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调查发现，在一些纯农业型地区的村庄，税费取消后，由于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硬性关联不存在后，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党组织功能较税费时期明显弱化。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导功能弱化、服务群众功能弱化、利益整合功能弱化、政治录用人才功能弱化;而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和党建脱离群众路线共同形塑了当前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内在逻辑。当前，在村级党组织与农民不再发生紧密

我们做的事情反倒应该是主流　　玛雅：今年是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也有不少地区陷入困境，所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你是有影响的三农问题专家，有“温三农”的称呼，但是至少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你的观点并非主流，这是为什么?　　温铁军：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化

　　农业问题学者李昌平在走访了数个西部农村后,深刻剖析了农村贫穷的原因：资源少、农民素质差、扶持力度弱都是借口!以下是李昌平数年前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稿节选。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

广东省政府法制办5日就《广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称符合相关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宅基地或可在本镇、本集体内部流转。据中国土地学会秘书长黄小虎认为，广东早就想出台这样的政策了，但一直没有得到支持。（据第一财经日报）

　　一.什么是攻坚战?　　三十年韶华易逝。改革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制在西方走到了劲头。一场巨大的经济金融危机正在以自身的逻辑来演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体制，始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里根革命”。现在，美国政府的反危机进入了攻坚的阶段。环视今天的世界，许多国家开始放弃新自由主义

　　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本文将结合如上精神，谈谈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

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目前，行政村也从原来的七十几万个减少到了现在的不到六十几万个。（据中国广播网）

日前，全国妇联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占所有农村儿童比重达37.7%，占全国儿童的比例为21.9%。全国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性侵、溺水等威胁。（据中国青年报）

　　本来对农民来说是极好的事情，一旦处理不好，反而变成了坏事。　　我们在豫东后村调查时，办事处的一个主任对我们说，“现在基层越是好事越难办!”我们甚为惊讶。应当说现在不向农民收税了，也不向农民收各种集资了，政府正在大力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基层的事情也应当好办多了，毕竟政府是在提供各种服务。然而事情并非想象的这么简单。　　低保悖论　　在后村，低保的名额分配按照

　　下面的内容，因版面限制，专访弘毅生态农场的文章发表时没有采纳。但下面的对话内容非常重要，特在这里发表。我们希望全社会共同关注生态农业，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实处。在技术上，我们将毫不保留地给国家贡献我们的知识，对于生态农业技术，我们非常自信。目前我们将几种精力解决杂草问题。 　　6月30日，蒋高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农场创办过程中的苦与乐，通过他的话，读者可以更直观

　　在现有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下，市场经济“黑色”化的趋势是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较为普遍，弱势的小农除了上访，还是只有上访。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上访，是因为农民利益受损害。那2003年以来，中央出台了越来越多的给农民钱的“优惠”政策，农民应该不会上访了。可农民上访的势头依然很猛，且有了新发展。结合在农村多年调研经验，下面讲几个故事来说明

学界普遍认同的“合作社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半”的市场与社会环境下，合作组织的命运多桀也在情理之中，非人力所能为也。对此，何慧丽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她后面走的是两条路：一是力推要发育农民的合作文化。二是她也有意推动企业家们参与城乡互助的实践中来。合作文化之构建，需要一种新型商业观的支撑。见利忘义，无法让农民去生产真正的绿色产品的。因此，构建合作文化，即是要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人的生命意义系统，将人们从欲望的鸿沟中拉出来，使大家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不在无止境的金钱追求上，以此为基础，作为生产者的农民，才能在“修身”中“换位思考”，为消费者着想，通过诚实守信来重构与消费者的关系，生产出真正的绿色产品。

