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部影片与那位司机师傅的谈话都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形式。其间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近年来，人们都在议论政治体制改革，但只能朝着恢复、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方向改。如果我们朝着多党制的方向改，必然是数不清的政客招摇于市，灾难无穷。

　只是，今天在美国发展模式颓势已现，“1970年代之后，美国梦已经很难在美国发生了”(陈可辛语)，号称99%的美国人不再做梦而是去占领华尔街，美国为寻求出路重返亚太，对中国的围堵日亟的情况下，“中美国梦”还能做多久?我们且拭目以待!

　　 毛泽东 　　不必为你再树雕像，　　把喷向你的污浊除去，　　你依然熠熠动人。 　　不必为你歌功颂德，　　把污蔑你的谎言戳穿，　　你仍是民族之魂。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即使你真的被打个粉碎，　　历史，会为你重塑金身。 　　为你辩诬，百姓不怕担险，　　因为你蒙冤是为了人民! 　　2013.6.4

尽管盖茨比的劳斯莱斯不是底特律的产品，但是底特律汽车工业的发展，象征着《伟大的盖茨比》所反映的“美国梦”：似乎人手一车，好车连城，就梦想成真，可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可以毫不吝惜地把“乌托邦”变成“底托邦”。盖茨比的车，追的永远是已在身后的“梦”。

我们只要看一看在戛纳获奖的中国（大陆）与日本影片的区别和差异，我们就能理解，戛纳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左右世界影迷们心目中的中日两国的形象的。一向温良恭俭让的中国变得面目狰狞，而犯下了与德国同样残暴的战争罪行的日本却是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善者”……

为什么“《苦难辉煌》讲述的还是表象性的东西”？因为，影片中的共产党人承受一切苦难的目的，似乎仅仅是在为了争夺国家政权。至于他们为什么要争夺权力，作者却遮遮掩掩。一句话，在无比丰富的《苦难辉煌》里，始终缺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共产党的灵魂。

现代化工业化确实给人类的物质生产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便捷，但不一定带来生活幸福和自由发展。这已经被近百年的人类历史所证实。中国有13亿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普通劳动者，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去为他们服务，而是去满足少数精英的趣味，去追求“与世界接轨”，这种艺术是没有前途的。(据工人日报)

“今后怎么写就不要干涉了”就是不管了，这就跟市场经济一样放任了。做买卖的随便了，就可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有毒的产品成为商品为患猖獗，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也无能为力。这就是“放开搞活”的恶果!商业是这样，文艺事业也是这样就不足为奇了。

　　198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几位演员演出了停演多年的《红灯记》片段，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二十年，围绕样板戏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反对者如巴金，认为样板戏不过是“‘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

在鲁迅的杂文中，呈现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超迈往古的艺术成就”两个特色，并以此开辟出了个性化的社会批评以及文明批评道路，具有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意识，这无疑使鲁迅杂文成为了近代杂文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

今日之执政党，也就是那个近百年来从苦难走到辉煌的中国共产党，能否稍稍少用些枕在当年从苦难走到辉煌的历史上回味的功夫，而能更多地从当年从辉煌走向毁灭的国民党的过往中找到可以摆脱从辉煌走向毁灭的秘密呢？

这个戏有很矛盾的东西，因为改革开放的起点的确是有可理解的，但是到了中期呢，用戏里的话说就是，“再往前走水就浑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后来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倾向，另外一种局面了。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

据中国军网5月8日电，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联合摄制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今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据了解，中央电视台将从5月13日在一套综合频道晚间“魅力纪录”隆重推出这部历史文献纪录片，随后，央视七套军事节目、九套纪录频道也将在5月下旬的晚间节目时间编排播映这部纪录片。

该纪录片是根据国防大学金一南原著改编而成，共12集，是一部成功再现党的历史的精品力作。纪录片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砥砺自己的意志，增长自己的智慧，积聚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断创造新辉煌的坚强意志。（据中国军网）

