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中，作者吴敬琏研究员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或“体制”）。其首当其冲、源远流长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的社会主义= “‘社会大工厂’模式”。科学社会主义在源头上就错了。所以，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命定要失败。“怎么办”？吴敬琏的逻辑结论是，中国应当“向往”“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经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仔细考察可以看到，吴敬琏的这些观点是杜撰的，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第二，吴敬琏在曲解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历史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符合“欧美模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即，1，“国退民进”；2，是建立不“受控的市场”；,3，是实行西式“宪政民主”。吴的这些改革主张，属于“华盛顿共识”的范畴。第三，经过对西方经济学和世界格局的考察可以看出，吴敬琏选择的“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欧美模式”国家出于既得利益考虑，也明确反对中国复制它们的“模式”。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种政治形式被继承和保留下来了，资产阶级政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就是非法的。也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形式，不仅压制着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足以使无产阶级队伍出现分裂的派别，同时也压制着资产阶级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对无产阶级进行更加残酷的打击。这种局面还给中国无产阶级提供了统一认识、凝聚力量的时间和机会。这种政治形式对无产阶级显然比对资产阶级更有利。也正因为如此，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更加直接和集中地表达为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特点）。然而，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广泛化，即让斗争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党内，而是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引导更多的人民群众加入到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打倒资本主义的阵营当中。这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最根本的特点，也代表了运动的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是隐藏在共产党内身居高位的一小撮走资派根本不敢违背也无法抗拒的力量，完全能够扭转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使中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唤醒这一力量，做最后的斗争。

当我们使用“垄断”一词时，我们不是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仅指只有一个卖家的市场。这种意义上的垄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我们是按经济学经常使用的那样，指的是公司拥有足够的市场实力来影响价格、产量和行业投资——因而行使“垄断权力”限制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即使存在高利润率。这些公司通常在“寡头”市场上运作，在那里一小部分公司控制着生产，能够决定产品价格。再者，即使这样也不足以描述这种现代企业的力量。垄断在21世纪的开头几十年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更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
 

谢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得出结论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主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定论。其实这是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暴力革命，共产主义，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工人运动的 “遗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当然是重中之重。这场改变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的改革”，从传统的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改革本身的合法性，仅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有所提高或者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是还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不仅仅由经济支撑，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如何面对外部的压力、威胁和挑衅；比如文化的保护、发展；最后还有政治上的政治改革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如果是仅由GDP来支撑的，当然不行。实际上政府、党中央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再强调GDP是衡量干部的唯一标准，试图引入其它一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