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判断，揭示出当代世界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两个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矛盾，从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就存在，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则遍于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发展为帝国主义时代苏联产生以来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

很多人把西方的法制社会描述的非常的美好，似乎西方的法制社会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法制就是普世的和阳光的，各种文学作品经过细致的加工后的情节和情景让我们的老百姓难以知道真相，老百姓认知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些文学作品，所以这些洗地行为最忽悠人的就是他们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翻译和后来的演变也罔顾于事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西方作品当中的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当中对于法制问题的黑暗是怎样被洗白的。

媒体最大地利用新闻自由这个口号，新闻自由的真正含义在于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新闻自由经常变成了媒体集团的自由，公民的声音无法得到正当的表达。媒体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新闻自由的追求者，这样使得新闻自由这个口号，在很多人的眼中贬值了。我不是说不要新闻自由，新闻当然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当媒体变成垄断性的集团的时候，它就等于代表了一个政党的角色。

标题是抽选、代表、民主，从逻辑关系上讲，要想大家明白的话，可能应该先讲的是民主、代表、抽选。就是民主跟代表，然后代表跟抽选的关系，大家可能这么理解。但是我又把抽选放在前面，是因为我今天讲的重点是抽选，并不是代表本身，并不是民主本身。我觉得代表的概念大家虽然未必很熟悉，但是至少可能比抽选熟悉。民主的概念大家未必真正的了解，但至少了解一部分。而恰恰是抽选可能很多人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想也没有想到过。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见。其中有约十亿人因为财富分配的不均而靠每天少于1.25美元 生活。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尤其是它的新自由主义版本，因为利润最大化的缘故，而深深的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薪酬，及私人资本的累积，并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危机。因此，在试图阻止利润率放缓中，他们将金融领域的失衡放大数倍，这包括放大的货币提供，公众，企业和家庭债务的增加，不可控制的投机性金融衍生品泡沫，和其对原材料市场的投机等等，而将目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转化成了结构性的危机。

布伦纳坚持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非边缘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坚信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于被社会主义取代，所有这些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前西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否定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日益得势的形势下，布伦纳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从而被评论者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这样的评论也许言过其实，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的定位。

任何人即便“龟虽寿”，也不能穷尽真理，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领域的所有问题，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先验地了解一个基本知识：马克思只是在他所擅长的领域内有所贡献，不仅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的价值观也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普世价值”。西方理论界，在这一点上天然地存在着悖论：如果他们认可多元化，那么多元化本身的判断是否就是一元的知识?显然，民主也会导致专制，而开放社会也会导致某种闭塞，这种转化常常近在咫尺。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确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定位的。有意思的是，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而欧美的学术界一般认为那时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共产主义国家。像我们学校经济系、历史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总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定义上跟我争得厉害，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很多方面需要花力气整理。这项工作不仅对规划未来的中国有意义，而且还有国际上的意义，也就是要打开一个语境，要影响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因为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同时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自身存在且最终不可克服的自我灭亡的矛盾。后一矛盾是决定其“纸老虎”本质的哲学基础。正基于此，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战略上没有任何惧怕美国的理由。

占领华尔街运动本身意味着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比以前容易些了。最近以来出现的从开罗、马德里蔓延到麦迪逊、华尔街的全球示威浪潮为左派提供了谨慎乐观的理由：也许在资本主义之后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恩格斯：“资本主义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过度进入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社会。”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做了些思维试验，试图推论出可能的未来。这些未来有些是社会主义的，假如复兴了的左派能够成功的话;有些是野蛮主义的，如果左派不成功的话。我描画这些简单化的未来的灵感，来自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追求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一种无法在真实经济史的复杂混合体中得到完美反映的理想模式，但是这一理想模式阐明了一个社会秩序独特的和基本的元素。这里描写的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的前景应该被视为人类可能走向的未来，即便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抵达。了解一下每条道路的尽头会是什么，也许会让我们避免向错误的方向前进。

本文从地域视角出发，探讨了中东革命爆发并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及深层原因，以此对欧美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新市民革命”的理论构想。关于近年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爆发的市民起义和政变，多数讨论都仅将其定位为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隐藏在“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等语词背后的欧美霸权主义，更未理解市民起义潮流中追求自由、平等及同胞爱的真正内涵。对此，本文从反恐战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处理等世界史角度切入，揭示出中东革命对殖民地主义和种族主义横行，欧美霸权一手操纵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控诉。本文主张人们应该从这场革命中认清新社会和新世界变革的契机，包括其中蕴含的全新的普遍性变革主体。这就是尊重多样性，以追求人的尊严、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多元和谐统一为目标的“新市民革命”。

中东革命后很快就出现了妄图抹杀彩虹的记忆，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势力。对市民起义的抢班夺权、偷梁换柱和恶意歪曲层出不穷。其惯用的伎俩要么是挑起宗派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要么就是煽动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干涉。此外，作为殖民地主义道具的“中东各国体制”框架强加于“市民”的政治主体化的不均质条件也助长了这类反革命行径。

伊格尔顿在世界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理解，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充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巨大理论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其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的主要思想，即对西方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资本逻辑的揭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思想对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所具有的理论启示和意义。

作者对于1980年代开始深刻影响台湾思想界的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理论表示怀疑，认为这些思想的涌现恰恰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而台湾思想界却不亦乐乎地“代理”这些理论，以图解决台湾问题，是更加的让人怀疑。

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在经过二十年的超级安定与发展之后，又再度出现了危机。相应于这一危机，那个号称已经错误、死亡的马克思主义也再度復活。随着六十年代后期学生运动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又在西方流行起来。西方人终于被迫承认，要有效地解释“现代性”，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的。　但是，世纪之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扬弃”现代性的基本武器是无产阶级革命。六、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承认，西方的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性。指引他们的思想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邓小平再三批评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手比较手软”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源在于思想理论出现了一些混乱，需要正本清源。即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在实践观和真理观上的界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继续探索并自觉把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