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党和红军濒临灭亡之时被全党推举为领袖、亲自领导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毛主席，在领导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展现了他作为政治领袖与军事统帅的雄才大略。从党和红军实际领导核心的更换、党和红军领导人职务安排、党和中央红军采取的民族政策、党中央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之中，我们能感悟到主席的政治雄才;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战、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直罗镇大捷，我们能感悟到主席的军事雄才;从红军翻雪山、北上陕甘、过草地，我们能感悟到主席惊人的战略视野、革命大略。今天，我们感悟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学习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历史智慧，对我们从容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有重要意义。
政治雄才（1）：毛主席促成党的实际领导核心更换的斗争艺术
权力来自共识。一个组织集体名义上的领导者，如果得不到多数组织成员的支持，那么他的职务就是虚职。毛主席通过“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艺术，争取了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党内共识，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争取到了组织实际领导核心的更换，最终在遵义会议成为了党的实际领导核心。
毛主席首先争取了王稼祥同志和张闻天同志这两位在党内职务相当重要的同志的支持。毛主席最先做王稼祥同志的工作，这一过程比较顺利。在中央高级领导同志之中，王稼祥同志是最早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脱离“左”倾路线的。早在1926年底1927年初，王稼祥同志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与毛主席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惊人相似的分析。王稼祥同志最早支持毛主席，与他们的“心有灵犀”“同频共振”、世界观一致有很大关系。1966年，毛主席回忆：“王稼祥我是有好感的，东固一仗他是赞成的，还有宁都会议、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王稼祥年谱》1966年，六十岁。中央文献出版社)之后，毛主席与王稼祥同志一起做了张闻天同志的工作。主席“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当时张闻天对秦邦宪‘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起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先争取最支持、理解自己的王稼祥同志，再争取逐渐反感“左”倾路线的张闻天同志、最后逐渐孤立最顽固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政治艺术。
随着湘江战役红军惨败、从八万锐减到三万，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威严扫地、彻底失去了继续行使指挥权的基础——共识，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期盼带领他们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毛委员”重新指挥全军。遵义会议上，除了凯丰站在博古这一边，党内多数同志都彻底放弃了对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幻想。于是，“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这次会议，主席特意强调——只纠正军事路线问题，暂时不提政治路线问题，以免在危急存亡之秋增添争论、浪费时间。正如主席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3年，五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这一方法，进一步凝聚了共识、方便了解决最急需解决的军事问题——这是主席在政治上精明、高超的重要体现。遵义会议标志着毛主席在实际上成为了党的领导核心。
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根据实际情况凝聚共识;先集中力量解决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后解决其他问题。这是主席在遵义会议中的政治艺术给我们的重大启示。
政治雄才（2）：毛主席在党内领导分工过程中的斗争艺术
政治方面，毛主席即使成为了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也坚持让张闻天做一段时间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回忆说：一渡赤水之后，“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上，遵义会议以后，名义上，仍然是周恩来是总负责。但是，主席已经在实质上成为了党的领导核心。正如石仲泉所说：“尽管毛泽东在这时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但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已使他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长征行》：《遵义会议:党的历史转折的伟大标志》)“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随后在苟坝会议上又是新成立的‘三人团’团长，但他也不揽权......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就形成了毛泽东处于党的领导核心的‘气场’。”(《长征行》：《遵义会议前后的两次重要谈话》。上海人民出版社)毛主席的个性强烈、决断往往令人震惊，只适合当一把手，不适合当二把手。但是，他严谨把握着前进的尺度。
为什么作为党内“众望所归”、成为实质上党的领导核心的毛主席，还要让张闻天和周恩来在名义上担任一段时间党和军队的总负责?这恰恰又是毛主席政治上的精明、高超之处——当时共产国际政治上更信任的是张闻天、军事上更倚重的是周恩来，遵义会议是在共产国际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了自己的组织问题的会议。但是，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信任，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更换，至少在形式上要先以共产国际相对信任的领导为首选。所以，主席虽然实质上成为了党的一把手，形式上还要让张闻天和周恩来当一段时间党和军队名义上的一把手，以争取国际信任。这是主席站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实行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艺术。主席这一决定，充分保证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政治雄才（3）：毛主席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斗争艺术
