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种政治形式被继承和保留下来了，资产阶级政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就是非法的。也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形式，不仅压制着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足以使无产阶级队伍出现分裂的派别，同时也压制着资产阶级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对无产阶级进行更加残酷的打击。这种局面还给中国无产阶级提供了统一认识、凝聚力量的时间和机会。这种政治形式对无产阶级显然比对资产阶级更有利。也正因为如此，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更加直接和集中地表达为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特点）。然而，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广泛化，即让斗争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党内，而是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引导更多的人民群众加入到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打倒资本主义的阵营当中。这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最根本的特点，也代表了运动的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是隐藏在共产党内身居高位的一小撮走资派根本不敢违背也无法抗拒的力量，完全能够扭转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使中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唤醒这一力量，做最后的斗争。

当我们使用“垄断”一词时，我们不是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仅指只有一个卖家的市场。这种意义上的垄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我们是按经济学经常使用的那样，指的是公司拥有足够的市场实力来影响价格、产量和行业投资——因而行使“垄断权力”限制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即使存在高利润率。这些公司通常在“寡头”市场上运作，在那里一小部分公司控制着生产，能够决定产品价格。再者，即使这样也不足以描述这种现代企业的力量。垄断在21世纪的开头几十年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更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
 

谢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得出结论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主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定论。其实这是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暴力革命，共产主义，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工人运动的 “遗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当然是重中之重。这场改变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的改革”，从传统的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改革本身的合法性，仅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有所提高或者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是还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不仅仅由经济支撑，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如何面对外部的压力、威胁和挑衅；比如文化的保护、发展；最后还有政治上的政治改革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如果是仅由GDP来支撑的，当然不行。实际上政府、党中央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再强调GDP是衡量干部的唯一标准，试图引入其它一些标准。

阶级斗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那意味着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将必然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矛盾，毛泽东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而对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涉及人的经济利益及其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领域，更应该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是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纯客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数剥削者一边去思考问题。“屁股指挥脑袋”，立场错了，一切皆错，这个基本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如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会形式的衰落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危机。诸如选举权、多党制等等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断裂的社会。从根本上说，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它的民主实践必须克服阶级分化，并创造一种不同于那种将剥削关系合法化的社会—政治形式、一种拒绝将劳动彻底抽象化的生产模式。所谓以人为本，应该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关系之后、在创造一种能够综合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组织形态之后才能实现。
 

近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权相继失败历史经验突出的证明，走资派的成长壮大是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险。那么无产阶级靠的是什么来防备自己集中统一的政党在掌权后走向反面?由于多党议会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形式上的民主不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法治并不制约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铲除走资派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需一方面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的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和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一方面在实践上把文革期间形成的那种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当成群众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