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面临结构性衰退，其核心在于西方民主政党体系的系统性失能。政党的组织行为、政党制度的运作逻辑、宪政体制对政党权力配置与制度定位的塑形，共同构成政党政治运行的三重结构即政党体系的系统性。政党代表社会利益、组织政治竞争与承担治理责任的功能持续弱化，导致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同步陷落。政党质量退化削弱了制度竞争的正向作用，政党制度不再是政治冲突的制度化中介，政党关系演变为政治极化与相互恶斗，围绕宪政体制运行的政党制度激化了这一结构性矛盾。政党体系的系统性失能、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互为一体的配置所导致的结构性困境，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衰退的重要征兆和深刻表现。政党基础的重建成为化解当代民主危机的关键命题。
[关键词]政党政治 政党制度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衰退
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民主政治困境：政党功能失调、民意代表性削弱、公共治理陷入僵局。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虽在持续运作，民主制度虽在形式上依然维持运转，政党竞争性选举虽然依旧是政治过程的基本框架,但从制度功能与实效政治的角度观察，政党选举机制的代表性削弱，政府治理能力衰退，社会对政治体制普遍持不信任态度。西方民主制度无法再掩盖制度性的政治空转、机制冲突乃至政治异化，呈现出系统性、持续性和结构性相叠加的复杂面貌，其合法性正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社会剧烈撕裂、特朗普2.0政党个人主义的持续影响，还是英国“脱欧”过程中保守党的治理乏力及现实中英国工党的无能，抑或法、德等国传统的中左翼政党的衰落与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都是充分而深刻的表现。同时，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深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深陷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生活成本增大、排外主义情绪蔓延、民粹主义兴起等困境，政党政治总体呈现极端化、碎片化和民粹化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现实持续动荡造成的政治发展不稳定及政策不连贯，与世界的变乱交织互为因果，表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基础正在动摇，民主衰退的表现已非短期性的选举周期波动，而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变迁的深层次制度困境。
本文力图通过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及其与宪政体制的运行，深入研究政党的系统性失能与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困境，分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遭遇的危机，进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衰退的制度逻辑。
一、政党的系统性危机引发政治衰退
传统自由民主制度的正当性源于其在代议机制、政党竞争和宪政制衡三方面的协调运作。代议制赋予公民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政党竞争提供政治替代的可能，宪政制衡确保权力在制度轨道内运行即如果权力越轨则能得以纠正。在此背景下，作为制度化政治冲突的调节器，“政党是政府的组织者和中心，是政府中决定性、创造性的角色”。从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历程来看，政党不仅要承担多元利益整合、动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生成等任务，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搭建了制度化中介机制。当政党出现无法建立其成员的政治忠诚、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利益及提供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案等系统性失能时，它所承载的解决制度性冲突的功能势必外溢，使其出现系统性危机，使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出现表面稳定而内在空转的衰退现象。政党的系统性功能丧失是民主政治衰退的前奏与缩影。政党的系统性危机有以下多种表现。
第一，政党呈现系统性混乱。长期以来，政治光谱是观察研究政党的基本理论工具，但这一理论工具对目前西方政党政治现象的解释力却大为降低。西方政党的系统性混乱表现为政党极端化和政党碎片化趋势明显加强。选民倾向日益僵化，阵营对立对抗取代了议题协商，不同政党间的政策重叠区域大为收缩，导致妥协空间狭小。这种政治极化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体现在政党的政治纲领或竞选口号和议题上，也体现在社会文化与认同结构上，从而放大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对立，使得政治冲突的主体在传统的左翼、右翼等政治光谱之外具有了种族、性别、宗教等身份化、排他化的倾向。