谈论左翼文学无可避免地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文学无法不使用语言一样。但是，长期被迫的去政治化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和政治正确，80年代开始至今的“伤痕文学”就是典型例子。当然，文学的重新政治化首先要使人们意识到“纯诗”并不足以构成文学的标准。文学不能服从于某种外在于它的政治，但政治性常常正是文学性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左翼和“新左翼文学”有必要强调它的独立性。但是，如果没有工农力量的成长壮大，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到来，《那儿》所反映的工人阶级的“伤痕”，就不可能根除。所以，中国的左翼和“左翼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出发，才有可能找到新的道路。

“摩登时代”分别是由摩登都市、摩登工厂、摩登监狱三种社会空间所架构起来的。片中卓别林的哭笑不得，或是又哭又笑，展现了卓别林式的现代主义。也正是在通过这样一个小人物穿梭于现代情境的各个角落与夹间，摩登时代鲜明地展露出现代工业体制下的人的机器化的“正常”状态。

但是，整个片子表现个体的无力，却忽略了群体或社会关系的重要。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仅仅依靠亲密关系就能通往自由与成长吗？戏剧尴尬地碰到了理论。在亲密关系、传统与现代体制之间，卓别林留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思考与想象空间。的确，只有在哭笑不得的状态下，反身性思考才有出头的空间，这似乎是“摩登时代”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美国的电影政治，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论是动员、抚慰、遮蔽还是暴露，起的作用都相当充分。在这个意义上好莱坞是典型的成功例证。对美国内部，它是整合移民/殖民者认同的极为有效的方式；对于外部，它用来建构美国形象，传播美国核心价值。作为一个移民/殖民国家，没有比美国这个国家更适用于"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了。

同时，美国景观政治的双刃性，也不容忽视，人们是在媒体上看到了切·格瓦拉的形象，最终带来了六十年代整个西方社会的激进化。如今，新媒体依然如此，但需要指出的是其带有的表演元素，华尔街运动就是典型。总之，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取决于社会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基层的自我组织程度。

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项规定，其中有两条都直接和文风有关，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等。文风问题，是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个问题，而且周期性不断地出现。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响大的学者，往往也是洋八股习气严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心目当中总是或隐或显有一个范文、一个样板，而一些学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

任何事情上，你为美国辩护、为日本辩护、甚至为印度辩护，独独舍不得为中国辩护一次。我想起了曾经有人跟我说过的一个“故事”，西方在中国培养了一群人，不需要聪明的大脑，敏锐的思维，只需掌握两个“凡是”，凡是中国的，一律反对，凡是西方的，一律支持。分裂中国真是太简单了，难怪你们的队伍如此生机勃勃。你们给所有不同意见者和爱国的人贴上五毛的标签，把任何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情归结为体制。你说造谣是为了倒逼真相，你说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于是，中国在你的谣言中变成了一个高压锅，却找不到出气孔。当然你们有的是让高压锅减压的办法，比如，怂恿青少年上街，忽悠老百姓砸政府、烧警车。而你只对着中国的天空指手划脚喊几句，却永远的爱着那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三十多年来，随着“普世价值观”大行其道，在很多人眼中，以美欧为代表的“世界”标准成了“先进”文化的象征，俨然成了判定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价值标准。于是就有了文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美术的“当代艺术浪潮”、电影的“奥斯卡情结”。

作为读者或观众的我们，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疑惑：我们生活的目标只在于“被看”，存在的全部意义要由别人来定义和评判。

有两点原因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近代以来，“进步论”发展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一直处于自我否定的尴尬状态。到了21世纪，更加激烈的文化冲击加剧了这种焦虑感和自卑感。而全球化下，西方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又以主动的姿态加入全球化，难保不迷失于由西方“话语霸权”构成的意义“丛林”之中。

Billy Elliot这部在英国家喻户晓的歌舞剧，背景是在1984到1985年持续数月的大罢工。英国杜伦矿工和20万产业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与撒切尔保守党政府进行艰苦斗争。工人们的生活，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但大家团结一致，与警察对峙、抗议。

