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詹得雄 主持人:闫玉清 主持人: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需要面临诸多挑战。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 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就能集聚起推动发展的正能量。本期讲坛邀请到了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詹得雄研究员,他就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应对挑战提出自己的思考,并与大家分享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 ),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现任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荣誉退休教授。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作者
十八大刚刚开过,中央就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实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当前,围绕改革的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包括一些带有原则性、方向性的争论,值得我们注意。 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国30多年来改革的历史,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的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帝国主义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列宁曾撰文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页。)。然而,随着近百年来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殖民地纷纷独立,并相继加入了联合国,昔日帝国主义国家明目张胆攻城略地的行径,由于受到联合国规则的限制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而明显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而事实上,意识形态,不管它如何分化,也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才能整合。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当代中国社会认知呈现多元变化的特征,这需要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加以整合。在这方面,“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又要有利于国家在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任由社会认知分化继续扩大,则将面临社会动荡的大危险。本文主要内容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经济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是社会认知分合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及由此进入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时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协调,造成了中国的社会认知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分化。结合时代的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原则不动摇的同时,探索用新的即公民国家的形式下整合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认知是必要的,其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近段时间,我先后两次踏上延安这片革命圣地,祭奠“4.8”烈士英灵,瞻仰老一辈革命家工作生活旧址,实地学习,接受教育,脑子里一直在思考:那时的延安,环境如此艰苦,物资极度匮乏,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在延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在延安创造出建党治党的一系列根本原则
原提要:纵观大英帝国史的发展,大致是三部曲。中国的百年屈辱,正是大英帝国鼎盛之时,若要求当时的帝国史家说半句两次鸦片战争之不是,无异与虎谋皮。帝国垮台,英人反思,鼓起勇气面对历史,对祖先之贩毒,内疚莫名。在此思潮下,黄宇和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虽然全程批判帝国主义,但199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然而,英国资深史家哈利•盖尔伯及年轻学者朱莉娅•骆菲尔,分别在2004
普世价值派在去年年底的亚布力经济学家年会、南方周末的蛇年新年贺辞和今年“炎黄春秋”的4月座谈会提出了宪政的主张,要求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学习80年代的蒋经国,开放党禁,举行多党竞选。求是杂志、乌有日刊等中国道路派对普世价值派的宪政主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就把两派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分歧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近代以来国人思考过的一个重要问题,普世价值派提出的宪政主张,就把中国现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知识就是权力,或者知识与权力相互渗透、知识是权力的不可分割的构成要素这样的观点,那么对知识的思考必然将包括知识的公共性问题。道理很简单,权力意味着人与人的支配关系,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应该具备公共性,否则便构成腐败。 权力的形式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种: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而形成的政治性权力、通过对私人资本的控制而形成的经济性权力、通过对知识的掌握
2011年对于日本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3月11日,东北部仙台市近海发生9级强烈地震,地震海啸灾害几乎吸引了人们全部的注意力,日本全国全年都忙于地震灾区的复兴和重建。8月30日,日本内阁再次易相,民主党首相菅直人宣布辞职,野田佳彦上台执政。野田内阁成立不久,提出增加消费税的计划,以拯救日本政府庞大的债务,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成为日本政界各政党政治斗争的焦
方法论,包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视的一个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发挥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锐利武器,是值得我们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理论性挑战,是如何理解与处理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标指向与实践追求和日趋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恢复方面取得了无可置疑的现实进展,值得我们充分关注与借鉴;另一方面,依然明显不同的国家政治
一、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资本关系在我国得以确立并不断膨胀,资本固有的逻辑开始发生作用并逐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思考和探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出现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无视资本关系的确立和资本固有逻辑的作用。不无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至今极为薄弱,不改变这种状况,就难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
【编者按】:近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汪晖,在北京接受了《亚洲时报在线》记者加布里埃莱•巴塔利亚(Gabriele Battaglia)的英文专访。期间,围绕中国的平等观、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建设、宪政讨论、公共空间、中日钓鱼岛问题,以及“棱镜门”事件等一系列问题,汪晖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专访译文全文: 汪晖(以下简称“汪”):现在我正在写
我本来打算在系统看完儒家思想经典著作和明代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之后再开始系统写点理论方面的文章。 但最近看了一个《前进,达瓦里希》的动画片,去看评论,发现有许多人借评论这个动画片来谩骂苏联,攻击共产主义。而其中一些人的文章还用了很文雅的词汇,很漂亮的术语作为包装。 心中产生了和这些仇恨共产主义的人进行沟通的欲望,所以就即兴写点东西,也不知道究竟能否沟通。
摘录自何新的新书:《反主流经济学》,本文已公开出版。 确实存在一个以摧垮中国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学阴谋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
近些日子,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题连续在微博发表言论,特别是6月30日,建议大中专学校取消马列课程。他说:“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的是,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其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致闭幕词时,曾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作比喻,讲了如何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讲话虽然距今已经过去68年了,但毛泽东同志借用“愚公移山”所阐发的事理,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对讲话中所阐发的人民就是“上帝”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在不同的时间
毛泽东是神吗?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说他不是神的人,应当问自己该如何表述和理解那不可思议和空前绝后的成功呢?说他是神的人,也该问自己这样的表述是否包含着他不可学习的意味呢?毛泽东是可以学习的吗?这可不是能轻松回答的问题。我们更应当问自己要不要学习毛泽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学习毛泽东的人会后悔,当他回首人生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碌碌无为、过于平庸、虚度光阴而悔恨。
2012年7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次“修订”版,修改了大量词目、词语,《现汉》的负责人说这次“修订”是“真实记录了当代社会生活”,对词语的有增、有减则说:“价值观和社会效果也是工具书必须考量的”(分别见《人民日报》2012年7月16日和《扬子晚报》2012年7月16日A13版)。 《现汉》另一位负责人说:“我参加了《现汉》正式