在美国，政治体系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是进入21世纪后的重要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例如，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内部的变化扩大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民主党强调的自由进步主义的性别政治、移民政策、身份政治等议题，在竞选策略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倡言将美国带向多元、自由、进步、像天堂般美好但没有人见过的不可知的未来;共和党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以经济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反建制姿态，重塑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内核和基层组织逻辑，倡言将美国带到一个辉煌的时代，这塑造了共和党的整体方向，主导着党内话语权，吸引着民众回归传统价值，重建美国人的故土家园，在历史中走出当下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身份认同迷失。同时，地理分类扩大了红蓝(红色代表美国共和党，蓝色代表美国民主党)州之间的差异，各州在公共政策议程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政治议程和价值观完全不同且相互竞争的“两个美国”。在联邦层面，参众两院的投票无论是政策投票还是议案投票，基本上都是以议员所属政党划线。政党的政治分歧导致州及以下各级政府在许多问题上陷入僵局，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无所作为。在施政方面极端的两党各有特色，民主党的拜登由于年迈失智出现“自动签字笔”等幕后操盘现象。而共和党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执政风格大胆强硬、富有支配性、冲动、无纪律以及颠覆性地挑战传统，倾向于掩盖真相和规避法律。在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在内政外交事务上推行了一系列极端议程，这些议程从长远看会对内固化党争对峙、激化社会危机并加剧美国政治衰败，对外加速美国全球力量调整以及推动现行国际秩序瓦解与演进。特朗普以个人的政治算计介入国内治理与外交决策且多变无常，可以说，其不确定性是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的唯一的确定性。
在欧洲，政党政治的碎片化成为一种结构性状态和新的政治生态。一方面，脆弱的平衡局面的形成愈加艰难，政府组建更加困难，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形成共识政治，难以及时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德国“交通灯政府”是其典型;另一方面，政党的分化与组合更为频繁，新政党不断出现，政党碎片化进一步加大了政治不确定性。政党碎片化格局极易造成多党制共识政治的缺乏和由此导致的政策制定困难。与此同时，中间温和派政党愈发边缘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速度加快。以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遭遇支持流失，法国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左、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接连失利。2024年英国议会选举中，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的总得票率为57.4%，为1918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两党内部矛盾重重，均出现严重分裂。而一批非传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借助单一议题煽动民族情绪、排外情绪而快速崛起，如英国的脱欧党曾借助“脱欧”议题，在英国“脱欧”后又迅速变身为改革党，利用极端反移民纲领进行政治动员，吸引选民。此种单一议题型政党往往政策纲领不连贯、组织形态不稳定，对既有体制的承诺程度低，形成对政治体制与秩序的严重冲击。
第二，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和社会基础功能降低。“政党利用和平竞选以及诉诸民意支持的方式来获得权力”，政党的代表性功能本是民主机制的核心。传统政党依托稳定的阶级定位、地区或宗教的纽带，与工会、社区组织的紧密联系，具备较明确的政治纲领、坚实的社会基础、明确的意识形态框架、制度化的组织结构，能够在选举之外维系与选民的持续联系。从传统的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等到当下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机器的政党，资本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深刻转型。当代西方政党越来越表现为选举机器，依赖高密度的媒体曝光与舆论操作，内部组织日趋扁平化，基层动员网络日益萎缩，政党的代表性功能日趋降低，政党成员数量大幅下降，政党组织系统持续弱化。英国政党党员数量急剧下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英国已经从一个具有中等水平政党“密度”的国家变成一个拥有较低水平政党“密度”的国家。自2024年7月英国议会选举以来，成为执政党的工党的党员数量已经下降了11%，相当于每十分钟就失去一名党员。同时，政党的政策制定主要听取候选人核心团队与外部顾问的意见和建议，党员对党纲、政策方向甚至领导人遴选的参与权不断减弱，这种组织形式难以发挥政党的代表性功能，难以维持政党与社会之间的长期中介功能。尽管在形式上选举持续进行，但选民政治冷漠感加重，投票率下降，逐渐转向通过体制外的手段表达政治参与的偏好。
