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场，将日本帝国主义拖入长期战争泥潭，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合作，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中国学人要深入挖掘并运用中国现有理论资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战史基本概念、范畴、逻辑、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树立“本土关怀国际化”与“国际视野在地化”的批判思维和辩证思维，构建中国自主的抗战史研究知识体系。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东方主战场 中国共产党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自主知识体系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战争结束以来，参战各方基于不同立场和国际局势对战争的性质、过程、影响以及战争责任和贡献等问题作出不同回答。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无休止的对话。80年后的今天，人类历史再次来到关键十字路口，应当何去何从?抉择的正确与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认知。当今中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历史方位，抗日战争史研究面临新的学术使命与实践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回应时代之问。
一、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对任何文明、任何国家来说，历史都是广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荷马史诗》号称西方“最伟大作品”并塑造了希腊人的尊严、力量和价值;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通过讲述希腊世界与波斯的决战，塑造了“西方”对“东方”的优胜，建构了“东方”的愚昧、专制和落后，实为“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之嚆矢。第二次世界大战有61个国家参战，约20亿人口被战火侵袭，占当时世界总人口80%以上，彻底改变世界历史发展方向。西方世界深知建立二战史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战争结束不久，英国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即推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西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该书第1卷以“被蝗虫吃光的年代”一词，讨论1931—1935年希特勒的崛起与英国的和平幻境。文中以极短篇幅提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也“最简洁地”提及“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和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但只字未提这些重大事件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影响。整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漫长的篇幅中，中国军队长城抗战、《塘沽协定》、“华北事变”和“西安事变”等均未见论及。第2卷《最光辉的时刻》没有涉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第3卷第31章开始讨论日本的野心，而早已形成的中国战场仅仅被表述为：“在1939年8月间，日本不但从事于在1937年7月间开始的对中国的战争，而且也卷入了新成立的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地方性的和俄国的敌对行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丘吉尔也想到了“奋斗中的中国”，因而惜字如金地致电蒋介石：“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第4卷《命运的关键》故意忽略中国战区成立、中国亦为英美主要盟国的事实。第5卷《紧缩包围圈》继续回避中国。到第6卷《胜利与悲剧》讨论缅甸作战时，丘吉尔不得不提到中国军队，然而，曾在仁安羌救援被日军包围的英军和欧美侨民的中国军队，被丘吉尔断言“指望不上”，“失去两个精锐的中国师，对缅甸的作战行动来说，其不便的程度，并不象失去空军运输中队那么严重”。
类似丘吉尔极端蔑视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主导西方学界多年，近年才在少数通晓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学者推动下发生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恰恰来自英国和美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J.vandeVen)提到，战争期间，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已经在其著作《中国为世界而战》(ChinaFightsfortheWorld)中提出：“中国在25个月独立抗拒着实力悬殊的敌人，捍卫着民族权力，以过上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德万还提到，“在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期间，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全在缅甸，而且大部分都在那里留到1945年，被英国人用来收复缅甸”。
哈佛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Mitter)，用“被遗忘的盟友”来形容战时中国。他把历史扭回常识：“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早4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确保中国持续参战’，以此牵制身处中国内陆的大批日军。”米特认为，“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最好应该提醒自己：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
判断中国战场是否为东方主战场，一个重要视角是看战争的策动者日本如何思考。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币原外交”影响，一定程度上强调与国际社会的协调，是日本签署《九国公约》、加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重要背景。但在日本内部，此外交路线始终受到强烈质疑和反对，特别是日本陆军内部的激进派。