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要经过彝族人民居住地。怎样处理民族关系?这是革命事业对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考验。当时红军即将抢渡大渡河。为了这一战略目标，主席决定组成刘伯承为司令、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先遣队临行前，“临行前，毛泽东要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效”(《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给刘伯承下了三个任务：第一，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使彝族人民与我们友好相处、结成同盟关系;第二，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实现军民一致，使彝民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第三，充分创造这一良好条件之后，迅速把握这一良好条件以抢渡大渡河。可见，正确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军事方针的重要前提、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群众纪律是迅速抢渡大渡河的前提。
按照毛主席的正确政治方针，红军对彝族居民区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采取了正确的具体政策。红军“在了解各家支的情况后，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沽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懂汉话，对红军表示友好，要见刘伯承司令员，大家讲和不打。刘伯承已在彝海边等候。小叶丹见到刘伯承后，主动表示:打你们的不是我，你们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长征行》：《传奇的彝海结盟》。上海人民出版社)“刘伯承在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毛主席关于广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是我军顺利实现抢渡大渡河战略目标的重要政治前提。
政治雄才（4）：毛主席处理党中央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矛盾的斗争艺术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倚仗其直接领导的四方面军兵力远远多于中央红军，不仅伸手要权、向中央讨价还价，而且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阳奉阴违、企图向西南发展——甚至逐渐走向了分裂党、另立中央的邪路。1960年斯诺采访毛主席时，曾问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时候是什么。主席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第5章注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面对张国焘破坏组织纪律、反对中央战略路线、分裂党的恶行，毛主席采取了最为稳妥的处理方式。
一方面，毛主席坚持一个底线——北上陕甘这一战略方针丝毫不能动摇。王稼祥同志是党和红军的领袖之中继毛主席之后最早公开提出要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位。王稼祥同志还强烈提出了与张国焘斗争的要求。当时，“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王稼祥年谱》1935年，二十九岁。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后蒙哥马利访华时，主席就和蒙哥马利说过，唯一不可牺牲的原则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当时主席坚持以北上战略方针为根本底线，并为避免红军完全分裂和红军内战而对张国焘采取了批评教育、有限满足、尽力争取的方针。这是当时最符合党和人民利益、最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选择。这时主席提出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以后全部清算张老四历史的问题——可见主席的远虑深谋。
另一方面，毛主席深知：四方面军很多指战员虽然被张国焘迷惑——这也是张国焘可能打红军内战的基础，但是他们确实是一股相当大的、可以为革命所用的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主席特别注意区分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个人，并为争取四方面军指战员而对张国焘也仁至义尽。于是，在俄界会议上，“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为挽留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革命事业保存大量有生力量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后来，四方面军很多指战员确实逐渐凝聚在了毛主席的麾下、在毛主席的团结诚意的感召下对毛主席开始衷心拥戴。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毛主席比海洋还要广阔的胸襟。
在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毛主席坚守北上战略方针这一根本底线，并为避免红军决裂和内战而对张国焘采取了团结批评、有限满足、尽力争取的科学态度，又具体区分了张国焘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从而不仅守住了根本战略，而且避免了红军内战、最大限度地争取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大多数，使中央最终得到了四方面军多数指战员的拥护。如果当时中央意气用事，红军就有内战的危险、张国焘就会借此污蔑中央缺乏诚意、被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蒙蔽的四方面军多数指战员也会距离中央越来越远，革命力量将遭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军事雄才（1）：毛主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战