第三，政党的整合能力在民众政治信任的结构性瓦解中进一步削弱。民众的政治信任与政党的整合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移民问题、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等全球性挑战面前，西方政党因上台下野之关系难以提出并实施连贯有效的政策方案，执政者在应对危机中频繁地更替，公共政策周期不断缩短，行政效率严重下降，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程度加重，制度疲劳表露无遗。从历史上看，许多关于政党作为中介的经典案例都取决于政党整合公民利益与诉求的能力。早期，政党作为利益整合者的首要武器就是对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连接(或者包容)。政党正是为了承载社会矛盾、制度化表达冲突而形成的政治体系运行机制。然而在当前，政党越来越成为冲突的加剧者和放大器——它们要么逃避制度性回应重大议题(如气候、移民、技术分化等)，要么借助这些议题进行情绪化动员，将议题作为争夺选票的工具，挑动意识形态冲突、身份对立与社会分裂。这种政治行为在选举政治现实下的短期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从长远看，则削弱了政党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核心组织作用及其在选民心中的地位。研究表明，1990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对议会和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分别下降了约8.4%和7.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对政党、议会、法院及政府等代表机构的信任度持续下降。民众将主流政治力量视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对体制外力量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政治暴力与阴谋论叙事由边缘进入主流，制度性政治话语逐渐失效，政治沟通在事实基础上难以维系，民众对政党的政治信任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瓦解。
第四，政党政治动员的逻辑发生深刻变异，从组织型动员转向媒介型动员。随着政党政治调节社会冲突能力的弱化，政治冲突愈发呈现出非制度化的趋势。当前政党高度依赖媒体生态尤其是社交平台进行选举动员，政治传播呈现碎片化、即时化和情绪化倾向，并且随着这一倾向的明显增长，政党在选举中更多依赖身份认同与危机语言进行短期动员，而非根据长期政策诉求和组织建设目标进行长期的政治动员，这种现象在民粹主义政党中最为突出。例如，在特朗普的持续影响下，共和党党内的组织原则、纲领一致性与候选人甄选机制均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魅力驱动与情绪话语动员。在与民主党存在巨大争议的移民议题上，共和党的极端叙事日益凸显，并在选民动员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现象不仅是党派竞争日趋激烈的体现，而且反映了极化的政党利用政策叙事来构建意识形态认同、获得选民支持并塑造公共舆论的目的。极端叙事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高度的情绪化和对抗性，并通过特定的政治修辞策略来强化党派阵营的分裂，形成高度情绪化且意识形态鲜明的政策话语体系。这种动员逻辑虽可迅速聚集政治能量，但极易固化党派分裂、加剧群体对立与社会撕裂，导致示威、抗议、街头冲突乃至暴力行动等的频率大幅增加。从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和暴力冲击国会事件，到意大利反疫苗暴力事件与德国反极右翼示威游行等，均表明西方国家政治冲突的表达路径正逐渐转向体制边缘甚至之外。极端化倾向在社会舆论中不断扩散，政治暴力的风险上升，使得政党运行所依赖的稳定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
第五，政党自身的制度化程度持续下降，为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所操控，政党内部的组织治理机制出现制度性疲软。政党规范候选人行为、维持政治忠诚与约束权力滥用的能力日益丧失。党内权威基础弱化、意识形态边界模糊、政党纪律约束机制松弛，导致政党无法有效控制其候选人或执政代表人的行为。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党内部的规则程序正被候选人主导的逻辑所侵蚀，基层党组织与普通党员在党内决策中的地位持续边缘化，党纲的制定、候选人的提名乃至执政议程的制定都掌握在小圈子或党魁周围，缺乏必要的民主程序和透明机制，这弱化了政党作为集体意志表达机制的功能。最典型的例子是，拜登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名义上赢得了党内初选胜利，但在民主党党内精英的反对下被迫退选，民主党内少数精英转而提名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但是她并未赢得民主党内初选，民主党选民对她缺乏支持与信任，选她为候选人的是少数党内高层而非民主党的广大选民。