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起至今刚好为时60年的光景，恰巧是一代人的生命，同时也是台湾最早几个重要明星产业的黄昏，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代表。从1990年起，纺织业便逐渐迈入产业生命週期的末端，特别是当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加入生产的行列，以纺织产业起家的企业纷纷转型，如着名的新光集团;而工厂工会从1970至1980年代主要是以对劳动成果分享的斗争，也开始面对「关厂斗争」，今日的华隆罢工也是在这个歷史脉络下。

人员的跨国流动并不足以为惧，这已然是歷史上常态性的情事，而讨论的重点经常非此即彼：不在移工的属地国，便在移工的迁居国，不是在异乡的支持经济发展，便是匯回本乡的打工所得。然而真正的癥结却在劳动力与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可分割：出国除了打工之外，也通过在地生活重新再生产了个别的劳动力，因此在打工之余，还是缺少不了旅行中的各种体验活动，甚至是更进一步落地生根，成家育儿。而这一点正是在台湾劳资力量不均衡下，逐渐使其分离开来，换言之，正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汲取，却又迴避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领域。

西欧、北美、中东欧的失业救助可覆盖高达80%的失业人口，而在非洲地区则可能低至不到1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一比例低于40%，中东和亚洲则不到20%。《2012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预测:今年全球15到24岁年轻人中将有近7500万人面临失业，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2.7%，比经济危机前的2007年增加近400万。

“农民工代表”在“十八大”上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当一座座高楼大厦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往往会被城市所抛弃，所遗忘。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工会干部不去联系群众，没有工人情怀，发生利益冲突时只能充当调停人和救火队员，由此累积和恶化了许多社会矛盾，加剧了工人群体的对立情绪，这已经不是工会跟不跟党走的问题，而是工人跟不跟工会走的问题。

工会主席必须由员工自己选举产生，这样才能得到职工的真正认可，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工会直选解决的还是工会的代表性问题。

如果工会直选的方式只是让每一个人都来投票，谁的票数多谁就当选，肯定会出现帮派似的工会领袖，这样反而不利于工人群体的团结统一。

南海本田开启的罢工潮在规模、范围、形式、强度、效果和工人的诉求等方面都体现出较以往不同的特征，已有的劳工抗争视角难以对这种变化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研究通过对珠三角三厂罢工事件的考察，指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动员的中介，对代工厂工人的认知形塑和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避免镇压，示范动员以供经验借鉴。但其动员效果也因国家的封锁和资本的反击而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另外，互联网在组织动员潜力方面既超越传统动员方式又可与其相互补充。

刘小钢质疑将工人讨薪事件作为假设对象演练反恐的有关部门，并在各种场合提出“维权是维稳基础，维稳先要维权”的工会主张。

广东走过30多年的先行先试，加上近年的急速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结构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体制体系，尤其是满足新生代劳工“增长型”需求的利益体系尚未建立完善起来。

“社会经济发展了，城市变大了、变漂亮了，但正向现代产业工人阶层转变的新生代工人，却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对社会急剧变化的不适应。”

有一种选择叫离开，有一种趋势叫进城。

《都市快报》本期的“天下”周刊，聚焦“空心村”，对赣西北三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从山村走向了城镇，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还干脆说成是“空壳村”。“一个人的村庄”，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散文家的真切写实。

2008年底金融危机导致机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以后，农民工返乡问题即已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其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应是农民工返乡后的适应状况。很多省区出台政策鼓励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自中央到地方，十分注重对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认为农民工的失业与其缺乏技术专长有关，通过职业技术培训，可以使 农民有一技之长，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新的就业门路.但是农民工回乡创业大多数都在积蓄花光后归于失败，没有参加创业的大多将积蓄花在攀比性的消费中，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返乡农民工的建议，不是创业投资，而是休养，他们主要不应是从创造物质的方面，而应从发掘人生意义方面，来过好返乡的日子。这方面可以用我所说“低消费、高福 利”生活模式来作进一步展开。

“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不再是“农民工”，只能是工人，他们的最终归属不再是农村，只能是城市。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没有及时回应这个转变，滞后的收入分配方式不能支持他们融入城市。称他们为“新工人”，淡化农民工称谓，是为了打消那种他们会如同上一辈那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幻想，是为了提示调整发展策略以便能让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获得有尊严的人的生活的紧迫性，是为了全社会不至于忽视这个寂静无声的庞大人群的存在。他们与父辈是不同的，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旦他们开始说话，每个人都必须倾听。

同心实验学校位于北京市金盏乡皮村，是由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用首张专辑的版税7.5万元租下皮村的废旧厂房，与工友、志愿者一起改建校园,取名“同心”，旨在帮助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摄影班一开始的定位就不是简单的记录——尤其是记录贫穷。我把摄影当做一种美育教育，和绘画一样，不同的是我们不是用笔和纸，而是用手中的照相机。在摄影成为普罗大众日常消费品的今天，“人人可以是摄影师”，小数码一样可以拍摄出好作品。摄影班的孩子只是在书包里多了件“大玩具”，他们把相机当做眼睛的延伸，发掘生活之美，留念友谊，表达好恶。
 

本文质疑了当今移民和全球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两组对立观。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二是移民网络与国家主权的矛盾。本文指出，这两 组对立观虽然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中却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尽管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三国之间有差异，但是都展现了高度复杂的国家、资本和劳工的关系。毫无疑问，全球化在深化，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在增加，但是国家主权并没有削弱。"点对点"式的全球化是目前这种新的复杂关系的一个直观体现。对这样的中间层的社会过程的细致研究，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亚洲地区的重大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