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已经简要谈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本篇文章我可以看作是我对之前文章中分论点的展开和阐发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通常将马克思的物质观概括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物质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然而，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立场，而是属于旧的直观唯物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思辨哲学的物质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抽象化、学院化了——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解，那么马克思不过是在重复费尔巴哈或霍布斯等人的旧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唯物主义”。
与旧唯物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在课堂上空谈“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类命题，那是他所不屑的经院式思辨哲学。对他而言，追问“世界的本源”这类形而上学问题毫无意义——那是旧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而对于共产主义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那么，为什么说物质本体论是一种经院式的思辨哲学?原因在于，它所谈论的“物质”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现实世界中只有以各种具体形态呈现的物质。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物质本体论者口中作为世界本源的抽象“物质”，替换成“上帝”、某种“原子”或其他任何本体论实体，其理论结构依然成立——没有人能够证明上帝或某种原子的终极存在，正如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所设定的抽象“物质”存在一样。因为这类抽象物，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我们所能在现实生活里接触到的只有各种拥有具体形态的物质，这种低劣的唯物主义观点其实和唯心主义别无二致，它并没有真正把唯物主义带到“人间”来，而是把它从一个上帝抛向了另一个上帝，正如马克思所说：
“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表现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旧唯物主义者虽然也谈及“实践”，但他们将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局限在认识论的框架之中，未将其提升至物质观或本体论的高度。然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Praxis)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此并未直接讨论认识论问题，而是强调：不应从纯粹直观的、客体的方式去理解现实事物，将其视作与主体无关的独立对象;相反，必须将其理解为主体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马克思进一步批判道：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换言之，费尔巴哈虽然拒斥抽象思辨、强调感性直观，却未能认识到感性本身正是人的、实践的、现实的活动——这正是他与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分野所在。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即便是费尔巴哈所倚重的“直观”，其本身也深深植根于实践之中：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
马克思继续强调：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他甚至以樱桃树为例指出：
“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
马克思还批评了费尔巴哈对自然科学所采取的抽象的、直观的态度：
“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所依赖的“感性确定性”，其对象本身恰恰是特定社会实践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产物。
至此，马克思已从根基上颠覆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体系：他不仅在存在论层面阐明，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抽象的物质或与人无涉的自然界，而是被人类实践中介过的、具体的物质世界;更在认识论层面揭示，即便是人之所以能够进行“直观”的能力，也始终以实践为前提和基础。实践，因而成为理解世界与人的认识活动的真正出发点。
马克思的实践物质观，同时体现为他的“人化自然”思想。对于这一概念，马克思明确指出：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正如他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强调的，我们所能面对的自然，从来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自然，而是被人化了的自然;我们所能认识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人化自然：
“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至于那种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自在自然”，无论其实际状态如何，对人而言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具备现实意义的——因为人无法认识或者与自身毫无关联之物发生关系，能够被人认识到的、进而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必然是感性的对象：
“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
基于此，马克思给出了深刻的论断：
“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论及土地这一具体自然要素时，马克思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自然从来不是直观的客体，而是通过人的实践被不断塑造并赋予意义的现实场域。所谓“人化”，正是实践在存在论层面赋予自然以属人性质的过程。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人类历史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中介关系，二者不可割裂。历史的发展根基，正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物质生产活动;而建立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既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具体内容，也同时记录了人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正是将历史与自然、实践与物质统一起来的“历史—自然”辩证法，它从根本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那种将自然抽象化、将历史非物质化的二元对立。
有人或许会引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表述来质疑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
“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
若依此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物质本体论，那么他与费尔巴哈之间便不存在根本差异。然而，这样的理解恰恰是对原文的断章取义和严重误读。回到文本的原始语境即可发现，这段话并非马克思本人观点的直接陈述，而是他在转述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遗憾的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曾将其误作马克思本人的论断。为严谨起见，读者可查阅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4页以作核实。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写道：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正如我们此前已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那种与人无关的、抽象的物质。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这句话理解为某种外在于人的物质实体机械地“反映”到人脑之中;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在工具的中介与实践的参与下，人对物质世界进行的能动性认识。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换言之，观念的形成始终依赖于社会性的、实践性的中介过程，而非对所谓“纯粹物质”的被动直观。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重构了物质概念：它坚决否定任何先于人或外在于实践的抽象物质本体，而是将“人化自然”——即被社会历史实践中介了的自然——视为唯一的现实世界。在这一视域下，物质与实践构成了相互规定、统一不可分的整体。因此，新唯物主义的真正出发点，绝非旧哲学所迷恋的抽象实体，更非沉溺于对唯心主义“换汤不换药”式的抽象物质空谈，而是“物质的生产实践”本身。唯有确立这一前提，我们方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革命性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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