民主党这一行为使得总统候选人初选变得毫无意义。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人民影响政治的最直接、现实和有效的方式。如果选举程序和机制是非民主的，选举的民主性也无形之中被降低或抵消。尊重选举的程序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程序本身必须首先是民主的，否则，被称为“民主”的政治很可能是不民主的，甚至会成为一种对真正的民主原则和公共权利的程序化剥夺和侵犯。可见，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初选制度在表面上扩大了参与范围，实际上却使政党更难整合核心政策议程，选举更易被少数精英、利益集团和媒体所操控。同时，个人化、魅力型候选人借助媒体直接动员公众，绕开政党组织进行政治博弈，反过来削弱了政党整体的凝聚力与政策一致性。这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在美国随着共和党特朗普化即政党个人化的发展尤为显著，也逐渐影响到西欧国家的政党。
总体来看，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衰退已深刻嵌入政党的系统性危机，政党在政治过程中的最危险潜能被激活。政党不再是社会整合与政策生成的制度中枢，而愈发成为政治冲突、身份动员与选举机器的载体。政党政治纲领的渐变、党内组织体制的逐步变化、政治动员逻辑的逐步演变、政党社会吸纳机制的逐步丧失，使得依旧运转的体制性政治完全背离了社会现实，甚至在它们之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共识型政治让位于冲突型政治，这在当今西方世界屡见不鲜的政治极化与“否决政治”中可见一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衰退不仅在于民主失灵本身，更在于政党这一核心制度装置的功能性断裂。
二、政党制度的变异导致民主政治衰退
政党制度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承载着整合社会利益、组织政治参与、形成公共治理意志的功能。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面临结构性的紧张状态。这种张力的核心不在于政党消失，而在于其所依托的制度逻辑与民主政治现实的功能基础逐渐脱节。政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呼应关于代表性、竞争性与治理性的要求的，但它在当代社会条件之下逐渐呈现出彼此冲突的深刻矛盾。
第一，政党制度导致政党陷入既难以回应多元诉求，又难以支撑有效治理的双重困境。政党制度的基本逻辑是在程序民主的框架内，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执政权并对选民负责。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型过程中，传统阶级结构解体，政党政治运行依赖的组织利益与政治忠诚的社会基础受到瓦解。在此之前，稳定的大规模工业雇佣体系、相对明确的阶级结构以及战后福利国家体制，使得政党能够基于清晰的社会群体构建稳定的政治联盟，具有明确的社会嵌入渠道。而在此以后，经济活动形式高度灵活，就业关系多元，导致传统阶级结构解体，社会利益诉求呈现碎片化特征，政党难以再通过组织化方式整合社会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与利益碎片化，使得政党越来越难以在国家层面形成稳定的代表性联盟。在美国、英国等两党制国家，两党之间的制度性垄断压缩了中间地带的政治空间，政党在赢得选举的同时却丧失了代表多元社会的能力;在荷兰、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比例代表制国家，政党系统则趋于碎片化与临时性，政府组建周期拉长，决策效率下降，执政无力，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不彰，呈现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危机。
第二，竞争性选举政党制度的运行使政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现实表现为政党恶斗。传统政党之间的竞争以政策议程与治理能力为核心内容，体现为对社会整体方向的不同理解与实践路径的斗争，以为选民提供政治选择。而在当下政治传播极度媒介化、碎片化的环境中，政党更倾向于通过制造冲突、强化情绪识别来争夺注意力即选票资源，并把获得选票作为第一要义。政策议题被情绪化语言包装，政策选择被简化成立场标签，胜选成了政党首要且唯一的目的。在美国，政党一旦胜选则立即实施自己主张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拜登当选总统首周即发布了30多项行政命令和备忘录，涉及气候变化、移民等广泛议题。几乎所有这些命令和备忘录都是为了扭转或阻止前任政府采取的行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也立刻签署多项行政令，废除拜登政府近百项政策，其中多是拜登上任首日签署的行政令。随着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两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否决政治”逐渐转为“报复政治”，互相之间弹劾不断，双方的斗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立法层面的互相否决，而是升级为通过司法程序把对方推上法庭甚至送入监狱。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政府在持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两党之间交替更迭，长期规划让位于短期政治操纵，每一届政府均通过不断地制造议题、制造事端吸引民众，以维持其现实统治。