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所谓“路线是个纲”，就是指用毛泽东倡导的那种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把国内外各种因素串起来，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和路线图，并不断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服务。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被视为一种应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它将当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把“失败国家”看做最大的威胁;宣扬美国的强势地位，主张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认为传统的手段难以阻止新的威胁，主张采用。新帝国主义“手段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主张采取”双重标准“，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 是其两个理论基点。“新帝国主义”不仅适应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需要，而且为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控制和盘剥广大第三世界、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应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既正视它的存在，又认清它的地位。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 [12](P371)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提法本身，表明社会主义因素还只是“部分”。要使它发展为“整体”，必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

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家自由派报纸在谈到群众的情绪时说，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列宁反对这样说法，他引用了一位织布工人信中的话说道：“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的想法。”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并且曾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会长期忍受今天重新遭到的剥削和奴役，他们一定也会说：“你们等着吧，1917年还会来的。”

选举不过是一种简易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在所有大大小小，穷国富国中推行，却并非在所有社会条件下都使用方便。选举成为“合法性”的代名词，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在第三世界，选举是一些占人民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脑子里的“法”，未必是大众心中的“法”，因此才有这少数人拼命发动“启蒙”运动。有一天，当这国家真的“民主”了，大众投票要剥夺富人的财产，要进攻台湾，他们就会叫嚷这选举“不合法”了。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

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他们这些经济政治主张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且不说这种体制与古典天下体系有某种连续性，民国以来形成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及其演变，足以体现出中国人应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独特方式。“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而目前对“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却在国外。我们身处其中，却日用而不察。因此，真正关心中国宪政法治建设者，不能不认识“国家一政党”体制、研究“国家一政党”体制，从而改革“国家一政党”体制、完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许，就像美国宪法中的反多数难题一样，“国家一政党”的权力划分难题可能会带给中国学者持久的困惑。

搞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走基层，即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以转变文人作风、士大夫作风，改造官僚作风。中国历史发展证明，士大夫不行，士大夫文化不行，而中国边疆和贫困的地方都有文化富矿，这就是“礼失求诸于野”。我们讲文化产业化，也应该讲把基层老百姓的产业文化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分别构成了两类各具特色、具有明显互补性质的派别。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又有曼德尔、调节学派、SSA学派的理论。后两种理论试图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相结合，发展一种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检讨了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在强调其功绩的同时，也力图指出其方法论上的局限。并从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建立一种新综合的可能性。

1998年至2010年，12年间，韩毓海从左右论战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霸权、文化同质化开始，进而探求国家革命的历史动力，并转向重点探讨共产党人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扭转局势、将社会从量变引向质变的执政能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学者在自觉地增强主体内在解决问题的决断能力，并在政治思考和理论实践双向度上走向成熟.　“新左翼”，这个曾经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不成熟”色彩，已在学者韩毓海身上逐渐褪色。走向成熟不是简单的寻求稳妥，而是从批判走向建设的高度飞跃。

毋庸否认，苏东剧变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极大的加强，其主要特征是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霸权的不断加强，且日益融为一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力图主导当今世界的态势及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维护并加强其世界霸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牢牢控制并有序掠取地球上正在急遽减少的有限资源。

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霸权是当今国际垄断资本经济霸权的集中表现，军事霸权则是其政治霸权的集中表现，文化霸权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集中表现，而科技霸权则渗透在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霸权之中。如果说金融、科技和文化霸权是其软实力的表现，那么军事霸权则是其硬实力的表现。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这“四位一体”的霸权，构成了当今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举措，意义重大，堪称“兴国之魂”。值得思考的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一方面“建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概括，提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却是，“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十分令人深省。概括地说，以下三点是分歧的聚焦点：一是从价值内容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二是从价值主体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三是从价值基础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

李慎明同志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运用大量事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高度上分析解剖了苏共亡党的内在的根本原因，批驳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特别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观点。总体上说，该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笔者看到的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最好的一本书。但是该书也有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分析该书的主要缺陷的同时，也阐明笔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同时与李慎明同志及其有关作者商榷。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的观点，书中没有指出。由此导致整本书中缺乏一条主线，即主要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认识之，也是整本书的最主要缺陷。而苏共中央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就是苏共领导把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民族主义是世界近代史上兴起的一种对全球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意识形态，截至目前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依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的范式演变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无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要经历了相沿承袭的三个演变范式:文化民族主义的印刷“机”缘范式、族裔民族主义的种族血缘范式和公民民族主义的领土地缘范式。本文通过对这三个范式和与之相应的传播模式的梳理，以期厘清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全球社会历史的正反影响，进而透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陷阱。

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俄国公社实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不同，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社会主义非整体性、非彻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峡谷”，将通过改革开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绞杀，避免长期遭受原生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以长期来看相对较小的代价，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加固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自组织的创新能力。“回归马克思和列宁”，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动，这一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绽露。

“民主四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涉及到和民主相关的东西，有两样东西恐怕是不能不谈的，第一个就是所谓代表的产生。民主需要有代表，一种方式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很多人呼吁的，就是选举。但是很少人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抽签。所以这就是两个“轮子”。民主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比选代表更加重要。选代表是间接的，更直接的是直接影响决策。直接影响决策一般人会想到的名词叫“公众参与”，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轮子”大家很少把他和公众参与甚至和民主联系起来，就是“群众路线”。民主的实践方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早在几十年前，公民社会就已经成为拉美社会科学界和政治行为体的热门话题。虽然公民社会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和西方文化中，但即使怀着这样的迷惑，人们还是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个曾经远离主流政治和社会辩论、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如今的拉丁美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紧迫的问题，如贫困、不平等、犯罪、体制薄弱等。那么，为什么公民社会能够在辩论中激发那么多的联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一下公民社会与民主的紧密关系，还需要分析一下公民社会作为建设和巩固民主的未来阵地所起的作用。

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股颇具争议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探讨热潮。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要追问的问题是：何为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和观点是什么?以上问题构成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本文对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中的成就和缺失进行评析，并对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思考。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扩张到全球范围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现代性并不是局限在特定地域、社会和民族国家内部的区域性事件，而是运行于全球性场域之中、关系到整个人类的世界历史性大事件。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无论是资本主义批判还是共产主义建构，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都始终贯穿着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它与西方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想又具有何种区别与联系?在当代全球化境遇中，应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合理应对西方世界主义思潮?

之所以称历史学家小组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是因为它并非矫枉过正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合理、更为全面的历史理论，即“相对开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历史学家小组的工作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历史理论方面其实都已蕴藏了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它使得“对阶级斗争的关注使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成为可能;它放大了历史形成过程中人类动力的作用;并且通过把历史结局看成由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共同塑造，它逃避了决定论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