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已经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可能放弃的领土，把河南灾民当成了一个给他带来拖累的包袱，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蒋介石对在河南救灾毫无兴趣，他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甚至故意让河南沦陷以便摆脱自己救灾的责任。

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人民才是力量之源，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唯一宗旨。1943年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陕甘宁边区，仍然接受了近万名河南灾民，在晋冀鲁豫边区，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就接受25万多河南灾民。1942年，陕甘宁边区也遭受严重旱灾，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但却完全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如果一个政权把人民视为包袱而不是依靠的力量，最终必将走上于人民为敌的道路，并为人民所抛弃。蒋介石以及国军对人民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

无政府主义并不关注实践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可能产生的方向的改变或者性质的转变，它只指向唯一的“目标”——消灭国家。由于国家机器的等级制产生了生产和行政的集中，无政府主义者就希望将这些集中制也一同消灭掉。然而“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无政府主义越是站在国家机器的绝对反面，就越是暴露出它与作为它所反对的等级制国家机器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的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的典范。

江青曾经把《红灯记》和《革命自有后来人》两个剧组的人员召集在一起，提出共同改编这个戏。修改是样板戏的一个重要特色，某些样板戏的重新修改甚至导致作品的整体结构发生逆转。这种修改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台词，还包括情节、结构，甚至主题。《红灯记》前后改动达200余次，在样板戏的修改过程中，还曾发动群众参与。《红灯记》的修改一直延续到1970年，在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

正如萨特所说，诺奖不过就是几个瑞典老头对文学的评判。萨特当然有资格鄙视它，瑞典没有产生过第一流作家，但他们却把此奖给了许多本国二流诗人，如1916年的得主海登斯塔姆，当时就是一个不出名的民族主义者，晚年更倾向于法西斯主义。

实际上，他们要的不是苦难的感觉，而是东方的陈旧。

所谓“策划”就是先挑可供货的艺人，入选标准首先是针对产品的，中国人以为主要是针对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标准从不明示只有挑选者心中有数，且跟艺术八杆子扯不上，而是以世界统治集团的战略需要为出发点，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标准不同，凡是西方视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度，被引荐的产品标准就是一个：直接或间接地维持“道德卑贱”感的作品。为此并不需要整部作品以此为主题，那样就让人一目了然了，所有的操纵都来自细节，被挑中的也正是细节，只有细节可以潜移默化、在不宣告中进入人的潜意识。赋予细节如此作用的关键手法是长年有意识地接力，在各种主题、各类故事、各个作者的“丰富”外表下，是同类细节悄无声息、锲而不舍地在洗涤受众的头脑。这才是西方诸多“自由”神话的秘制方法!这也是作品入选的秘不示人的条件，他们有安插在中国内外的“侦探”深入中国的文艺界(电影、文学、绘画为主)进行细致筛选，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出版商、制片人、画商无例外地是为“集团”效力的，可不是各自为阵的商人或掮客，否则进不了这个高度垄断的“艺术国际”。

我们不难发现《撕裂人》中的重要角色，“子宫”布莱拉和僵尸们分别体现了“资本输出”的结果。无数蠕虫一般的外星后代将她活活撕裂。这就犹如那些殖民地和“资本输入国”，在资本进入后，并没有立即崩溃，甚至保持了表面上的脆弱的繁荣，但资本输入最终还是导致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钟乔所批判的中心霸权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美帝主义之外，还包括了中产阶级、汉人中心主义、党国官僚体制、警察系统、军国主义等，即所谓的台湾社会核心价值与操控架构。1980年代从事于纪实报导写作的钟乔，他认为这是一种「参与式的报导」，他从报导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为出发点，重新从民众的角度书写这一段曾经被当时的军党国机制所湮灭或掩盖的历史麟角，以重建庶民的历史记忆，为了将任何的吉光片羽延展成一段丰厚的生命故事，同时擅于诗作的钟乔的那杆生花妙笔，顿时成了缝合历史片段的最佳利器，有历史的缝隙处便填以诗意盎然的文字，让原本已被扭曲不成模样的生命故事再次以孱弱的声音，提出对历史与军党国机制的控诉。

人、海、鱼、歌、劳动、生活、岛屿，构成了《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的音画要素，多重而辩证地交织出兰屿反核废料运动发动十周年后达悟族人的处境，及关晓荣作为影像工作者与社运工作者的反思。本片藉由达悟族人的处境，直揭资本主义商品体制下环环相扣的强凌弱问题——达悟人世居的兰屿家乡成了核废料的储存场、年轻族人被迫离乡与飞鱼文化的泯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