四渡赤水前夕，3万红军面临40万敌军的封锁包围，我军与敌军兵力差距在1比13.3之上。毛主席亲自指挥我军以正确的战役方针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包围、实现了绝地重生的战略目标。这是长征中最重要一战，在任何时期都值得大书特书。
土城战役中，由于我军缺乏对川军了解以及情报错误，我军难以在青杠坡迅速歼灭敌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青杠坡伏击战中，川军已经中计、跳入了我军的伏击圈，这是川军将领郭勋祺的严重指挥失误——如果我军兵力多一些或者附近没有迅速赶来的援军，我军消灭掉他就没什么问题;第二，这场战役中，川军损失不比红军少，甚至还比红军多一些，所以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胜仗;第三，我军对川军实际战斗力缺乏充分了解的信息来源，除了打一仗试探其根底，没有其他任何有效的办法。这些往往被贬低毛主席、丑化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掩盖了。面对不利局面，毛主席果断决定撤出红军、一渡赤水。“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灵活机动、主动放弃、不打消耗战。
我军一渡赤水之后，根据附近敌人三面包围、敌人东部兵力空虚的实际情况，主席决定出其不意——“趁黔北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于是，毛主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提出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我军按照主席的战役方针，突然回师东进、重入贵州、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娄山关大捷之后，主席作词一首：“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忆秦娥.娄山关》)苟坝会议上，党中央经过激烈、反复的争论，决定组成以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周恩来早已放权、王稼祥同志是毛主席真诚的拥护者——新三人团的成立，相当于全党彻底将绝地重生的希望寄托给了毛主席。
主席彻底掌握军事指挥权以后，连出五套奇谋：一、攻打鲁班场，震慑周浑元，以防其在红军三渡赤水时围追堵截;二、三渡赤水，吸引敌军主力于赤水河西岸;三、派少数兵力伪装主力向西北挺进，以主力四渡赤水脱离敌军主力;四、既佯攻贵阳，又假装主力东渡，从而调出滇军，方便我军趁云南兵力空虚进入其中;五、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主席行云流水一样连续实施五套战役奇谋，使我军摆脱了敌人的封锁包围。我在这里主要讲一讲打鲁班场的意义。当时我军已经破译了敌人的情报，周浑元在鲁班场就是为了“引匪至桑树湾本阵地以求决战，并抑留之，以俟我各纵队之到达”(双石：《得失检点与深远意义·漫话四渡赤水(七)》)，而且敌人在此兵力与我军相当。但是，毛主席在了解敌情的情况下，偏要集中我军主力打一下鲁班场这个硬骨头，为的就是充分转移敌人注意力、让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被滞留于此处，从而为我军迅速西渡赤水河准备有利条件——如果不打这一仗，我军一旦三渡赤水，周浑元就会追上来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主席后来在《论持久战》指出：“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鲁班场之战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此。
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战，我军在毛主席指挥下，突破了超过我军十三倍的敌军的封锁包围。这样的以少胜多奇迹，在战争史上，迄今为止仍然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战中，我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绝对不是情报。八十年代以来，丑化毛泽东、贬低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严重泛滥，以至于几乎毛主席做的任何事都要被各种人指指点点。基本的常识：博古、李德、周恩来指挥红军时，情报照样准确，他们照样打败仗、甚至输得很惨。更要注意的是——不仅是毛主席——古今中外军事史上，谁打仗不需要侦察敌情、明确敌人的位置、收集敌人的情报呢?成吉思汗指挥阔亦田战役前也得到了关于札木合的部署的真实情报，后来他征讨金国的时候，更是从汪古部那里得到了大量关于金国详细状况的重要情报信息;拿破仑的情报判断出错、误判普鲁士兵力部署的时候，就导致奥尔施塔特的法军要面对比自身多了3万的敌人——如果不是达武指挥得当、换成贝尔蒂埃或者内伊指挥，法军大概率会一败涂地……情报只是侦察出来的材料。怎样分析这些材料、运用这些材料，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军事计划，才是对于军事指挥来说更为关键的问题。四渡赤水，胜在毛主席用兵如神，而非博古、李德、周恩来也能得到的准确情报。
军事雄才（2）：毛主席决策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我们不是石达开
根据前文已知，毛主席为迅速把握抢渡大渡河的战机，让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军先遣队提前抢渡大渡河。“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是，毛主席果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泸定桥，由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之所以果断决定我军两路夹击攻占泸定桥、要求我军迅速夺取泸定桥，与他紧密把握战机的指挥艺术关系很大。当年石达开军队就覆灭于此，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不是石达开。据当前研究者严谨的考证、计算，红军飞夺泸定桥西岸历总里程约154.7公里、红军一天一夜从什月坪急行军到达泸定桥的里程则是200里。这确实是急行军的奇迹。
正是因为毛主席迅速把握了战机、红军严格执行主席的命令，“二十九日(1935年5月。——引者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二十二名勇士抢占泸定桥。四团随即攻克泸定县城。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主席最懂这一道理。坚持这一思想，主席创造了“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漳州大捷、辽沈战役“关门打狗”、“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一系列辉煌战绩。
