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在土地流转中巧借上级政府的话语和行政体制的权威使农民达成流转意向，表面上是践行了资本“攫取”农村土地的合法性，实质上可能隐含着更深层的危险。

　　财富分配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无奈这个问题太重要，只有日日谈、夜夜谈，才能谈出新意、谈出个性。10月13日发布的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不到0.5%的家庭占有了全国私人财富的41%。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学过经济学的朋友们一定听说过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听说过的朋友也不要紧张，这个东西一点儿都不深奥。库兹涅茨曲线的道理说的是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一个

　　【破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破土将于10月推出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

笔者在沟村调查期间以偶遇抽样的方式访谈了31位返乡的农民工，以下6个案例是笔者选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尽管他们返乡的时间不一，返乡的原因各异，而且也并不一定与经济形势的起伏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他们返乡历程中的内心活动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继万里之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杜润生阖然长逝，当年围绕着“改革”的是是非非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禁止秸秆焚烧被称为令连续三任总理头疼的难题，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现实可操作的答案，技术路线也越来越清晰了。

关于包产到户，当时中央高层存在什么样的不同意见？且听杜润生讲述"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破土将于10月推出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

　　【人民食物主权编者按】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的崖口村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是一个异常鲜活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的政策席卷大江南北时，崖口人却决定逆流而上，继续走集体生产、共同致富的道路。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崖口已是富甲一方。 　　崖口的成功虽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它让我们看到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温暖的光辉，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夹缝里生存发展所需

　　谈到食物的重要性不得不提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1959-1961的“三年困难时期”。那个话题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对执政党不满的一方总拿它说事，常用来攻击执政党没有搞好民生，造成了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发生。然而，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悲剧，是特殊时期特殊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的，是人类认知社会规律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史为鉴，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教训?今后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天灾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地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2015年7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这一改革方向。会议指出，要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强耕地保护，引导农户依法有序流转承包地。　　李克强9月24日在河南长葛考察高标准农田。图片来自中国政府网　　“我知道你的经历，我们都当过大队支书，你多讲讲有什么

农民实现特色田园化生产，农业实现环保和高效收益。把年轻人，也就是优质劳动力吸引回农村，把城里的老年人吸引回乡间生活养老。这是蒋教授的生态农场梦，这梦值得为之努力，也有实现的可能。

真正的合作经营，不是个人或企业的合作社，而是广大农民的合作社；不是损害多数农民利益的合作社，而是有利于多数农民利益的合作社；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该合作的合作，不该合作的由农户自己来做。

小岗生产队因为家族因素作怪，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亲兄弟都拢不一起，最后严俊昌出于无奈，就对大家说，既然你们谁和谁都干不到一起，那就分到户吧。

　　卖粮难、粮食进口、食物浪费与环境污染　　蒋高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加上医疗与农业市场化加速，出现的微妙关系值得玩味。这就是国内粮食多了;但难卖了;进口更多了;农田污染重了;食物链污染监管变难了;医院里病人尤其怪病多了;在一些场合食物与垃圾划等号了。如果将这一系列现象串起来，都可以看到资本的影子。而国家采取的一些对策没有从根本上治理，反而帮了资本

　　一、资本进村的时代　　一般而言，资本与土地的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时代的资本兼并村庄土地;第二种是1980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与村庄土地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是全国各地的城郊村与城市发展、土地开发之间的关系;第四种是最近几年在全国迅速兴起的为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出现的新圈地现象。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动“进村”促成“

乡村也有江湖？ 乡村江湖不仅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还对熟人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当乡村混混依赖关系组织化的乡村江湖联盟再进入村庄中，就成了村庄中的“超级权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人际关系生态。1、最有面子的人在两湖平原的村庄调研，我经常会问村民：“谁是村庄中有威望的人？”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现在各种各的田，各吃各的饭，谁也不管谁，

　　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强调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由生产导向转为消费导向。这对于以往更多注重“二产化”的农业产业化而言，是更为丰富的“三产化”发展的创新思维。　　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政策演化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政策演变先后经历了“一产化”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不断变革和土地流转的日盛，中国小农经济正加速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资本化农业。立足生产关系角度，通过对安徽南部一个农业乡镇中土地、劳动力、农业服务、粮食等重要生产、生活资源流动关系的建构与描述，本文认为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两个新群体正在兴起，一个是由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农业生产服务主体以及粮食收购加工主体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另一个则是在法律层面上仍然拥有土地承包权的普通农户。前者拥有充足的资本，在粮食生产、农业服务、粮食销售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资本化农业的主导者；后者则不再是农村改革之初的小农，他们已经陷入“半无产者”的境地。这两个群体以及他们之间资源流动关系的出现，正在从根本上瓦解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格局，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农业涉及的雇佣劳动比重之低，使得很多学者认为资本化并不必然带来农民的无产化。本文通过揭示对虾养殖业中农业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来反驳上述假设。在早期阶段，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障碍，资本只是通过垄断产业链的上下游来榨取农民的价值。然而在近几年，虾农在经历了几场严重的虾病侵袭之后，不得不放弃对虾养殖，农业资本借机渗透进生产环节，从而最终完成了资本的“实际隶属”。通过追踪广东雷州一个新兴的对虾养殖基地，本文探讨农业资本如何完成土地流转、技术控制和劳动监督以获得反季销售的高价，进而逐步淘汰家庭农场。这个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形成的动态过程以及农民无产化的轨迹。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正崛起为中国农业的新型经营主体，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农业的资本化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既有自上而下的驱动力，也有自下而上的驱动力。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政府和乡建运动者多认为农业合作社必须是完全自发的农民组织。同时，政府更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依赖规模化的大农场。本文论证，这是当前关于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既不符合经济逻辑，也与历史上人多地少小农经济现代化最成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相悖。东亚历史经验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其把战前日本政府（或其占领下）原有的由上而下的农政，战后在美国占领或决定性影响下，其相当部分转让给农民合作组织，由此来推动由下而上的民主合作化。同时，和东亚合作化历史经验一样，中国农业需要的不是“横向一体化”的大农场，而是小农场＋合作社提供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服务，由此来克服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困境。如此的路径意味的不是如今中国偏重一己“私利”的激励机制，而是“公益”化的私利机制。这才是中国农业和农政应该做的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的国情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只是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而必须是小农经营为主的现代化。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当前阶段，中国农业必须同时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三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国家政策若能回应小农的需要，解决小农经济中存在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就可以同时完成以上三大任务，从而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

　　还土地以尊严——从土地伦理和生态伦理视角看农业伦理　　田 松[②]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土地伦理强调土地本身是生命的集合，土壤、昆虫、微生物、水等构成了一个土地共同体，人附属于这个土地共同体。从土地伦理视角看，工业化农业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使人的利益有所提高，但是会损害土地共同体的利益，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