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武侠小说里，不但有武有侠，而且还有社会，有言情，既有英雄，也有美女，既有吕布，也有貂蝉。而且武侠小说里的爱情，可能比纯粹的言情小说写得还要好，金庸笔下的爱情，岂不胜过琼瑶亦舒和席绢她们一大截吗?

那么武侠小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武有侠又有情了呢?孔老师经过研究发现，就在公元1928年，34岁的中共大侠毛泽东在井冈山与18岁的红军女侠贺子珍结为革命伴侣后，一位武林高手创作了武侠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荒江女侠》，作者的名字是：顾明道。

张广天勾勒了一幅国家由盛而衰的路线图：先是读书人怀才不遇，统治者自我陶醉，而后权臣内斗，祸起萧墙，接着外敌入侵，兵燹四起，最后民不聊生，读书人也流离失所。我们不禁要问，这除了反映了杜甫生活的时代以外与杜甫还有丁点关系么?这不是历史周期率里早已经不新鲜的故事么?关系也许就在于“杜甫的方法”，即“意义和事物结合形成意象”的方法。戏剧探讨的也许就是意义与事物结合的不同形式。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了移情的方法(移情于景，以景陈情，以景衬情)、想象的方法、对比的方法和嫁接互文的方法，它大大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方法，用张广天的话来说，就是“作见证”的方法(张广天说这是中国美学的最高概括)，让事物担当意义的见证，从而产生意象。意义让事物露出本来面目;事物以具有意义的意象的方式存在。

《创业史》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中国农村问题，而是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变化，来讨论整个中国社会从无到有，诞生一个新制度，完成新旧力量之间的转化，按照新的社会理想将一个充满记忆和情感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的过程。柳青没有完成他的《创业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践，也仿佛已经烟消云散。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里，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愿望，却从未离开。如果说文学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矛盾提供想象性解决的同时，标示出它的可能、缝隙和边界。那么，在今天，重读社会主义时期文学作品，也就意味着重新确认社会主义文学已经展现出的绘制这一真实愿望和为此改造观念的过程。恢复这些记录在案的绘制方式，也就成为重启想象的第一步。

张广天也对歌坛现实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今大行其道的那么多歌曲，全是假的，是没心没肺、失去了灵魂和真意的假冒伪劣。对这样以劣充优、以假乱真的现状，张广天的意见是，“不如来点买卖公道的手工艺”——歌唱者须真心创作不缺斤短两，听众须凭良心出价不白吃白喝，大家伙儿公平交易。

用一首歌唱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难度不可谓不小；而且，歌曲深入浅出，体现出来的完全是歌曲的感染力，理论的雄辩全埋伏在下面。这样的功力，非大手笔不能为。

《七个犹太孩子》是Caryl Churchill对2009年加沙状况的回答。她于当时写下此剧。剧中没有孩子出现。讲话者是成年人，父母，如果你愿意，也可是与孩子有关的其他人。这些话可以任何你喜欢的方式分给角色。随着时间和孩子的变化，每个小场景中的角色也不同。演员数量不定。

维持资本主义世界安全运行的欲望的永动机，带动着世界不停的运转，并无声的杀灭敢于突破这种运转的一切力量，而在成都东区音乐公园，俺能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杀灭。杀灭的对象就是千百万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产阶级兄弟。

当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精神不被现在的人接受时，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包装出社会主义的残骸，供人鉴赏，那么，它其实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了，它就是残骸，就是遗迹。因此，它也绝不是所谓“一种尴尬的存在”，它是一种必须存在的谈资。那些青年人不正需要它么?

所谓的“工业遗址的再利用”并不是工业区的再兴起，而是，社会主义老工业基地的最彻底的沦陷，从物质到精神的彻底沦陷，以至被羞辱。不过，当俺在公园里面晃荡的时候，恍惚之间，它似乎在向我昭示着它曾经在这里存活。它并不是说它死了，而是，它换了地方，换了载体，然而，它自己却是一以贯之的。它依然在呐喊、在奋斗、在拼杀。多少人倒下了，又有多少人继续向前。

16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一处垃圾箱内，发现5名10岁左右男孩的遗体。初步查明，这些流浪孩子因为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而中毒身亡。这个类似现代版“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让无数人的心为之一凛。

19日晚上，孙恒连夜创作了歌曲《孩子，今夜我要为你们歌唱》——献给贵州毕节五位遇难的孩子们，并制作成MV在网上发布。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向全社会呼吁：不要再冷漠！

《东方红》歌舞剧这一建国后的文艺经典，实际上是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艺术特点为红色底色的重要基础。经过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在理想和信仰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走到了今天，革命的，激*情的，正义的，道义的精神力量是我们中国人民义无反顾的支持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保持我们的红色政权永不褪色，永远忠于人民，就必须要有红色文化和红色文艺的熏陶，就必须要使我们这个民族底色——红色，永葆青春!