为了政党私利而牺牲国家整体利益，即便是宪政体制的基础亦可被操弄，当前关于众议员选区的划分是典型案例。美国众议院议员是各州按人口比例产生的，每届任期两年，它关系到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大选，因此选区的划分成为两大政党争斗的工具。2025年8月，特朗普要求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在下一届中期选举前重新划定国会选区，以期赢得额外五个席位，此举引发了全美国范围内的重新划分选区战争。原本依据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所进行的常规选区重划，如今变成了“掌权者随时可以重划地图”的权力竞赛。这场重划风波催生了各种抵制与对抗。得州民主党议员为阻挠相关法案通过，集体逃离以破坏法定人数;加州州长纽森迅速宣布将在加州启动重划程序，以抵消共和党的政治得益。中期选区重划风波不仅是一次政治操作事件，更深刻揭示了政党如何利用制度漏洞强化权力，选举的意义不是人民选择政治家，而是政治家在地图上选择人民。这种逻辑若在制度内成为常态，民主制度的正当性与治理效能将受到严重冲击，当规则本身成为任人摆布的橡皮泥，民主的基石也就随之松动。从政治发展来看，“政党制度是历史环境、政治演化以及各种复杂因素共同塑造的”。当前两大政党恶斗至此，且政党内部政策协调机制形同虚设、外部制度约束力逐渐失效，使治理危机频繁爆发，政治理性难以为继，民主秩序亦陷入深刻危机。
第三，政党代表功能的深度失衡构成政党制度危机的核心。现代民主国家要求政党既能表达选民意愿，又能维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专业性，但是在当前政党之间竞争白热化、选举周期短、政策议程复杂化的背景下，政党往往难以兼顾两者。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能对民众负责才是民主的精髓。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党的功能主要是代表、组织、稳定、制定政策，这四个方面功能的实质都是限制公民的选择范围，并将其压缩为由几个政党来代表。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党作为一种解决民众参政危机的制度机制，保障了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政党应当承担起在社会的结构性分化背景下整合异质利益、表达集体意志的责任。但现实中西方政党逐渐丧失代表性基础：一方面，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传统阶级、职业或地区身份难以构成稳定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政党更倾向于服务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带有身份标签的人群，造成对特定群体的系统性忽视。同时，政党制度的代表性演变为“强加在民意上的框架，既制造民意，也扭曲民意”，“民意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制度的结果”。政党代表功能的深度失衡构成政党制度危机的核心。这种代表性缺失导致不同身份阵营之间的相互政治排斥与激烈对抗，政党难以激发公民政治认同，抗议情绪和政治冷漠同时增长。在法国黄马甲运动与英国“脱欧”公投中都可以看到，政党既无法有效遏制社会不满情绪，又缺乏动员改革的政治能力，不仅在解决政治危机方面无能为力，还加剧了政治危机。当代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危机并非仅仅来自外部的冲击，更根源于制度逻辑内部目标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既要代表多元利益，又要维持治理效率;既要提供明确选择，又要避免社会撕裂;既要吸纳大众参与，又要保持政策一致性。一旦出现制度调节能力下降的情况，这种制度张力便会表现为政党制度功能的整体紊乱与政党政治乱象频发。
总之，政党制度的变异导致政党陷入既难以回应多元诉求，又难以支撑有效治理的双重困境。政党制度表面民主化而实质上却是政党之间恶斗不断，使政党制度的正当性在赤裸裸的博弈中被消解殆尽。政党制度危机的核心是政党代表功能的深度失衡，它不仅降低了政党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也加剧了选民对政党的不信任与政治幻灭。
三、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互为一体导致结构性困境
要全面理解当前资本主义政党制度面临的深层危机，需要进一步将政党政治置于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中加以考察。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要件，政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于一整套由选举制度、政府结构、宪政体制等构成的制度生态系统之中。在这一体系中，政党作为制度化政治的基本行动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政党可以说是我们真正的国家”。政党的存在不仅依赖自身组织质量的维持，更嵌套于政党制度的竞争规则之中，并最终受到宪政体制架构的深刻塑形，选举制度对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当前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所呈现出的功能衰退与结构失衡，不仅反映出政党组织层面的困境，更揭示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系统性失败。