早在1929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人之一的石原莞尔，就表达其对于世界大战的战略思考。他说：“欧洲战争是欧洲各民族的决胜战。不应称为‘世界大战’。”接下来的世界大战“是以美日为中心的战争且是真正的世界大战”，具有决战性质。此次战争将是“空军所进行的决战战争”，是“人类斗争力的最极限的战争”，是“人类最后的一场大战”。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东亚联盟”是先决条件。石原提出：“以天皇为中心作为东亚联盟的基础，首先要以日满中共同体的完成作为现时的国策”;“要求以下能力。1.能够对抗苏联陆上与美国海上，防卫东亚的武力。2.以目前日满共同体的日满两国为范围，获得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满洲国在东亚联盟防卫上的责务相当重大。特别是对于苏联的侵略上，必须要有与在大陆日本军联合击溃苏联侵略的自信心”。最终，日军激进派按照此计划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可以看出，石原具有领先同辈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世界眼光”，在其战略中，侵略中国和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构的。其时，希特勒尚未取得政权，德意日“轴心国”同盟远未成型，而新的世界大战的雏形已经在中国东北形成。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开辟的战场和日军征服世界图谋的根本支撑，中国战场非东方主战场而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领导人采取“不抵抗政策”，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首先开辟了东方主战场的东北战场，随后在东北、华北步步抵抗。结果，日本帝国主义陷入长期战争泥潭，中国抗日战场从白山黑水延伸到热带丛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积最大的陆上战区之一。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已经有24个师团深陷中国长城以南，“完全丧失了继续采取攻势的机动能力”。抗战胜利时，日军“中国派遣军”120余万人和“关东军”70余万人两个重兵集团，被牵制在中国不得动弹。东方主战场涵盖陆地面积1000多万平方公里，涉及人口5亿多，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战场。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41年12月9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表示，全世界加入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他认为，中国为反抗日本侵略，独立抗争了4年半，获得“美国在原则上与事实上之同情”;在美国国会宣布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后，“今更有许多国家受日本及以日本为主要分子之征服运动所威胁，群起参加中国对侵略之抵抗矣”。也就是说，罗斯福把太平洋战争看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延伸和扩大。他还肯定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重大经验和示范意义：要获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所有参加此奋斗之一切国家，一如贵国与贵国勇敢之军民在此奋斗中所已致力及仍须致力者，集中力量，专一意志以赴，始可打倒敌人，因而建立正义的和平之共同目标”。
据时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报告，罗斯福总统把亚太地区划分为三个战场：第一为中国，第二为马来半岛，第三为海上各地。他认为，第三战场为海战，中国尚不能分担;在第二战场，英国必须全力守住新加坡至缅甸，这中间需要中国帮助，“使英美空军可由缅入华直攻敌国”;至于中国战场，罗斯福所盼者，就是牵制住日军，使其疲于应付，“不得抽调大量军力”。这一构想，立即在中国战场得到回应。日军发起香港作战时，驻武汉日军第11军向长沙进攻，进行策应。中国军队随即包围反击，结果，香港战役日军死677人、伤1405人，而策应作战的伤亡却达2倍以上。更重要的是，遭受打击之下，日军“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印、缅和滇西战场，与英美军队联合给以日军沉重打击，给日军留下深刻印象。据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在北缅的胡康战线，我第18师团主力受到史迪威中将指挥的中国新编第1军的强大压力”，“师团的战力已达到了最低限度”。在中国远征军和英美盟军的联合打击下，到1944年5月下旬，日军“攻占英帕尔的希望已完全破灭”。仓皇撤退的日军第31师团长佐藤幸德甚至被判定“在激烈的战场上精神错乱”。日军未能打通与纳粹德国的会师通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影响甚大。
习近平总书记对东方主战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作出概括总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还强调，“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一最早开辟的反抗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主战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这一概念的本质要义，不在于军队规模之大、拥有资源之丰、战役数量之多，而在于矢志不渝的精神境界和胸怀天下的格局气度。其语出《水经注》：“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企图“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极富预见性地把事变看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前奏，要求工农士兵和劳苦大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其对民族利益的强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理论先导作用。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一宣战比国民政府早了9年多。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战斗中，中国共产党断然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组建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指出，“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主张“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
在全面抗战过程中，即使遇到极其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中国共产党也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始终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彰显了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战和革命胜利的历史自信。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蒙受巨大损失。国民党公开诬蔑新四军为“叛军”，中共中央表示，这表明国民党“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将其定性为“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毛泽东在指示陈毅、刘少奇对蒋介石的斗争方针时要求，“我们须一口咬定这是日寇与亲日派(不提蒋)的计划，关于所谓军纪军令迫我北移及各地捉人杀人一切反革命行为，我们均咬定是亲日派与日寇命令所为，这样一来使我们政治上处于优势”。1941年2月，在关于时局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他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2月17日，中央军委明确“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时间愈长愈有利”。5月，中共中央明确，“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矛盾，国共阶级矛盾仍处服从地位”，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的大局观。