军事雄才（3）：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直罗镇大捷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能否稳定扎根?怎样粉碎敌人消灭中央红军的幻想?只有打扎扎实实的胜仗。所以，主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鄌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毛泽东传》：《第16章、奠基西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酣畅淋漓的歼灭战。
主席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地形地势，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制定正确的战役方针。于是，“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毛泽东传》：《第16章、奠基西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不仅要求林彪、徐海东、聂荣臻等侦察地形，而且亲自对地形地势进行调研。主席“在发起直罗镇战役前，和彭德怀、周恩来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实际情况有了充分调查之后，主席对战役进行了细致、具体的指挥。
11月20日，主席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红一方面军于二十一日应完成消灭直罗镇一带敌人一个师至两个师的任务；部署红一军团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红十五军团由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集中兵力，出其不意，突然袭击”。21日，我军发起直罗镇战役。主席“在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红十五军团作战，提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随着被围之敌被我军最终消灭已成定局，主席在23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部分兵力继续围歼残敌，并以主力打击援敌。当日，红军歼灭援敌一个团。这就是“根据战役阶段的转变，变更主要的进攻方向”。24日，我军在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总共歼敌一个师一个团。
主席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经验时提出我军胜利需要这四大条件：“（1）两个军团更加团结;（2）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3）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4）努力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一，集中兵力、党内团结;第二，抓影响战略全局的关键枢纽;第三，政治建军、提前做好各种必要准备;第四，人民战争，服务与依靠人民。直罗镇战役充分展现了主席指挥具体战役的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
革命大略（1）：毛主席领导红军翻越雪山
如果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战、强渡大渡河之战、直罗镇之战体现了毛主席作为战争统帅直接指挥战役的军事雄才，那么毛主席领导红军翻雪山、北上陕甘、过草地，则展现了毛主席勇于开拓、敢于创造奇迹的战略魄力和惊人的战略视野，也就是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超迈古今的革命大略。
为了与四方面军汇合，1935年6月8日，中央红军攻占芦山、突破国民党军在芦山、宝兴的防线。“接着，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前进。十二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一条要翻越雪山的行军路线。我们从中可见毛主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一敢于挑战自然的战略魄力、战略勇气。
毛主席作为全军统帅，以身作则、亲身垂范，不仅与战士们同甘共苦，而且不停激励战士们继续前进。“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六月十七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一举一动，极大激励了广大指战员，与他共同为革命翻山越岭。主席对战士们极其关心。当时，“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红军指战员在毛主席引领下生活一致、阶级关系达到如此亲密无间的境界，是红军能翻越雪山、成功挑战生存极限的重要政治基础。
毛主席亲率红军翻越雪山，展现了他敢于挑战自然、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惊人魄力。截至红军长征胜利，红一二四方面军共翻越雪山七十余座，确确实实挑战了人类生存的极限。
革命大略（2）：毛主席的北上陕甘战略决策
以毛主席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重要战略分歧，就是南下西南四川、西藏等地，还是北上陕甘。当时张国焘认为：西南地区敌人兵力相对薄弱，更容易红军休养生息。但是，毛主席以他广大、长远而精确的战略视野，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战略分析。
主席认为：(1)在北部，接近中原地区，人口、群众基础相对广，交流便利的汉族人口较多、气候更适宜大军生存，革命力量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西南地区人口稀少、群众基础薄弱，而且少数民族为主、语言交流不便利，气候也不适合大军生存。所以，根据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袖们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在北部，接近当时社会矛盾的聚焦地——中日民族战争矛盾白热化地区，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符合人民利益、有利于争取政治制高点的正确选择。所以，主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下，远离社会矛盾的聚焦地、脱离抗日救亡的责任，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在政治上容易使我们陷入被动的。