本文立足于最新学术前沿,从方法论和历史观双重视角入手,系统剖析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并力图通过对 《资本论》与马克思前期著作的比较分析,全面挖掘这一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重新定位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以期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
一、导 言 本文将全球化和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趋势,并试图通过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使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化。根据马克思首次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以下简称《大纲》)中所制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他将在最后一本单独的书,即“后半部分”(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国际贸易;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是贯穿我们党90多年奋斗历程的生命线。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唯物史观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一种阶级政策,它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中国又仅仅属于中国共产党。这是别人造不出,也不能全盘学走的。它成为共产党人的文化、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成为党注定战无不胜的最强大武器。
[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其表现形式是策略、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创新,而实质则是研究战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重要方法,对党在十年间所累积的战斗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一年后,他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从哲学角度将“如何研究战争”的理论系统化和抽象化。毛
荐者语:6月24日,我在红歌会网上看到了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何干强教授的一段视频。虽然时间不长,但感觉听来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反复看了四五遍之后。个人觉得,这个发言实在实在太重要了。这是一个有胆识,有骨气,有良知,爱国爱党爱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片拳拳之心。何教授一语中的,尖锐的指出了多年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中实际存在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我想找到文字仔细来看,但是搜遍了网络没
我在这里强调的只是: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之中,而不应仅仅限于针对西方媒体不公正言论的抗议。西藏危机不是偶然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之中。
工友创作的作品语言也许不流畅,但是表达的意思在里面,不在于形式多么精美。虽然我们不提倡粗糙,但是粗糙的也可以是文艺。工人和农民的文艺真实就可以。
“公民国家”亟须认知整合 ——张文木接受《大公报》采访 来源:《大公报》2006年7月24日 炎炎夏日,著名战略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家中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张文木向记者介绍了其最近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认识的国家整合》。他认为:中国公民国家正在形成中,由此产生中国社会认知的多元分化,需要
“中国道路”说到底还是社会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在这条路线上不可能感到舒适惬意,因而一定会充满批判的精神,也就是说,对于资产阶级,你批不批它,它都批你;你不批倒它,它就要批倒你。这是一条无法更改的历史规律。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是魂,党风是形。党的性质和宗旨,要通过好的作风来体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要依靠好的作风来贯彻。党性纯,则党风正;党性不纯,则党风不正。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政策化比通俗化更为基本。在党的各项政策中,党的经济政策和民生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民生政策与经济政策相比,又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制定、实施和宣传党的民生政策决定着党的命运,也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命运。
提倡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坚持唯物论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每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或紧要关头,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要作好精神准备。面对胜利设想困难,以充分的精神准备去应付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教育实践的教育主体究竟是谁? 在现实的各种教育活动,虽然人们没有直接提出这一问题,但大多把教育实践的主体归结为上级领导,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如何如何……。一些媒体发表有关评论文章也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下级、基层官员或普通党员要求如何如何……。实际上就把
今年4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从下半年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6月18日,又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进行部署,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笔者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也开展了几次党内思想教育活动,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三讲”活动,党的十六大之后开展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十七大之后开展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客观
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法律人可能仅仅抓住了欲望、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当年的演讲说,理性和责任是我们法学院的守护神,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热爱祖国和人民、信守历史和文明传统,是我们法律人、法律职业的守护神。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服务和依靠人民群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能否发挥指导作用,关键要看其能否被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所掌握,形成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应该说,西方资产阶级在战后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福利,使一些工人运动处在资产阶级可控的范围内,这些很少有人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并不能由此得出战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丧失或者说下降的结论,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体。
历史经验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如果我们党离开了群众,就丧失了执政基础,也没有了执政理由。
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系统理论,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有任何忽视或遗忘的科学理论。能否切实实践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是关系我们党兴衰胜败的大问题,是能否获得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拥护的大问题。
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当前,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和对党史的歪曲丑化是历史虚无主义消极影响的集中体现,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的侵蚀。
今天的西方,其资本势力与政治势力已高度融合,且呈跨国布局的趋势。而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更进一步加快了这种“资本+权力”模式的进程。这种“资本+权力”模式既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是整个西方经济衰败的根源。
当代中国面对日益逼近的外部压力,也只能用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用仅浮在表面比如发红包、送城市户口等简单的“惠民”式改革——将占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和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否则,1789年的法国、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以及目前的中东动荡,便是前车之鉴。
作者从阿拉伯之春和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
媒体的扩张并不代表公共领域的扩张,不代表交流的扩张,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一种反媒体。在这个反媒体当中创造出公共性,因为公共性不是天然的。 “在媒体的包围中,反媒体往往能够创造奇迹。……有那么一瞬间,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
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情况,理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关系、总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和不足,对于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危机5年,“复苏”和“增长”的充其量是富人的钱袋,世界经济在总体上尚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后危机”,就是说一场起于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尚未结束。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它更多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内脏腐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