《东方红》这一经典的艺术成就，也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不开。旧中国的文艺舞台上，是没有普通人民群众的位置的，把普通群众的情感和生产，把普通士兵的战斗和生活搬上文艺舞台就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最终在延安正式确定了一个政治方针来指导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于是普通群众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以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主人的地位登上了文艺舞台成为了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的主流。正是人民群众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要形象，才造就了大批的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出现，他们自己出身于群众中同时他们的创作又立足于群众中，与群众有强烈的共鸣，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创作的氛围中才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因此《东方红》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结晶。

改开三十年过去了，文艺创作几乎惨不忍睹，不要谈经典，就是称得上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少。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几乎没有，好不容易弄了个诺贝尔文学奖，还是通过夸张得近乎歪曲的方式猛揭自己的社会阴暗面才创作出了外国人青睐的作品。这种当孙子似的文艺创作和过去那个红色年代做主人的文艺创作，充分的说明了我们面临的现实政治状况和文艺状况何等的卑劣!没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失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创作原则，没有公有制基础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东方红》，我们拿什么来继承你?
 

“五言六句”于18日00：57发布微博称演出结束时，主持人请于丹上来跟大家分享感受，还没上台，台下呛声四起，“滚下去”、“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于丹很尴尬的说了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站到后面，下面还不放过，高呼“滚下去”!于丹只好走到后台......”身着超短裙、黑丝、恨天高的于丹还是意气风发走上台，她说了句大意是代表观众向老艺术家鞠躬的话，就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不用你代表”。然后一个女生说，我们希望让老艺术家早点休息。于丹明显很尴尬，说，“到这个时候，就不要说这样的话了。”而观众则继续喝倒彩。最后，于丹尴尬退场。

身着超短裙、黑丝、恨天高的于丹被网友评价为“在一排镇国之宝面前，任何心灵鸡汤式的东西都是一种亵渎。”大多数网友还是站在了当晚观众的一边。昨日，搜狐微博发起了一项对此事看法的投票，近两万名网友参与，超过63%的网友投了“轰的好”一项，也有21%的网友认为“学生差素质”。

当下的观众群体，又凭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龙这种扭曲历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实际上，这个李云龙并非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说到底，每个时代建构的“英雄形象”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观”的产物。今天，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

丛林环境，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李云龙正是这个时代推出的一个形象代言。

李云雷：在文学史的脉络中，19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我们塑造了“为人民而受难”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叙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表达了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绪与情感上感到他们不可信任;而进入新世纪后，刘继明的《启蒙》则让我们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环，走向了民众与人性的反面。思想的穿透力让这部小说饱满扎实，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真相”，让我们反思精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更让我们在历史的断裂处重新思考“启蒙的辩证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在此刻，我环顾着W大校园里满目的青翠和远处高楼玻璃幕墙被阳光反射的耀眼光辉，心绪一片苍茫。脑子里不知怎么闪现出我曾经去过一次的椿树岛，还有那些消失的椿树，耳边仿佛响起了一阵喑哑的喊叫……”——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偶像倒塌后的犹豫与彷徨，更是在精神的废墟中别寻新路的先声。

现在“失独”(失去独生子女)人群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但这个题材的小说并不多见，周大新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纸，用灵魂书写出这部告慰死者、宽慰生者的小说。在29岁的儿子因病去世后，周大新就开始了《安魂》的创作，历时3年，几易其稿。全书呈对话体，前半部回忆儿子从出生成长、发病治病以至于去世的过程;后半部则想象了儿子去世后在天堂的所见所闻所想，并融入了自己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与分析。一边是留在人间的父亲，一边是已在天国的儿子，20万字的绵长对话，记录了父子间许多过去想说而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话，堪称一对父子坦诚而揪心的“交谈”。

用 《心灵史》 来总结自己的一生，张承志如此看：“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形式串联了我的一生，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运气。我们要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要让自己被生育出来的这个生命不被侮辱。我很庆幸自己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到了今天。”

从影片的故事主题来看，我觉得仍然没有跳出1980年代以来，电影和文学作品以解构“宏大叙事”，“告别革命”为鹄的的窠臼。影片截取了从清末到1938年的一段历史，这个期间，中国连续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从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以来的谷底回升，但透过导演王全安的镜头，观众并没有看到这些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救亡运动给白鹿村带来任何的进步或正面的变化，相反，人们只是看到这些运动带来了折腾和混乱，并最终导致白鹿村这座“乡绅伊甸园”的毁灭。