政党本身的组织行为、政党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及宪政体制对政党配置与权力运转的设定，共同构成了政党政治运行的三重结构。这三者之间既存在功能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也存在结构耦合上的张力：政党质量的退化削弱了制度竞争的正向作用，制度竞争的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体制层面的治理失灵，而宪政体制适应性衰退则进一步固化了政党与制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换言之，政党政治的系统性困境，已不仅仅是政党自身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全面性失衡问题。
在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中，政党被设定为宪政结构中的中介，其功能不仅是动员选民、组织选举，更关键的是要在国家权力结构内部实现政治意志的制度化传导。虽然各国政党制度千差万别，但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共通的，即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所追求的社会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治理社会的效果。政党作为现代社会中能够塑造政治行动的一个行为体，通过提出议题、塑造议程、整合分歧、监督政府行为，承担起连接社会与国家、协调立法与行政、生成合法性与政策责任的关键任务。“政党的发展似乎与民主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与普选权的延伸和议会权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政治学理论中，政党是保证宪政体制有效运行的制度型枢纽，其存在使得选举民主得以嵌入稳定的政治治理结构，从而实现民主合法性与治理效能的双重整合。然而，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以及政治极化、身份政治与媒介逻辑的主导性增强，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系统性崩解。原本由政党调和的制度张力，逐步转化为政党冲突加剧制度失灵的源头，体制性失衡因而日益凸显。
宪政体制的根本原则之一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防止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滥用。早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就有关于控制权力、进行“分权”与“制衡”的论述。启蒙思想家洛克发展了分权学说，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个部分，强调不能让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因为这会驱使其攫取权力，借以免于服从他们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作出维护自己私人利益的考虑。孟德斯鸠在洛克学说的基础上，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模型，丰富和完善了“三权分立”学说，提出“分权”与“制衡”。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并提出这三种权力必须相互独立、分别委托给不同的人或团体行使：立法权由议会掌握，行政权由君主行使，司法权归法院所有。防止权力滥用、进行权力制衡的安排，形成了宪政体制。在这一强调分权制衡的框架中，政党承担着关键的中介功能。它既要在立法与行政之间起到协调作用，又需在社会诉求与国家治理之间实现意志的制度化整合。然而，当政党极化、组织空心化以及制度竞争逻辑日益异化时，政党不但不能缓解制度结构的内在张力，反而成为制度对抗的放大器，造成宪政秩序运行的持续性紊乱。
在西方总统制国家，这一危机尤为明显。以美国为例，宪政体制原本试图通过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来平衡权力配置，政党本应在这一结构中调和各分支之间的制度运行。然而，近年来，美国两党间的极化趋势已导致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合作机制基本瘫痪，立法僵局、预算危机、政府停摆已成常态。更为严重的是，政党对三权界限的操纵反向削弱了制衡机制的独立性。国会的调查权日益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国会对总统行政行为的监督也因党派立场而失去实质约束力。最高法院的任命与裁决日趋政治化，法官提名成为政党争夺宪法解释权的战场，其独立性受到广泛质疑。美国政府质量衰败的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政党不仅在本应协调与制衡的制度机制中失去了其原有的润滑剂作用，而且在制度结构内部制造了对抗性失衡。
