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栋大楼是谁建的吗?”这句话似乎更容易成为这部反映建筑民工的影片中震撼人心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一群建筑工人到大学礼堂里看演唱会被看门的学生拒绝(只因为他们没有买票)时，其中一个工人说的。这些外来工参与了上海同济大学一些建筑的建设，想要进入建好的礼堂看一场演唱会，却被拒绝，确实让他们觉得尴尬而难过。我也相信看门的那位女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买票才不给进，如果这位女生的室友也没买票、但很想去看演唱会，我想她一定不会那样拒绝她的室友。到底还是因为阶级鸿沟，因为自恃精英的大学生与实际地位卑微的建筑工人的阶级差别，决定着感情上的亲疏远近。

一楼16间，二楼13间，天台9间。这是北京西三环某高档住宅小区里一套一百多平米的顶层复式住宅，内部被分隔为38个“房间”，基本都招揽了租客。

因为房间狭小，租客们进屋后只能呆在床上。租客中既有苹果手机游戏的程序设计师，也有名人所开酒吧的工作人员，既有新东方的学生，也有发廊的洗头工和房产中介……当地下室不能居住的时候，他们搬到了地面上;当北京的房价堪比纽约和悉尼，他们就从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挤进了一个个不到三平米的小隔断—这种密如蜂巢的“房间”。

在“世界工厂”中国，每天都有疲惫不堪的农民工失去手臂，他们在劣质的机器上工作，很少得到培训或安全监管。

有律师称，虽然一些工人用法律手段获得赔偿，但平均要等待1074天。然而无论能否得到赔偿，伤残农民工都面临着相同命运。他们无法再在工厂或田里干活，也得不到能让他们再就业的培训。

从1950年起至今刚好为时60年的光景，恰巧是一代人的生命，同时也是台湾最早几个重要明星产业的黄昏，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代表。从1990年起，纺织业便逐渐迈入产业生命週期的末端，特别是当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加入生产的行列，以纺织产业起家的企业纷纷转型，如着名的新光集团;而工厂工会从1970至1980年代主要是以对劳动成果分享的斗争，也开始面对「关厂斗争」，今日的华隆罢工也是在这个歷史脉络下。

人员的跨国流动并不足以为惧，这已然是歷史上常态性的情事，而讨论的重点经常非此即彼：不在移工的属地国，便在移工的迁居国，不是在异乡的支持经济发展，便是匯回本乡的打工所得。然而真正的癥结却在劳动力与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可分割：出国除了打工之外，也通过在地生活重新再生产了个别的劳动力，因此在打工之余，还是缺少不了旅行中的各种体验活动，甚至是更进一步落地生根，成家育儿。而这一点正是在台湾劳资力量不均衡下，逐渐使其分离开来，换言之，正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汲取，却又迴避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领域。

西欧、北美、中东欧的失业救助可覆盖高达80%的失业人口，而在非洲地区则可能低至不到1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一比例低于40%，中东和亚洲则不到20%。《2012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预测:今年全球15到24岁年轻人中将有近7500万人面临失业，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2.7%，比经济危机前的2007年增加近400万。

“农民工代表”在“十八大”上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当一座座高楼大厦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往往会被城市所抛弃，所遗忘。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工会干部不去联系群众，没有工人情怀，发生利益冲突时只能充当调停人和救火队员，由此累积和恶化了许多社会矛盾，加剧了工人群体的对立情绪，这已经不是工会跟不跟党走的问题，而是工人跟不跟工会走的问题。

工会主席必须由员工自己选举产生，这样才能得到职工的真正认可，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工会直选解决的还是工会的代表性问题。

如果工会直选的方式只是让每一个人都来投票，谁的票数多谁就当选，肯定会出现帮派似的工会领袖，这样反而不利于工人群体的团结统一。

南海本田开启的罢工潮在规模、范围、形式、强度、效果和工人的诉求等方面都体现出较以往不同的特征，已有的劳工抗争视角难以对这种变化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研究通过对珠三角三厂罢工事件的考察，指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动员的中介，对代工厂工人的认知形塑和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避免镇压，示范动员以供经验借鉴。但其动员效果也因国家的封锁和资本的反击而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另外，互联网在组织动员潜力方面既超越传统动员方式又可与其相互补充。

刘小钢质疑将工人讨薪事件作为假设对象演练反恐的有关部门，并在各种场合提出“维权是维稳基础，维稳先要维权”的工会主张。

广东走过30多年的先行先试，加上近年的急速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结构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体制体系，尤其是满足新生代劳工“增长型”需求的利益体系尚未建立完善起来。

“社会经济发展了，城市变大了、变漂亮了，但正向现代产业工人阶层转变的新生代工人，却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对社会急剧变化的不适应。”

有一种选择叫离开，有一种趋势叫进城。

《都市快报》本期的“天下”周刊，聚焦“空心村”，对赣西北三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从山村走向了城镇，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还干脆说成是“空壳村”。“一个人的村庄”，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散文家的真切写实。

2008年底金融危机导致机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以后，农民工返乡问题即已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其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应是农民工返乡后的适应状况。很多省区出台政策鼓励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自中央到地方，十分注重对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认为农民工的失业与其缺乏技术专长有关，通过职业技术培训，可以使 农民有一技之长，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新的就业门路.但是农民工回乡创业大多数都在积蓄花光后归于失败，没有参加创业的大多将积蓄花在攀比性的消费中，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返乡农民工的建议，不是创业投资，而是休养，他们主要不应是从创造物质的方面，而应从发掘人生意义方面，来过好返乡的日子。这方面可以用我所说“低消费、高福 利”生活模式来作进一步展开。

“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不再是“农民工”，只能是工人，他们的最终归属不再是农村，只能是城市。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没有及时回应这个转变，滞后的收入分配方式不能支持他们融入城市。称他们为“新工人”，淡化农民工称谓，是为了打消那种他们会如同上一辈那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幻想，是为了提示调整发展策略以便能让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获得有尊严的人的生活的紧迫性，是为了全社会不至于忽视这个寂静无声的庞大人群的存在。他们与父辈是不同的，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旦他们开始说话，每个人都必须倾听。

同心实验学校位于北京市金盏乡皮村，是由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用首张专辑的版税7.5万元租下皮村的废旧厂房，与工友、志愿者一起改建校园,取名“同心”，旨在帮助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摄影班一开始的定位就不是简单的记录——尤其是记录贫穷。我把摄影当做一种美育教育，和绘画一样，不同的是我们不是用笔和纸，而是用手中的照相机。在摄影成为普罗大众日常消费品的今天，“人人可以是摄影师”，小数码一样可以拍摄出好作品。摄影班的孩子只是在书包里多了件“大玩具”，他们把相机当做眼睛的延伸，发掘生活之美，留念友谊，表达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