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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绝大多数国军抗日将领都应该送上军事法庭

老田 · 2015-01-30 · 来源:乌有之乡
张灵甫真相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按照张灵甫们在抗战期间的作为,都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

  转两篇旧文 绝大多数国军抗日将领都应该送上军事法庭

  老田按:自由派和公知们又开始热炒败军之将张灵甫,其实,这个人虽然参加过抗战,算是做了点正面的事情,但是,就其所取得的微薄作战成效和付出的巨大牺牲相比,不得不说,张灵甫就是其作为抗日军人时期也是极不光彩的历史。土八路彭德怀曾经批评李德,说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他所指的是李德等人在突破湘江防线时,野蛮地采用阵地战方式阻击国民党围剿,由此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将领没有一个是按照中国的兵器技术劣势条件来作战的,通常都是采取野蛮的正规战方法,特别有利于日本侵略军的优势火力发挥,结果在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取得的战果却很有限。被国民党文宣部门吹捧出来的张灵甫,还包括张自忠,在按照敌军优势作战方面,没有一个例外。

  下面两篇旧文,是专门分析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方法的,认定国民党在抗日期间的正规战手法,极大地耗费国家和民众的生命财产,却没有取得过得去的战果,借用土八路老彭的看法,都属于崽卖爷田不心疼,都是对民族和国家的犯罪行为。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日表现如此不同——不忘“七七事变”

  老田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篇》)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通俗语言,意思就是:打仗是关系到一个政权存亡和个人生死的大事情,必须明辨秋毫,容不得半点马虎。战争是最严酷的检验:一个政权或者一支军队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动员民众的力量,并运用好这一力量。正是战争的残酷性和严肃性,逼迫人们抛弃一切虚伪和骄傲,认真看待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提升政权的动员力量和军队战斗力来赢得生存机会,就其本质而言,战争是检验把内部资源动员起来有效应付外部侵略的最严酷的课题。

  毛泽东曾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顾迈男:《远景壮丽的南水北调——记原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在日本侵略军的优势力量面前,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过这一严酷的检验。邓小平同志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只对“主观主义少”特别有心得,所以他把“实事求是”提高到统领一切的高度,不仅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个,还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不外乎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载《邓小平文选》)

  许多人对于有形力量的对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则茫茫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非常清晰地区分了哪些方面是有形力量暂时要起作用的,而又可以在哪些领域去寻求无形力量的成长空间,在强敌无法经营的薄弱地带去寻找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就要求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进行工作,非此就无法摆脱有形实力不足条件下常见的悲观动摇,他对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的讲话中间说: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这个长沙青年的看法,实际上是把有形实力的优势看得绝对化了,看不到无形实力的作用空间,所以,就必须会产生此种悲观态度。而共产党人则有另外的管理方法,足以在有形实力劣势的情况下起作用,当然,这种管理方法也不是一设想出来就可能起作用的,还要经过摸索和磨砺,经过数年的努力之后,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开始在华北敌后起作用了,来自侵略军方面的文献,具体显示了毛泽东“画豆腐块”战略的成绩:“1944年秋,当日军大力恢复‘治安肃正’的局面时,其驻华北部队的高级参谋住川吉光宣称:在日军进占的400多个县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后来又被迫放弃给共产党了,另有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带,两派势力‘波动很大’,同时,‘在许多地区,人民都同情共产党’。”((瑞典)达格芬•嘉图著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

  冈村宁次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一上任就把几乎全部兵力投入所谓的“肃正作战”:“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侵略军当然希望找到机会按照日本侵略军的优势火力进行正规战,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最后陷入共产党人按照自己优势而选择的“麻雀战”,最后在麻雀战中间日本侵略军形成的理性选择是:“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日)稻叶正夫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战争以哪一方的优势来进行,这显然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争夺“主导权”问题。争取主导权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和八路军不得不分散活动,在敌人采取大部队行动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小分队遭遇敌人大部队的机会,使个人遭遇到很大的威胁。这种在极端恶劣的敌情下战斗的情况,最集中地体现在苏北新四军的艰苦抗战中间,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徐芦告诉我:

  “我去苏北的时候,日寇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进攻,以诱降为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人就把主要力量转回来对付我们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打游击的时候,每晚都要移动,改换宿营地,以防敌人奔袭。”“我们参加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在此同时,谁也不能不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就根本不可能担当起严酷的战斗和工作任务。而且这样的改造还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而是革命一辈子,就要改造一辈子。拿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当时极为自豪的定位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一定能够赶走日寇实现独立自强,然后推翻‘三座大山’;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工农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这些,怎么可能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怎么可能手持劣势武装,不惜以三至五人甚至更多的牺牲去消灭一个敌人,又怎么可能使散在江南八省的几千新四军,发展到十五万主力,上百万地方武装。我是一个幸存者,耳闻目睹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普通人的故事。”“1941年我们共有27个同志,一起坐上往解放区的船,我同一位名叫张芸石的同志坐在一起,他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在日伪清乡时疏散回上海的,现在是要去归队。1945年815日寇投降时,我们27个人中间,只有我和张芸石还活着,为了要高邮的日寇缴枪投降,他站在前线喊话,被日寇的狙击手罪恶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在胜利已经到来的时候,他却走了,我们把他埋葬在高邮永安镇附近。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见到了新中国。”(对徐芦的访问,2004年8月)