在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法国，自2024年6月提前举行立法选举以来，政党政治分化重组更趋复杂。此前，马克龙阵营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RN)支持率走高。为此，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并启动提前选举，意在重夺多数并在2027年总统大选前遏制极右翼势头，但此举饱受争议。高投票率凸显了公众的积极参与，选举结果标志着法国政治格局的剧变。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联盟失去了在国民议会的过半数地位即议席领先优势，国民议会形成了左翼、中间派和极右翼“三足鼎立”的格局。这反映了民众对现状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了“悬浮议会”的出现。在“悬浮议会”下，政局更加不稳，政府施政阻碍重重。仅在2024年就换了四位政府总理，显示了法国半总统半议会制已经遭到制度上的破坏。
在西方议会制国家，类似的问题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议会多数构成政府本应带来制度上的治理效率，但一旦政党内部共识崩解，政府反而成为政党分裂的牺牲品。21世纪以来，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4年中，因“脱欧”议题引发的路线冲突不断升级。2016年公投以来，已有五位首相相继下台。特拉斯仅执政49天便被迫辞职，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首相。这反映出政党治理功能的严重失灵。在这一过程中，通胀、住房、医疗等民生议题的解决长期滞后，政策议程被党内斗争所取代。内部分裂与执政不力成为困扰保守党的主要问题，导致其在2024年的英国议会选举中遭遇成立以来的最大选举败绩。工党同样深陷派系林立、路线分裂的困境，左翼与中间派、工会背景与新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制约了党内政策整合能力，也削弱了其作为执政党的现实号召力。政党不再是稳定议会结构的组织核心，反而成为治理体系失衡的风险来源。
德国在《基本法》中确立“两票制”和“5%门槛”，并以《政党法》加以规范，旨在汲取魏玛时期政党过度碎片化助长纳粹上台的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抑制小党林立与议会失序。在实际运作中，小党仍不断出现，政党版图持续分化与重组。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充分说明，碎片化趋势并未被完全遏制。当前，移民、安全方面的问题、资源缺乏以及经济衰弱等内外环境的恶化，导致德国政党政治正呈现出新的格局与走向：一是左右翼新的失衡，既有政党体制解体，右翼民粹的选择党日益做大，中右翼的联盟党回归保守路线，共同推动政治光谱整体右转;二是政党政治碎片化，选举和议会中的有效政党数增加，大小政党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左右翼政党内部路线斗争均日趋激烈;三是政治极化，位于左翼和右翼边缘的反建制政党加快发展，冲击政治中间地带的传统政党;四是地区政治差异化，主流政党在东部的发展普遍不如西部，民粹主义政党在东部的影响力远超西部。
归根结底，政党与宪政体制之间的制度嵌套机制正在遭遇系统性失衡。政党本身质量的退化削弱了其承担宪政责任的能力，而宪政体制本身亦未能对政党行为模式与制度功能转型作出及时回应。现行政治运行中政党更趋向于媒体化、动员化、情绪化，其政策连续性与组织纪律性不断弱化，但制度设计仍然以政党具备稳定整合能力的假定为前提，导致民众对于宪政体制的政治中介的功能性要求大为失望。
四、重建政党政治制度基础是化解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危机的关键命题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衰退既非短期治理失能，也非个别制度设计的偶然失效，而是政党体系嵌套于资本主义宪政秩序之中的一场结构性与系统性双重失效，其根源在于结构性制度张力。政党政治的系统性变异进一步导致制度失效的风险。政党在连接国家与社会、整合政治议程、提供治理正当性等方面的核心功能持续弱化，而其所在的政党制度与宪政体制则未能实现有效的制度更新与功能调适。这种危机不仅是民主治理能力下降的根源，更是导致社会分裂和意识形态极化的根源。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保持制度形式稳定的同时，政党所承载的政治代表、政治竞争与政治治理三大功能正在同步失灵。这种失灵既源于政党制度内在张力的长期积累，也源于政党组织在现代治理环境下的结构性退化。这一危机导致出现双重挑战：一方面，民主制度的代表性与治理能力面临持续衰退;另一方面，现有制度安排难以有效吸纳社会中出现的新的政治诉求与组织形式。双重挑战使得制度性超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可以说，重建政党政治的制度基础已成为化解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危机的关键命题。这一重建并非意味着传统的群众政党或社会民主主义范式的简单回归。二战后建立的社会整合机制、阶级联盟结构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础已发生深刻改变，新的政治现实要求政党制度在维护竞争性与代表性的同时，拓展其治理能力与制度弹性。
第一，功能性重建。政党政府是任何代议制民主不可或缺的内核，政党的责任是根据宪法授权处理“国家事务”。近年来，随着自然灾害、战争危机、能源短缺、通胀盛行等问题的叠加，国家治理议程日益技术化、跨领域化，危机也有常态化的迹象。在这种背景下，政党作为整合性政治组织的制度价值再度凸显，国家治理对于政党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治理任务的复杂化要求政党具备长期议题排序与资源分配能力，完成此项任务远非运动型、议题型政党所能胜任。西方社会在经历治理焦虑后，应该倾向于将信任重新投向有组织、可预测、具有稳定结构的政党，而非将希望寄于偶发式运动型政党或个体政治。政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制度环节，其功能性重建不仅是政治操作，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的发展演化。