根据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看，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原因在于全球三大资本 ：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三大资本促使农业生产过剩，直接导致当下农业生产的双重负外部性。小农农业要实现自我循环，几乎只有一个办法：把各种与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装进综合性的大产业，农民才能在其他细分产业领域获取利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帮政府种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农业的各种问题，包括生态环境恶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乡村则越来越滞后，农民越来越不肯从事农业，农业和乡村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伴随着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农民离开的也就越彻底，乡村自然愈发凋蔽，成为“空心村”，而城市则愈发繁荣。“三农”问题并不是三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三个相辅相成、彼此关联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其自身和其他两个问题。在乡村建设重新兴起的当下，仍是如此。唯有兼顾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与城市实现公共福利共享、农民的自觉和主体意识得到提高，乡村建设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内容提要】受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存在差异。由“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切入中国农村，可划分出团结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种村庄理想类型，且三种类型村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区域性，南方地区以团结型村庄为主，北方地区以分裂型村庄为主，中部地区以分散型村庄为主，形

报告称，18亿亩红线改变并不会影响粮食安全。其实如果单纯从供给需求的市场规律来说，这种假设是成立的，但首先，现在并不存在一个如上所述的完美市场；其次，粮食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单纯的产品，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货物具有战略意义；再次，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接近5.9亿吨，在全球的交易额是3亿吨，如果中国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恐怕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全球出现粮食危机，各国首先要保障的必然是本国的粮食安全，限制出口。报告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作者的质疑在于，首先，农业农村的问题不是单维度的，而必须是多维度的。土地布局的全国范围内变化实际上将是非常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但这种目前我们能否预知到这种社会经济变革对未来产生的影响，还是一个很大问题。

　　“一票否决”和“责任状”制度的泛滥，逼迫乡镇干部成了“实事求是”天天挂在嘴上，“欺上瞒下”时时落实在行动上的一群“怪人”。　　最近，有两位乡镇干部的“异常”举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一位是四川省泸州市28岁的赵副镇长，他在辞职公开信上说，辞职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且工作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每

　　城镇化需要土地，而无地可用已经成为让许多地方头疼的心病。面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破”与“守”，争议从未中断。近日，金融四十人论坛在全国城镇化会议召开之前提出了《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报告，建言放弃死守红线。　　在这个报告里面，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粮食安全，一个是土地资源全国配置。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讨论之处。　　首先，中国的粮

　　“新一届政府以新型城镇化为重大发展战略意义深远。”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表示，城镇化将是中国保证投资增长、解决生产过剩与就业压力等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合理选择。　　他也特别强调，未来的城镇化一定是要跟得上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道路，和县域经济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

　　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曾有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十八大后，中央正式确立“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改革目标，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之一。　　位于从化吕田镇的狮象村，是广东最贫困的村庄之一。2011年3月，星河湾集团捐资1.19亿元作为扶贫资金，经过两年建设改造，狮象村村民住进楼房的梦想变成

距北京将近2000公里路程的湘西北土家族乡村洛塔，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区。毛泽东主政的年代，村民们与石头山做抗争，堵河引水、开山造田，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典型。(据新华网)

　　摘要：周其仁教授团队最近发表长篇论文，将成都市城乡统筹的经验概括为“还权赋能”，认为成都市城乡统筹成功的经验是通过确权确地，将农民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再利用城市化加速 的机遇，释放级差土地收入的能量，借土地流转与建立城乡统一土地交易市场，形成了农民与各相关利益方共同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的格局。直白地讲，其观点就是：成都市城乡统筹的主要 经验就是土地私有化。同

　　目前，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年, 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产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我们的农田充满了各种“杀机”——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等等，生物技术并没有有效控制农药用量，害虫和杂草反而越杀越多。今天，常用农药就多达300

农业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答：“粮食进口7000万吨”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这涉及对粮食统计口径的界定。

“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人与地的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据中国经济周刊）

 环保组织今天公开了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七个国家的市场上产自中国的中药材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测，发现样品中含有多种农药残留，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高毒或剧毒的农药，大部分样品农残含量超出欧盟限量规定。（据法制网）

面对低价进口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中国实施的关税水平难以发挥“门槛”保护作用，而且关税保护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据了解，目前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62%，最高关税水平甚至能达到1000%以上，而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15.2%，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尽管中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

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农业过剩问题已经难以回避。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而是合作农业，稳定农村，安全农业。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状况，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小农立场，就是中国立场，就是国家立场。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考虑问题，而且是站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基础一边考虑问题，就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场考虑问题。