1941年5月，毛泽东分析日美妥协的危险以及日本诱降蒋介石的可能，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也提出国民党是“中流砥柱”。1943年8月23日，新华社对蒋介石的观点进行驳斥：日军36个师团共60万敌军中，国民党仅仅抗击15个师团，计25万人(42%)，共产党则抗击了21个师团(58%)。至于62万伪军，90%以上都为共产党所抗击。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分析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再次提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正面战场主要、敌后战场次要，这是不正确的。不论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抗日战争都是敌强我弱的战争，日军在武器装备、平时训练、单兵战术、后勤补给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对中国在战略上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在战略上优胜于敌，以弥补技术层面的短板。中国共产党将敌后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层面，就是中国抗战战略优于敌人的重要表现。
“敌后”的出现与“敌后游击战”的提出和贯彻，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时，就中日两军的部署来看，“敌后”何在并不明朗。历史演进潮流是无法“计划”的，中日双方随后一系列的动作，很快造成广大的“敌后”，即在日军推进战线之后出现的、除日军占据的点线之外的广大地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随机应变，根据自身力量、敌情复杂的实际，改变战略战术，以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指出红军要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其向国民党方面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原则，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在讨论南方游击队整编事宜时，毛泽东也提醒，“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此后，他直接破题，把敌后山地游击战作为八路军的主要任务，“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分析了这种做法对正面战场的益处：分散做群众工作，开辟根据地，“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随后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毛泽东三复斯言。可见，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中国共产党是公开向全世界宣布的。
敌后游击战次第展开之际，在北方，1937年11月9日，阎锡山、卫立煌等人组织的太原保卫战失利;在南方，11月8日，蒋介石下令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总撤退，随即日军占领上海。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日军扩大侵略，在南北方都造成广大“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应时应势而起，给日军更大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不仅鼓舞了敌占区的反抗斗争，而且使得日军无法顺利地从沦陷区掠夺物资和人力，反而要不断地投入更多战争资源，从而破坏了日军的战略规划。
三、中国为战后国际秩序作出巨大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合作，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维护和平不力的教训，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公认大国，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国联行政院亦称理事会，由英、法、日、意4个常任理事国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1934年，苏联成为第5个常任理事国。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试图借助国际力量解决东北问题，便向国际联盟吁请调解。国际联盟派出以英国人李顿(VictorLytton)为首的代表团，另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代表参加，在中日之间奔走调查，最后推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国联大会以42比1通过了19国集团接受《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报告书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助，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东三省之为中国东三省，直与其大部分移民所自来之邻省河北山东无异”。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也获得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虽然，东省行政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事变以前，无论有若何弊病，但在若干地方，未尝不努力改良行政，其成绩颇有可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虽饱受中国各界批评，但它一定程度上反驳了日方混淆视听掩饰侵略的主要论点。恼羞成怒的日本选择退出国联，放弃了常任理事国地位，自绝于国际社会。这一事件，造成日本国家地位不可逆的转变，是国际秩序变化的前兆，被日方认为是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
中国虽占尽了理，却不能收复东北。对中国来说，国际联盟的调解并不令人愉快，反而彰显了它的局限，即面对蛮横无理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时的无力和仓皇。所以，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望胜利时，中国主张创建一个有能力制止侵略的国际组织，以及有利于发挥其止战维和力量的机制。
1943年10月，中苏美英四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表达了并肩战胜法西斯的决心。宣言提出了未来国际组织基本原则：“彼等承认有于最早可能实现之日期，成立一普遍国际组织之必要，以各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之原则为根据，此种国家无论大小，均可为会员，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于签署宣言的意义，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认为，“我国自加入此宣言后，已与英美苏三强平等而居于领导世界政治之地位”。此后的《开罗宣言》《德黑兰宣言》等文件强化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国内舆论反应热烈，提出方案甚多，而均“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领导力量”。1944年8月，中美英苏四国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中国提出“中国建议”，强调国际正义和国际公法，获得美英赞同。经多次协调，1944年10月9日，中美英苏共同发表《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描绘了联合国的顶层设计，中国等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次年3月，四国遍邀世界其他各国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文件为基础，讨论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经罗斯福总统斡旋，蒋介石同意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经中共中央批准，董必武率章汉夫、陈家康赴美国，与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张君劢、胡适、吴贻芳、胡霖等各界人士组成中国代表团与会。中国代表团与各国代表频繁互动，在最后环节顶住美英法老牌殖民帝国压力，推动托管地以“发展自治”为目标，体现了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持续关心。