11岁的小Billy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目睹这一幕幕，辛酸苦难的一幕。Billy有一个芭蕾梦，但家里却支付不起高昂的学费，父亲准备妥协，但考虑大家利益，考虑20万矿工的前途只得放弃，后来工友们凑钱帮小Billy攒学费。

这部剧虽然是喜剧结尾，但整篇却表现了最底层矿业工人生活的艰辛，为了生存进行艰苦的罢工、被富人阶层当做怪物取消、工人子弟Billy为了实现梦想要承受比别人多得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

这些受害于撒切尔政策的工人阶级，大概永远不会原谅她。

《<呐喊>自序》是给一个小说集写的自序，时间是1922年12月3日。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纪实性和回忆性的散文。在他写自序的时候，《呐喊》中的小说已经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自序是要说明：鲁迅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这些小说是从哪里来的;自序用了一个讲故事的写法，就是讲自己的事情。先从鲁迅医学之梦的破灭和文学之梦的开始，“弃医从文”，“观看在日本被绑中国人时旁边中国人的看客心理”对他的触动。第二部分交代金心异的来访，以及《呐喊》的由来。文字所传达的寂寞与荒凉因此是一种政治性的叙述，体现鲁迅的文学由“希望文学”向“反抗绝望文学”形式的变化。

鲁迅文学的诞生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事件，我们在以往的文学历史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学诞生过程;在此之后，我们一直处于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下，但再也还没有看到同样深刻的文学诞生过程。

第九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会于2013年3月17日在成都百果林举行。本期讨论电影《钢的琴》，参会者各按所感所思，对这部反映当前工人真实处境、思考和命运的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私有化市场化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困苦生活予以严肃的揭露和批判，并对电影结束后，那个故事将会面对的“下一步”提出了深刻的追问，也由此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网友“食草动物”认为：(《钢的琴》中)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分工合作、各尽所能......这打破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神话，原来不需要资本家、不需要CEO、不需要CFO，组织起来的工人一样可以生产。

李牧檄感言：人与人之间能超越金钱和权力的是什么?是信仰，是理想。当有了共同信仰和理想的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超越了金钱和权力的束缚，那就是社会主义。

倪剑雄评价道：《钢的琴》让我们重新看到真实的工人阶级。

李云雷的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分别从“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底层文学的理论和批评”和“农村问题与文学叙述”三个维度展开讲述中国的底层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他自己对这一文学现象抱以的拳拳关注之情。

李云雷认为，“底层”具体是指在以城市精英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中处于被剥夺、被伤害的阶层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等。李云雷的批评集中不时提到鲁迅的“大众文艺观”及社会作用，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底层的界定、创作源泉和在创作方法及态度上，李云雷文本的态度与毛泽东《延安讲话》中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不同的是，较之毛泽东时代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理想主义的“工农兵人民大众”，李云雷指涉的“底层”则是一个实体性存在，是现实中无权利，文化水平低，被压抑和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真实的“底层”。

李云雷的批评思想在继承新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已然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新的文艺评论思想。这一理论的建构视角正是“底层”，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只有“底层”的进步，才有中国社会总体的进步。

说起来，美国是一个难于理解他人的国家。正如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指出的，号称世界上最“开放自由”的美国，却又有着罕见的“封闭性”，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世界毫无兴趣，主流美国人的史地知识大概还不如中国的小学生。

美国难于理解他人，这在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器好莱坞电影中表现得最充分。冷战时期，除了大量直接丑化美国敌人的影片，“外星人入侵”的主题则是对“共产主义威胁”的隐晦象征。进入到新世纪后，随着阿布格莱布﹑关塔纳摩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秘密黑狱依次曝光，出现了一种新派风格的军国主义电影。在这些影视剧中，酷刑和折磨不是被遮掩，而是作为“必要手段”来加以合理化。另一部最近在奥斯卡奖上大获全胜的影片《逃离德黑兰》(Argo)亦散发出陈腐的气味。它基本上就是重复着如何从野蛮人手中解救文明的白人的故事。所谓“野蛮人”就是印第安人=黑人=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

当今世界，美国若不进行彻底的自我反思，将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