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这10篇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其中《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是作为社论发表的。
这些文章均写于19世纪50年代。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了英、法、俄、美等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谴责列强通过极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极端不义的战争”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掠夺和践踏，同时深切同情、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认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他们对中国的农民起义作了科学的评价，指出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恩格斯在展望中国的前途时满怀深情地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这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的中译文收入1938年武汉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马·恩论中国》，译者署名方乃宜;同年又收入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的杨克斋编的《中国问题评论集》。
今日分享《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卡·马克思
1858年9月28日
英国政府终于公布的关于英中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的正式摘要，同由其他各种渠道已经传开的消息比较，大体上所增无几。第一款和最后一款实际上包括了条约中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各点。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依据的是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这一补充条约曾规定：驻香港和驻五个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口岸的英国领事，如遇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其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应与中国当局协同处理。[“这一补充条约”即上面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亦即虎门条约。该条约并无此项规定。——编者注]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天朝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束缚而告终，看来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开炮轰击广州城。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烧毁殆尽，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编者注]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鸦片贸易的假惺惺的反对，不会导致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同取缔鸦片贸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依靠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是为了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取缔鸦片贸易而作的最大的、也可以说是绝望的努力。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且现在是公开宣布失败，既然鸦片贸易就英国来说现在已经合法化了，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或财政上着想，都将会试行一种办法，即从法律上准许在中国种植罂粟并对进口的外国鸦片征税[继天津条约之后，中国和英国于1858年11月8日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第五款规定：“向来洋药、铜钱、米谷、豆石、硝磺、白铅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即鸦片。——编者注]。不论当前的中国政府意向如何，天津条约给它造成的处境本身就给它指出了这条路。
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连同印度的国库一定会一起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到目前为止，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看来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落了空。
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的慷慨的英国，在订立和约时没有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一直声称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却因此而不能不迫使中国偿付连英国现任大臣们都认为是由英国自己的海盗行为所造成的耗费。不管怎么样，天朝人将偿付1500万或2000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起了安定作用。《经济学家》杂志以及一般撰写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的纹银对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贵金属储备的状况将发生多么有利的作用。但是遗憾得很!帕麦斯顿派的报刊煞费苦心地制造和宣扬的那些最初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真实消息的冲击。
有一专条规定：“以200万两白银”偿付“因广州中国当局处理不当而使英国 臣民所遭受的损失，另以200万两偿付”军费。[此专条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中为：“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大英君主只得动兵取偿，保其将来守约勿失。商亏银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大清皇帝皆允由粤省督抚设措，至应如何分期办法，大英秉权大员酌定行办。以上款项付清，方将粤城仍交回大清国管属。”——编者注]
这两笔款项总共才1334000英镑，而在1842年，中国皇帝[道光帝。——编者注]偿付的是420万英镑，其中120万英镑赔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300万英镑赔偿军费。由420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1334000英镑，这毕竟不像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可是，最糟糕的我们还没有讲呢。中国皇帝[咸丰帝。——编者注]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而只是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设法去从广东省挤出那笔由你们亲善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劳本齐将军不妨把广州作为物质保证，并继续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乐观的约翰牛因1334000英镑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经表现为可以听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
“不仅不能调回我们的53艘军舰并看到它们载着几百万两中国纹银凯旋归来，我们可以指望的好运气反倒是必须派遣5000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代理领事[斯·巴夏礼。——编者注]所宣布的地方性战争。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赶到中国其他口岸以外，会不会造成其他结果?……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性战争>会不会使一大部分茶叶贸易落到俄国手里?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变得必须依靠俄国和美国供给茶叶?”
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麦格雷戈的《商业税则》[即《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7年伦敦版。—— 编者注]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12万箱茶叶。在英国同中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减少了75%,总共只有3万箱。不管怎样，英国人为占据广东而将继续耗费的钱财，一定会大大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这第二次对华战争将是所得难偿所失。埃默森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真是莫此为甚的大错。
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有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约翰牛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的眼里，约翰牛该是多么恭顺啊!
条约中的商务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享受不到的任何利益，而且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价值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第十款规定：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唯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 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 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引自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
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正如《晨星报》所正确指出的，是“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们肯当乖孩子，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指太平军。——编者注]逐出其目前所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才或许可以在长 江航行，但也只限于特定的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最初听说是开放“一切”口岸，现在已缩减为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口岸外，再开放五个口岸[指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的，开放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 州五个口岸。——编者注]了，而且如一家伦敦报纸所说，这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错觉，时至今日已该破除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有几个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到广州进行贸易：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引自1856-1857年关于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编者注]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运到厦门和福州的进口商品。
“条约中的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这家报纸却欣赏“条约中最妙的一点”,即“将有一位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时也将有一位满清大员常驻伦敦，他还可能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行的舞会呢”。然而，无论约翰牛觉得这有多么开心，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谁会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指俄国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胁迫中国于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下文所述俄国取得大片中国领土以及黑龙江航行权，均以该条约为据。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则属1851年8月6日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内容。——编者注]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这一切对于约翰牛来说决非愉快的回忆。伦敦《泰晤士报》为此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它在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新闻时，特意将电讯中提到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的那一部分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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