在旧金山期间，董必武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演讲，参与拟定《联合国宪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旧金山电台向国内发表广播演说。6月26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签字。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合作。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侵犯他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等等。上述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维持大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基础，是现今国际秩序的历史逻辑和法理所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从1895年被迫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到作为主要发起者之一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再到恢复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体现了中国人民半个世纪抗争奋斗带来的变化，以及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价值和国际意义。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使其受到应有惩罚，伸张了国际正义，捍卫了人类文明，使世界历史的演进回到正确轨道上。
日本军国主义和德意法西斯所到之处，制造了大量人间惨剧，如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及触及人类底线的731细菌战部队的人体实验和“慰安妇”制度，可以说，军国主义法西斯让人类文明面临重大危险。为惩办罪恶，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包括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内的11国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荒木贞夫等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国际社会能够将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在中国和亚太各地实施战争犯罪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绳之以法，从而明确了国家行为基本的是非对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及在中国和其他战胜国各地组成的法庭，对相关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构成一个完整的清算日本侵略战争罪责的体系。“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施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判决”，这是日本政府的郑重承诺，也是其再次获得和平发展机遇的前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结果显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和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人数最多，他们侵占东北、侵略中国、奴役世界的犯罪图谋归于泡影，是人类历史回归正轨的第一步;对日本侵华战争性质的确认和重蹈覆辙的防范，是战后亚太地区发展的基本支点。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成长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世界历史产生长远、全局性的影响。
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付出巨大牺牲，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以新四军为例，1944年，陈毅提到新四军创建时的规模和装备：“1938年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六千人，枪二千余枝，轻机枪只三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千三百余人，全军计八千人”。艰苦奋斗6年后，陈毅自豪地表示：“十四万武装部队，十万以上半脱离生产和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十八万党员，四万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统治着三千万人口，控制了三十万平方公厘(应为里——引者注)的地区，每年费用四十万万元左右，这就是我党在华中六年来血战的收获”。到中共七大时，“华中新四军计正规军三十万，民兵八十万”，其内在原因，诚如陈毅所述，“依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以及包括160余名团以上干部、2000余名营连排干部在内的6万余名新四军将士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分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得失，根据战时中国的实际发展了马列主义。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问题时，他提出，要联合资产阶级又要同它作斗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两步走”的新内涵：“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抗日战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不仅在理论上明确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更赋予新民主主义革命全新的内在动力和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烽火中涅槃新生。到1945年4月召开七大时，已有党员121万，解放区人口9550万，91万军队，220万民兵。1945年9月，军队扩大到127万人，解放区人口1.255亿，县城285座。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具有世界意义。毛泽东认为，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当时认识还不清楚;抗战中前途日益清晰，“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四、构建中国自主的抗战史知识体系
封建时代，战争常关一家一姓之兴衰;抗战胜败，则关乎中华民族之存亡。中国是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尘四分五裂，还是彰显多元一体、山河一统的持久生命力?抗战时期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给了我们答案。抗战历史地位突出，不能以一般战事视之。当前，抗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和美西方全面竞争的阵地之一，对研究者提出更高要求。美国史学界长期以来用“太平洋战争”、“中印缅战区”、“史迪威事件”等概念“雾化”、“矮化”或简单化中国抗战史，消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主体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贡献。中美之间争夺战争记忆的角力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博弈的另一种延续”，建立中国自主的抗战史知识体系已经刻不容缓。这一问题牵涉面很广，需要整个抗战史学界反复讨论，确立顶层设计，制订路线图，部署重点工作，检验阶段性运作，等等。本文认为以下三点需要特别重视。