通过“转基因”还是“生态学”来提高粮食产量和解决能源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科学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们能否缩小城乡、工农和区域差距等问题。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生态学唱主角的新绿色革命是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方向性问题。

将那些被资本家掠夺的财富还给劳动者，还给工农，则中国经济和环境才能可持续发展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等等，完全在于其劳动有其合理的回报，在于耕者有其利。如果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相对价位，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问题就能得到合理解决。

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为了提高一点产量，鼓动农民只考虑眼前的短期利益，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曾存在的东西。农膜的泛滥就是农业部和各级政府盲目推广的结果。那些“杀鸡取卵”式的用地不养地、反而毁地、害地的做法，应当杜绝了。

因为维持人基本生命需求的农业生产成了最弱势的产业，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所创造的红利已经严重透支，农民不可能有闲钱用于家庭内部设施的投资，许多家庭能够对外炫耀的还是80年代末盖起来的比较气派的砖瓦房或者“小洋楼”，而内部则家徒四壁。

当下，“制度创新”成了个时髦词。何谓“制度创新”?顾名思义，应该是指创造出新的制度以取代旧的制度。这个“新”，要么是自己原来不曾有过的，要么是别人原来也不曾有过的。以我之陋见，开国至今，真正谈得上“制度创新”的制度设计都只见于毛泽东时代。

众所周知，解放军有“第二炮兵”部队，即战略导弹核导弹军种，它是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脊梁，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保障。在此借鉴其概念，中国的农业也可分为“中国第一农业”、“中国第二农业”。

蒋高明的有机农业的科学成果，客观上消除了有关部门以有机农业降低产量而拒绝予以政策支持的借口。同时，社会上很多不搞科学实验的批评者关于有机农业产量低、成本高的说法都被蒋高明的科学实验所“证伪”。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利国利民的政策，政府何乐而不为？

小岗村曾经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村，的确红火很多年了。小岗曾经创造了很多神话，如：“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分田单干”，“分田到户，一分就灵”，“分田到户，一分就富”，但现实是让失望，小岗依然贫穷。百般扶持小岗，四方支援小岗，问题依旧，贫穷依旧!

　　2013年4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是白沙村的党员活动日。8点半我就到会场了。这次比上次人多，可能是比较全的一次。因此不在上次那个小会议室，而是一个大会议室了。据说午间供顿饭，但不是村里提供的，而是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白沙村营销部为举办揭牌仪式，感谢到场人员提供的。所以，各单位的党员也都赶来参加活动，以便给新设的白沙村营销部捧场助威。会议还是由党支部副书记万增祥主持，8点45

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为农户尤其是弱势农户提供了规避市场风险的手段，从而保持了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安全。然而，由于物权化的承包关系、政治权力对土地权利的干预以及基层组织自身的不作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正在丧失。

　　已故的威廉·韩丁是一位公认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国的私有化》一书中，韩丁对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来所推行的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分析。在这本书中，韩丁讲述了这场改革是如何从198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然而，令韩丁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迅速将它扩大成消除农村的全部集体所有制。[1]　　从1978年到2004年去世之前，

　　2013年4月18日 星期五　　听广播说，今晚8点听武安市职教中心送教下乡讲课。我提前到场坐在讲堂右侧最后排的座位上。等到8点15开始了。首先是退下位来但是仍然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侯丙子讲话，无疑，他是主持人。他说：去年武安市职教中心送教下乡到我们村开班讲课，开展得很好，我们受益很大。今年职教中心继续开展送教下乡活动，从今天开始，咱们白沙村教学点开学了。为了保证学习效果，我强

区域差异研究可以为具体个案研究提供区域和类型定位，从而可以借个案研究来获得关于中国农村的整体理解。同时，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为具体区域个案的中国农村研究者提供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他者，从而可以让具体的农村研究获得立足全国农村的问题意识。

如果我们国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那也是得让分散的农民形成组织，提高谈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没有农民组织化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构建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