  反过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被动适应了日本侵略军所主导的正规战需要,错误地选择了按照发挥强敌优势力量的方式进行战争,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国民党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一种管理方式的失败。这被共产党人批评为“片面抗战路线”,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那种根据敌人弱点来进行的战争样式,不得不消极被动地打正规战,这恰恰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作用,这一失败不是偶然的,根据抗战史专家张宏志的研究:

  “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关、上海、南京、晋南、鲁南、武汉10次较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将士进行了英勇战斗,几十万人殉国前线,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民党政府不愿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而实行了单纯政府、军队抗战路线;它的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又有许多失误,从而招致了许多不应有的失利。从战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则自己损失过大,国土丧失过多;一则对敌消耗不够,对敌国的战争潜力的破坏又显太小,从而导致了战略相持时期中国抗战局面的严重困难。”在第二阶段的抗战期间“国民党战场,先后进行了14次较大的战役,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国民党丧军失地,并且丢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国际交通线,使财力、物力和军力遭受了巨大损失,军队战斗力空前降低。这些时期,国民党军58个将领、50万军队投降日本。国民党上层动摇,蒋介石的投降获得使中国抗战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此外,国民党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当中,国民党军队更是从郑州一直败退到南宁,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为协助国民党作战而设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空军基地也被摧毁。(张宏志:《中日血战三部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战争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对力量对比的看法,也是对于军事力量完全不同的运用方式,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管理方面的区别,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就日本侵略军而言,他们在与共产党人作战中间陷入“以短击长”的困境,战争模式的选择权和主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一方;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侵略军掌握着主导权并实现了“以长击短”,国民党方面遭遇到惨重的失败。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不久,针对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实力优势,毛泽东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发出了那个气势磅薄的预言――“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实际上,小米加步枪恰恰反应了共产党军队在经济和装备方面的劣势,步枪的杀伤力也肯定无法跟飞机加坦克相比,这是体现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有形实力劣势;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有形实力上的有限优势,不足以弥补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战争胜负最终是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要奠定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解放战争的最后结果,则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二〇〇八年七月六日

  从“蒋氏作战法”看国军的正面战场抗战

  作者:老田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蒋军作战都基本上是“以短击长”,这可以称为“蒋氏作战法”。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时候,蒋军多采取僵化的阵地防御战术,把大量有生力量暴露在敌人的优势火力之下,每每造成重大伤亡,有关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国军伤亡数量高达350万之巨。如果真的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除了张自忠等个别将领之外,其他蒋军将领按照他们在抗战期间的作为,都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蒋军在与共产党作战的时候,也是常常分兵把守交通线或者困守孤城,坐看解放军“围城打援”,搞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连城市也守不住;解放战争中间,蒋军也基本上是按照解放军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来参与战争的,所以解决战争的时间比毛泽东原来预料的要短得多。

  不能说蒋军一贯喜欢打败仗,或者对抗战毫无兴趣,问题在于战争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最终是需要用战绩来回答问题的,不是个人动机所能够说明的。蒋军在日军优势火力下的损失巨大,丢城失地;然后又败于劣势装备下的解放军,自己去台湾了事;这都不是蒋介石的个人动机能够解释的,更不能因此说蒋氏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相比较而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就是既没有抗战期间蒋军本土作战的民众支持优势,而且志愿军和美军的武器差距大于蒋军对日军火力的差距,这个胜利也不是个人动机能够解释得了的。

  总体而言,这是中国精英阶层受其阶级本能的局限,长期无法有效动员并运用民众力量的结果。从动机和单纯的力量对比去为近代史上精英们失败找借口,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而且还肯定会继续下去,这是精英们拒绝就其阶级本能带来的恶劣后果进行忏悔的坚定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他们为自己阶级本能――精英主义――所进行的一种变相的合法性辩护。精英们总算搞清楚了,指责慈禧太后和蒋介石无能,其实就是在指责整个精英阶层的无能,跟说他们自己无能、不配霸占优势地位是一回事,所以精英们今天从李鸿章到蒋介石,都想要为他们翻案,为这些人翻案其实就是为精英主义辩护,关键的逻辑在于:要在取消“民众力量真实存在”的前提下,去肯定精英们没有什么措置失当。

