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那意味着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将必然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矛盾，毛泽东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而对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涉及人的经济利益及其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领域，更应该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是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纯客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数剥削者一边去思考问题。“屁股指挥脑袋”，立场错了，一切皆错，这个基本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如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会形式的衰落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危机。诸如选举权、多党制等等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断裂的社会。从根本上说，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它的民主实践必须克服阶级分化，并创造一种不同于那种将剥削关系合法化的社会—政治形式、一种拒绝将劳动彻底抽象化的生产模式。所谓以人为本，应该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关系之后、在创造一种能够综合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组织形态之后才能实现。
 

近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权相继失败历史经验突出的证明，走资派的成长壮大是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险。那么无产阶级靠的是什么来防备自己集中统一的政党在掌权后走向反面?由于多党议会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形式上的民主不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法治并不制约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铲除走资派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需一方面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的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和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一方面在实践上把文革期间形成的那种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当成群众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

他们忽悠中国老百姓“资本主义好”，主要论据是两条，一是发展快，言之凿凿地比较日本搞资本主义“竞争”，中国搞社会主义“斗争”，看日本发展多“快”啊。二是民主，资本主义美国，三权分立、制衡，多民主啊。日本真的比中国发展快吗？美国那些有钱人和有权人会支持民主?中国那些私有制“改革家”，鼓吹资本主义“民主”的有钱人和有权人，会让中国老百姓民主，给老百姓平等?资本主义的“民主”包涵着什么真实目的?看来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有些老百姓被有钱人蒙住了眼睛，这就是笔者提笔的原因。要掰开那双蒙眼的手。

避开 “社会主义历史终结”，避开跨国垄断资本主导世界，避开美国“一超独霸”横行霸道，避开炮舰政策卷土重来，大谈“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大谈“全球化”，就这“历史视角”？“世界的眼光”也好，“历史的视角”也罢， 都是为“改革路线”做铺垫。周文不惜笔墨描绘这幅“路线图”，策论条陈讲求话语对接，启蒙众生注意曲折委婉，行文煞费苦心。周文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曰诋社，一曰褒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