奔涌的澎湃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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