改革开放电视剧其实不少，《潮起潮落》那也是社会主义，至少是30年坚持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讲的所谓社会主义回来了，其实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比较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创造新时代，新社会，重新创造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所以像《激情的燃烧岁月》能够打动我们。但是《激情的燃烧岁月》它是社会主义吗?我觉得其实不能代表，如果说能够说到社会主义，我觉得大概有那么几部，一个是《奠基者》，写王进喜，另外一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写中国的两弹一星，抗美援朝的，东方红那个。还有《钢铁年代》写建设，大家注意在这个里面还有一条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对于50年代并不是在说他是社会主义，或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说我们现在怀念的是50年代，我们国家欣欣向荣，牺牲精神，献身精神渴望这种东西。

「但每次谈新自由主义，很少从台湾自己的脉络谈，」看穿了台湾人总是习于藉由西方民主自由想像来看待自身的处境，《幸福大厦I》蒐集起台湾不同世代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硬生生揭露的却是不堪与绝望：「影片不是要提供廉价的感动，感动根本不作为方法，因为我们根本不敢面对我们的不堪，这种要先被描述出来，只是先承认80后的年轻人已经被经济制度宣判了『在地流放』，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方法。」
在当代艺术生产的过程中拉出歷史纵深和复杂面，提出批判或发展改变的方法，是陈界仁每次创作不断思考的事。如先前引起古根汉美术馆和收藏家热切询问的《自我盗版——自由乐捐计划》，在陈界仁嘻笑却认真的口中，是「拿反动物资做进步事业」。虽然作品仍然卖给资本家，但「卖给资本家和盗版的内容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有保证书。」敢于想像、认真去实践、把不可能化为可能，成为陈界仁企图改变结构的「精神胜利法」，他挪用毛泽东的语汇和精神，每一次都是较量快狠準的赌局：「毛泽东说美国是纸老虎，他当然知道美国很厉害，但精神上要先认为自己可以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想方法。态度上藐视敌人，内在上认真思考。」乃至现在「我早期拍酷刑的黑白照片，当时根本没有人买，但现在可以卖到很贵。在资本主义的逻辑理，艺术品的价值是取决于人相不相信它，当我比你还认真的时候，这件事就会成真。」
 

前不久，中国有某位W先生获得了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该奖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确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在授给非西方人士时，多是授给归顺西方、反共、文化自我叛逆的人，如叛逃西方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流亡西方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作家G某人、否认自己文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等人(投靠西方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也六获诺贝尔奖提名)，分裂中国的达赖、迷信西方宪政的中国L先生……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与诺奖一样，普利兹克奖背后也潜藏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战略。

正如我把以装置、行为、概念为主要形式的艺术称为“美国式艺术”，这种以楞形-硬边-非装饰为主要形式的所谓“现代主义建筑”或“国际主义风格”，其实是一种“美国式建筑”。在美国文化势力的推动下，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像瘟疫那样在全世界蔓延!

中国建筑界是洋奴的重灾区。中国众多大学的新校区，都是清一色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无数中国的中、小学校舍建筑，还有无数的中国城市建筑，也大规模地是这样风格的建筑。当今中国人生活起居、面对目睹的建筑景观，压倒性地是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而中国自己的建筑种类和类型，慢慢被淹没于无影，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精神慢慢被消解于无形。这种楞形建筑，直棱直角，在中国人的日常景观中到处给人硬邦邦的感觉，散发着戾气。
 

摆在那里，印着字的东西那是书吗?在我看来书店里的那些东西多数不叫书，那只能叫“印刷品”。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东方的、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很苦闷。我们通过自己的专业，表面上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其实我们共同在找人类发展的模式。美国的文明模式显然是野蛮、霸道的，让大家活着不舒服，显然不是理想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古人所批评的霸道，我们古人推崇的是“王道”，“王道”和“霸道”是两种，美国是搞霸道，搞的大家不舒服，他的人民也不舒服。舒服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男人，美国中产阶级和大款们舒服，而且是男人，其他人都不舒服。过去苏联模式也不是理想的人类发展模式，苏联的模式我不敢说它是背叛了马列主义，起码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走入了歧途，导致了他后来迅速的崩溃。

今天我们讨论电视剧的问题，或者比较视野下电视剧的问题，如果把它仅仅归纳到文化层面上是永远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我们会认为这些流行文化的东西看上去很和谐，或者说完全互相渗透，但是如果重新把它政治化之后，发现背后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角力，而文化角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亚洲怎么、为什么接受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