第二，在制度层面的重构。当前资本主义政党所承载的基本目标——在选举、治理与政治忠诚之间实现平衡——正陷入根本性失灵。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推动政党制度与代议制结构的深度改革。当前普遍存在的选举目标驱动型政党倾向，导致政党过度依赖金钱、重视选举策略与短期得票能力，却忽视其长期政策整合与治理承诺的制度角色。因此，改革不仅应包括比例代表制、初选机制与政党财政监管等技术层面的完善，更应着眼于政治责任结构的系统重塑，使政党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环节，真正成为连接选民诉求与国家治理的中介力量。此外，立法与行政之间的断裂与掣肘现象也亟待修复，政党应在两者之间发挥协调机制的功能，将政治表达转化为有效治理，从而重塑政党在公众心中的功能预期与制度信任。
第三，组织层面的重建。制度的可行性离不开组织的可持续性。在组织层面，西方政党正面临社会基础断裂的结构性危机。伴随工人运动的退潮、传统阶级结构的松动与中产阶层的分化，政党与社会之间的有机构成关系正在瓦解。因此，政党组织的再嵌入至关重要。重建社会联系不仅意味着恢复对传统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代表功能，更要主动回应边缘群体、青年阶层、生态运动与数字劳工等新兴社会力量的诉求，将其制度化、组织化地纳入政党体系中。这要求政党不再是政治博弈的表面演员，而是深度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政治性组织，实现从治理边缘向治理核心的功能跃迁。
第四，议题与代表机制的更新。随着传统阶级政治的松动和社会多元化的加剧，当代政治的核心张力日益表现为身份认同与议题价值的叠加效应。政党在议题组织上的功能正面临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仅依靠泛化动员或符号对立，已无法有效组织分化社会中的多元意愿。政党必须更新其代表逻辑，从利益代理人转变为议题建构者与社会整合者。一方面，要发展包容性的议题平台，打破二元对立的对话结构，通过协商机制实现冲突的制度化表达;另一方面，要将价值分歧引导至可治理的议程框架中，而非任由其发展为群体对立或政治极化的动员工具。这一转向不仅有助于缓和身份政治的对抗风险，更是重建政党政治中介功能的前提，是恢复代议制度正当性的关键路径。
第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更新不能仅靠技术性改革，还必须在理论与制度理念层面进行再政治化的重构。在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之间，尚缺乏一种能够以公共性为原则、以集体参与为路径、以社会重建为目标的社会逻辑制度化表达机制。政党制度能否承载这一逻辑任务，实现这种转向，将成为判断其未来政治生命力的核心标准。在绿色新政、平台工会、数字民主等新政治实验中，政党被赋予了新的制度职责，即不再仅仅是技术调节者或权力中介，而是深度变革的制度承载者。这要求政党不仅要参与治理、管理秩序，更要在制度边界内推进公共资源再分配、社会组织再造与参与机制再建构，探索一条公共利益优先、结构性包容与生态政治导向的治理新路径。唯有如此，政党政治才可能摆脱危机逻辑，重新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制度性出口。
质言之，宪政体制因其所依赖的政治中介——政党政治运行的变异而失败，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衰退的核心表征之一。政党不再是权力分立体系中的协调中枢，反而成为权力对抗、政策反复与制度失灵的催化器。从政党组织的功能退化，到制度竞争逻辑的恶性演化，再到宪政体制因容纳政党系统行为的结构性失效，政党政治的三重逻辑被悄悄替代。这种替代是在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技术调整中逐步实现的。它不仅中断了国家政策的一致性，表现出民主政治的治理低效与无能为力，而且深刻动摇了选民对政治制度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信任。当宪政体制依赖的政治中介机制自身陷入功能紊乱时，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将不得不面对其治理架构与合法性机制的全面重估。在此背景下，西方政党政治的危机已不再局限于制度内部的调整，而是昭示着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结构性衰退。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站在转折点上，所面临的衰退远非一时之症，而是制度逻辑、组织结构与社会基础三者长期演变的结果。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根本在于政党政治这一核心机制是否还能有效调节制度性冲突、回应社会结构变迁并整合集体政治意志。面对代表机制的衰退、组织结构的断裂和治理能力的消解，唯有通过制度改革与组织更新的双重路径，才能为民主制度找到通向未来的出口。对于解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衰退，政党政治既是问题发生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带来民主政治新希望的起点。
[作者单位]周淑真，嘉兴大学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穆若曦，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靳呈伟]
(注释从略，完整版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