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和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1年:总体上经济改革高歌猛进,改革发动顺利平稳,改革政策比较稳健,虽然受西方思潮影响,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出现某些分歧,以及腐败蔓延和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导致经济通胀加剧和政治风波发生,但都得到中央控制。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2年:新自由主义浪潮乘机兴起,社会开始急剧分化,新资产阶级迅速分化出来,政治上背景复杂的特殊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国内外、党内外、全社会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日益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采取的西化、分化和渗透、控制活动空前猖獗,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达到空前程度。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起,进入第三阶段:新资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提出政权要求,而且诉诸一系列行动。三十年经济改革终于使中国走到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
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本性自私论”,它是人类商品交换的最主要根源,并派生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客观经济规律,由此为逻辑起点构成亚当·斯密的全部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其人性论思想,指出“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夸大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换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把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金钱和剥削关系,其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体制。 “人本性自私论”及其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其危害性愈发突出。理论工作者需要对此进行全方位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和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史无前列的,必须而且只能正面叙述。文化大革命不但成就了地理和产业布局的大三线,而且形成了人民思想路线和精神家园的大三线。文化大革命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代价,以几乎微不足道的政治、社会冲击影响,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经济辩证态势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自我继续革命的伟业。改革开放与此相比,则真正地显示出是长期的全局性的问题。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客观造成的凶猛和剧烈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对所有酿成中国经济机制、社会矛盾、生态环境悲剧、人民大众主人公地位丧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被蚕食、掏空和束之高阁,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彻底清算和道路转型深度社会分析和政治反思。
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了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即: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如上所述,在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层次,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种是“主流”。这种情形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