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期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而且在减少教育不平等上做得更好。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女性的教育机会显增。父母教育与子女的教育机会之间的传统联结被打破，相反，教育机会更多基于阶级和德性（"红"）。结果是1970年代教育的不平等大幅度降低。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中国在降低文盲率和发展中学教育方面的成功。尽管中等和高等教育体制有问题，中国初等教育体制的成绩绝对是贫困国家的典范，不但在城市也在农村扩大了中学教育机会。因此不能回避这一结论：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国人民从政府教育项目中的受惠远多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领袖，这些领袖推出的思想政治路线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并因此影响到整个共产党，影响到整个无产阶级，使原本异常强大的无产阶级因失去组织核心而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协同作战，严重丧失战斗力，最终失去了在国家的统治地位。这一系列事实完全可以证明，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符合中国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状态的。现在要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仅仅是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简单事实。因为现在的共产党这个团体的成员非常复杂，除了政府官僚，职业政客，还有洋奴买办，金融贵族，资本家老板——从成分的构成上看，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原本单纯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在每个社会的内部，能够发起改革并且控制改革进程的，永远是上层人士，而社会上层人士肯定只会进行那种能够强化他们的权力、增加他们的利益的改革。无论改革的口号如何，改革的最初意图如何，改革的最后结果一般来说都是对精英群体有利，对底层群体不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大幅度的改革，越是要求底层群体付出惨重的、彻底的代价。改革意识形态将改革本身看作价值，从而使得任何改革具有无需论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底层群体因此遭遇权利危机。他们没有起码的法律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他们对改革有所质疑和抵触，那么就会被戴上“反改革”帽子而遭遇更加严重的压制和打击，最后他们只能沦为改革的祭品。

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和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1年：总体上经济改革高歌猛进，改革发动顺利平稳，改革政策比较稳健，虽然受西方思潮影响，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出现某些分歧，以及腐败蔓延和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导致经济通胀加剧和政治风波发生，但都得到中央控制。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2年：新自由主义浪潮乘机兴起，社会开始急剧分化，新资产阶级迅速分化出来，政治上背景复杂的特殊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国内外、党内外、全社会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日益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采取的西化、分化和渗透、控制活动空前猖獗，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达到空前程度。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起，进入第三阶段：新资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提出政权要求，而且诉诸一系列行动。三十年经济改革终于使中国走到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

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本性自私论”，它是人类商品交换的最主要根源，并派生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客观经济规律，由此为逻辑起点构成亚当·斯密的全部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其人性论思想，指出“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夸大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换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把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金钱和剥削关系，其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体制。 “人本性自私论”及其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其危害性愈发突出。理论工作者需要对此进行全方位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和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史无前列的，必须而且只能正面叙述。文化大革命不但成就了地理和产业布局的大三线，而且形成了人民思想路线和精神家园的大三线。文化大革命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代价，以几乎微不足道的政治、社会冲击影响，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经济辩证态势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自我继续革命的伟业。改革开放与此相比，则真正地显示出是长期的全局性的问题。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客观造成的凶猛和剧烈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对所有酿成中国经济机制、社会矛盾、生态环境悲剧、人民大众主人公地位丧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被蚕食、掏空和束之高阁，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彻底清算和道路转型深度社会分析和政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