第一，充分吸收、运用中国现有的理论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有的研究者出于朴素的感情，往往乐于强调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得力，组织严密，对策精明，但有时也可能把研究变成单方面的赞美，反而弱化了抗战的艰辛、胜利的意义。事实上，邓小平反对“脸谱化”地描述抗战中的敌我，抗战时期他就指出：“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今天敌我双方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说明了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正确认知抗战历史、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发表重要讲话，抗战史学界要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表明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痛史，而且是全世界应当共同记住的历史教训，需要而且能够突破过去主要从中国史料、中国历史角度看待南京大屠杀的视角，赋予南京大屠杀世界历史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指出：“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抗战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的抗战史基本概念、范畴、逻辑、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
近代以来，西风日亟，中国人民感于形势之紧迫，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急切间运用了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而其中有些未必妥当。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话语深受日本影响，“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和革命等，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的看法”。这种现象确实影响了我们在抗战史研究中对概念、语词的运用，因此，中国抗战史研究和知识生产也需要自己的“语言学转向”。
就当下的中国抗战史而言，需要对现有的概念、范畴、研究路径和规范乃至整个抗战史学科进行扬弃式清理，从根本上建立自己的叙事逻辑。举例来说，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William Webb)档案，甲级战犯武藤章的证词提到，“最终日军在1938年决定，与中国的冲突被官方看成是‘事变’，所以被俘获的不可以看成战俘”。众所周知，日军一贯用“事变”来指称其在中国的侵略行动，如“满洲事变”之类，全面侵华战争竟然被称为“中国事变”。日方用意十分阴险，那就是规避国际法和人道准则，任意屠杀中国军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出：“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地称它为‘事变’。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局主张战争法规不能适用于这一敌对行为的实行。日军的首脑者认为这个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
由此可见，“事变”之类抗战史中常见的名词，都需要根据环境、语境、言说对象等要素谨慎使用。建立中国特色的抗战史基本概念、范畴、逻辑、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作，需要行动的自觉、资源的投入和学术生态的形成，因而也是艰巨的挑战。
第三，在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树立“本土关怀国际化”和“国际视野在地化”的辩证式、批判性思维。
近年来，直白地推销“西方—进步”、“东方—落后”二元对立式西方中心论，越来越没有市场，但西方中心论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自从萨义德(EdwardSaid)在《东方学》中点破东方学远非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西方对“东方”施加威权的隐蔽方式以来，人们又发现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或变相的欧美中心论。比如，抗战史研究中一直存在所谓“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决定日本投降”和“美国投放原子弹决定日本投降”的争论。对于这一争论，毛泽东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1945年8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其中提到，“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毛泽东立即约见胡乔木、余光生、陈克寒等人，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在抗战史研究中，高估外部因素的作用，就会不自觉地低估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价值，得出不客观的结论，需要我们在学术运思的过程中自觉设立警戒线。但不是要否定外部因素的意义，抗战史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全球史的特征之一在于，人们的“普遍交往”逐步发展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所以，在强调本土关怀时，一定要注意国际背景、国际因素、国际力量的广泛影响，运用国际资料，重视国际研究成果;在强调国际视野时，一定要落实到对本土问题的引领和价值导向。社会学中新近提出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差堪此意。
除此之外，尚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以推动抗战史知识生产的“自主化”和“体系化”。一是培养学贯中西、心系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人才。抗战史研究是一门世界性学问，需要更多具备中国立场、国际视野的人才加入，在全球性地运用各种研究资源的同时，怀着对这片热土深沉的热爱，“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还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工具，更高效地开展知识生产，推动跨学科融合创新。二是革新抗战史知识生产机制和评估体系，即从主要为历史学的、个体的生产方式发展为多学科、多维度、团队协作的生产方式;从依赖各种西方评价标准到建立中国特色的成果评估体系;从高、中、低阶梯分级的“期刊依赖”到以原创性学术价值为准绳;建立中国的大、中、小学抗战史教材和辅导读物体系;建立有公信力的学术评审制度和学术共同体等。三是重视国际传播和对话，以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传播自身成果，接受他者反馈，借鉴别人的优秀成果，不断推出有说服力的新作品;参与、主导国际学术交流，在哲学意义的“追问”和“交叉诘问”中，不断逼近历史真相。
(作者张生，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暨新四军历史研究院教授)
《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