北上，逐鹿中原，在革命队伍的发展方面是有利的;在政治站位上，也是有利的。然而，张国焘极端顽固——不南下就西进，就是反对中央向黄河以东、北部中原地区发展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的错误，王稼祥同志精准指出：“黄河以西，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回族、蒙古族，而且北面长城，南面祁连山，长城以外是沙漠，中间仅有七八十里的地城，红军很难于活动;在回族中，红军很难扩大;回民工作更困难，虽然我们不怕困难，但需经过长期工作用各种方式，才能发动民族斗争。”(《王稼祥传》：《第十三章、长征途中(下)》。当代中国出版社)王稼祥同志的预言，被后来违背毛主席正确路线、执行张国焘路线的西路军的失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王稼祥同志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稼祥同志对毛主席战略方针的理解是深刻的。张国焘为什么铁了心反对北上?“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没有“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对共产党的正确政治和军事战略路线低估、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作为先进力量的能力与前途的低估、对敌人腐朽落后导致其必然失败的历史唯物主义估计的忽视，从而选择了脱离实际的南下、西进。
在我们回顾两大战略之争、分析毛主席与张国焘战略路线的根本不同之时，我们更加可以领悟到毛主席战略视野的博大、长远。
革命大略（3）：毛主席率领红军过草地
为了实现北上战略目标，毛主席决定率领红军去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毛主席决定过草地的战略魄力相比于决定红军翻越雪山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近代中国西部草地、沼泽，不仅不利于人口生存，甚至对很多生物来说都是无法生存的。毛主席决定穿过这片致死率极高的无人区、从中为本就极端困难的红军踏出一条生路，再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他所坚持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1935年8月17日，毛主席会见会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主席布置了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主席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不仅是出其不意的战争艺术，而且是挑战自然、变不可能为可能、变灾难为奇迹的战略勇气。据杨成武回忆，主席叮嘱他：“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是在有准备、有把握的带领红军挑战人类生存极限，而不是“摸石头过河”：主席不仅要求红军尽可能准备好粮食和衣服，而且要求红军找向导。
在过草地时，毛主席同样坚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并极其关心战士们的生命安全。据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看历史，在红军长征中，主席对全党、全军都有救命之恩。
中央红军通过草地后，攻克腊子口，进入了甘肃中部地区，并向陕北前进。正如徐焰所说：“爬雪山、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也是人民军队艰苦卓绝奋斗精神的突出典范，此后一直激励着全国军民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概去战胜一切强敌，挑战自然界的困难。”(《热血长城：写给年轻人的解放军史》：《四渡赤水出奇兵，雪山草地历艰险》)“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这位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士就专门向长征英雄致敬，认为这是一次‘人类意志极限挑战’的英雄行动。”(《热血长城:写给年轻人的解放军史》：《三军过后尽开颜，革命又有新起点》)毛主席亲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所挑战的生存极限、所克服的恶劣环境、所展现的革命意志，以及其中展现的作为领袖的毛主席的战略决心和革命魄力，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自豪篇章的启示：
毋庸置疑，毛主席在领导红军长征中，展现了政治领袖、军事统帅、革命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并最终领导党和红军创造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军事奇迹——两万五千里长征。毛主席自豪宣告：“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真是“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我们对毛主席领导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最好的报答，就是学习他老人家的智慧、从他老人家的戎马生涯中寻找有利于我们今天事业的启示。
从毛主席的政治雄才中，我们能感受到：(1)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依靠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的科学性，以及党内团结、凝聚共识、争取国内外大多数的重要性;(2)坚持民族平等、坚持军民一致、坚守群众纪律，以及与合作者表示充分诚意的必要性;(3)坚守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底线、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必要让步、以宽广胸襟最大限度团结改造党内多数同志的方法的科学性......从毛主席的军事雄才，我们能领会到：(1)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作战方针必须力求主观符合客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2)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来打我，我不让你打得到，我来打你，制造你的错误、制造我的局部优势，从而打败你;(3)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役以多胜少以强胜弱;(4)迅速把握瞬息万变的战机，做最困难准备;(5)集中优势力量，各个歼灭敌人等等战争艺术的科学性。
从毛主席的革命大略中，我们能领会到：革命者要有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对战略全局的精确分析——对自己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对敌人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对不同地区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这些的基础上，对敌我矛盾斗争趋势进行分析，从而做出正确预判、制定正确战略。没有这样的魄力和信念，就没有翻雪山过草地的奇迹;没有对全局的精确分析，就没有北上陕甘的战略决断。主席正是分析了我们的弱小与进步性、敌人的强大与落后性、南部优缺点、北部的优缺点之后，综合判断出了北上的正确性。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七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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