  在单个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在局部看仅仅是一个敌方军事信息掌握和己方兵力调度的指挥和决策问题;从战争的全局看,则是军事组织的严密性和战斗人员的个人战斗意志力量的对比的结果。在有限的兵力能否集中使用的问题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是敌对还是互相支持具有决定性意义,蒋军一进入解放区,就不能不处处分兵把守,战线越长兵力就越分散;而解放军有限的兵力却可以集中使用,这样就必然要出现局部战场解放军兵力优势的大量机会,指挥员只要不是白痴就总能抓到几个机会。这在蒋军进攻山东战场的时候,表现得极为明显,所以军事战术运用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总结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个前提恰恰不是纯粹军事性的,或者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鉴于战略战术的运用基础主要不是指挥员所能控制的,解放战争胜利也绝对不是某几个高人的功劳,而是要归功于人民的支持,要归功于解放战争目标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战争正义性,因此毛泽东命名了“人民战争”,他还在解放后长期批评一些居功自傲的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总结人民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达成人民战争的政治前提,意味着要肯定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同时否定精英阶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发诉求――-精英主义,意味着否定个人英雄的历史地位,不利于新老精英们为自己的优势地位辩护,这种事情一提起来新老精英们就感到窝心。在建国后毛泽东对忽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经验和教训的现象,持强烈抨击态度,特别是对于军事教学中间单纯重视“十大打击”(指苏联在二战反攻阶段的十次反攻战役)的问题,提出过多次批评,后来发展到严厉批评罗瑞卿只注意“大比武”而“忽视政治”。这些在根本上都质疑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战争中间武器弱势一方,应该如何参与竞争的问题。因为对于弱势一方而言,单纯重视武器优良和作为武器效能延伸的个人作战技术提高,实际上是把目光局限在要与优势一方去比较“硬实力”上,拒绝在提升“软实力”上下功夫,按照这个路子去规划军队建设和做战争准备,对于军事家毛泽东来说,后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失败。

  毛泽东向来主张“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样的仗”,这些说法在根本上是要弱势一方运用与强势一方不同的竞争规则,关键在于坚强的战争意志和军事组织。这是弱者参与竞争并克敌制胜的关键,因为有形力量不足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因此战争胜利的法宝只能是在无形力量的提升方面着眼。为了国家安全和战争胜利,中国作为武器劣势难以更改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始终要在武器优势之外的政治方面去找出路,任何把目光局限在或者引导人们把眼光局限在武器优势方面的治军思路,都是错误的。如果在国家安全形势迅速恶化的时期,还要继续坚持这个治军思路,就等于是自取灭亡,因此最无法容忍;罗瑞卿在美国制造“东京湾事件”之后,于1965年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免职,不能说与他自己的见识局限无关。

  从蒋军在抗战期间的表现看,说他们不抗日、或者说他们假抗日,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失之偏颇,这基本上是毛泽东所指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话语权腐败”的结果――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共产党的对手妖魔化,知识精英为在新中国为确立自己的话语权,选择了一条投入最少的路径。但是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绩效去看,蒋军的抗战成绩之小和牺牲之大,就十分骇人听闻,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量,至今留在中国人民记忆中间的一系列大屠杀,就是蒋军抗战绩效极差的证据和后果。

  正面战场抗战的结果,在根本上说明了蒋军在战略战术上的全盘失败,是在与强者竞争中间,还去简单地援用强者的战争规则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蒋军和蒋政权的性质,都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无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有效的抗战,无法有效地动员民众的力量,无法有效地运用已经集结起来的军事力量。一个国家在遭遇外敌残酷入侵的情况下,在本土进行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蒋政权竟然还要依靠“抓壮丁”去补充战斗人员,就说明了这个政权与民众关系的疏远,严重缺乏动员民众的足够意愿和能力,这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与民众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蒋军内部各个部队之间、部队的官兵之间,整合程度之差是有目共睹的,这与优势装备日军的组织条件和政治条件相比,都有不小的落差,作为没有武器优势的一方,在军事组织和政治动员方面又比对手更差,这样的抗战只能是某种意义上的“送死”。

  要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免于被侵略,或者要夺取抗战的胜利,一个基本要求是中国的政权必须在军事组织程度和政治动员方面优于侵略军,换言之,抗战胜利的唯一门道是要在无形力量上去弥补有形力量的不足,靠提升“软实力”去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以部分抵消日军的武器优势。如果无法达到这一要求,或者努力方向与此相反,就是不合格的政权和军事领导者,即便是不送上军事法庭,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合法依据。由于蒋政权的政治性质,使他无法完成政治动员和军事整合,无法掌握并保持一个提升“无形力量”的人民战争模式,因此蒋政权每一次对民众力量的动员和无效使用,当然就意味着抗战力量的削减,质而言之,蒋政权不可能不是抗战事业的“另类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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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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