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最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无中生有污蔑毛泽东:“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造谣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咬定毛曾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而 “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居心叵测地结论:反右运动就是“整肃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强调民众的大联合,群众路线,强调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在毛泽东生前,李锐也是热衷赞同这一路线和方向的,也认为这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成长的真正爱护;而毛逝世后的李锐翻手为云,竟又能以极端的态度和立场,要“从早年开始”,彻底否定毛泽东与最广大知识分子血肉相连的真诚关系。
7月16日,成都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建成的新行政中心按南部新区产业发展定位妥善处置变现的决定,处置变现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决定一出,楼还没有卖出去,钱还没有发到灾区人民手上,各大媒体已经竞相报道,好评已经滚滚而来。建设亲民、爱民的和谐政府似乎一夜之间变得简单了:只需要占用全民所有的255亩土地,花掉人民上交12亿税款,盖一个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的豪华办公中心,然后宣称要把它给卖了,就卖出一个好政府了。这也就不由得令纳税人们发问:之前都干嘛去了?
成都市宣布卖楼的第二天,从四川省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四川省财政厅宣布,向极重灾区的6个市(州)下拨灾后学校维修加固资金3750万元,这是成都市行政办公中心造价的三十二分之一!
中国贪官炒热美国房价,在美国开设地下钱庄、投资空壳公司、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然后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为抵押转移巨额赃款……而可怜我中国人,自己国家的人跑到国外,帐都算不清,就这点本事,有关部门还谈什么反腐败,就连这次美国公布中国有外逃贪官一千多人,还是人家美国说的,而去年中国有关方面还辟谣说中国百姓瞎说,只逃了200多人,不知道为何一年之内冒出了800多,难道去年一年就逃了800多,中国当局浑然不觉?足可以看出无能的人只能把事实真相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本就是挨骂的角。
杨佳事件中杨佳以外的原因出在哪里?当然不是南方报系们所提出的“制度问题”或者“政治体制问题”。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警察法》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中国的国体和中国的法律,都决定了人民警察不能更不应该象外国警察那样将人民作为假想敌、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不能把自己定位为镇压者而不是服务者。
面对反对声,我们要冷静反思,因为即便是别有用心者的反对声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我们正确的东西,另一种是把我们也反对的东西编一顶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后者更有欺骗性,如果我们简单地对把对方的言论全盘否定,甚至是为我们也反对的东西辩护起来,那才是上了大当。
我中学就读的学校,有一套小型的水利系统,学校背靠着一条渠河,我后来发现,那学校的小渠,怎么可能是一直就有的呢?肯定是在大跃进时或大跃进后修的!原来学校的小渠,也是一个小的“红旗渠”呀!想起我家旁边的农机校、教师进修学校、党校,甚至后来我实习的工厂里面,也是到处都是这样的小渠,我恍然大悟:原来,家乡处处是“红旗渠”呀!
1958年的大跃进,到今年,已经整整50年了。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对大跃进的讥讽,几乎没有正面评论。可是,家乡的渠河,家乡的“红旗渠”,却是实实在在地是在大跃进年代修建起来的,并且,现在仍然造福家乡,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作为受益人,有责任告诉我的下一代:记住大跃进吧,记住大跃进带给我们的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