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以前老大不喜欢大寨、华西、南街等村子，有一次我和他争论得很激烈，我要他去看了以后再批评人家。结果他就去了大寨，看了大寨和周围的村子，深受启发，觉得大寨的道路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南街，在南街待了五天，快走的时候让我跟南街联系，说要见王宏斌。我就跟王宏斌打电话，王宏斌就接见了于建嵘。于建嵘很感慨：“我们懂的王宏斌都懂，王宏斌懂的我们不懂。”过几天于建嵘跑到华西村去了，在华西村待了一个星期，跟我说要见吴协恩。见到吴协恩了，最后回来于建嵘就和我说，坚持集体所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巩固村社共同体的主体性，是农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一个选项。

尽管已经上报全国人大待审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将对农村土地征收相关制度、补偿做出重大调整。不过，十八大之后，作为全国土地主管部门的国土资源部，在深化土地改革方面，似乎要走得比“提高征地补偿、完善征地程序”更远。

目前，国土资源部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在年底之前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情况进行验收检查。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颁证覆盖率已经达到86%。而农村土地确权则是在土地领域深化改革的技术性基础上进行的。

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轮圈地运动为肇端，便逐渐形成了新世纪以来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加之，中央层面的过剩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便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高涨。

政府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异化于在地产业资本，各地政府越来越少地依赖本土产业资本的增值分享，越来越多地青睐没有社区负担的外资。

经济在发展，城市要扩展，城市建设用地一定要增加。农地转为非农使用具有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以为农地一转为非农使用就可以形成巨大价值，以至于以为，只要取消当前加诸土地之上的用途管制，就可以凭空产生巨大的财富。以此并不存在的财富来设想设计城市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就一定会犯大错误。

虽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村庄人口却发生了极大变化，有一些承包土地的村民早已离开村庄进城，不仅经济关系离开了村庄，而且社会关系也大多移出村庄，还有相当数量农民外出务工。无论是永久进城还是临时外出务工的承包有土地的村民，他们都不愿轻易将土地权利转让出去，而只是临时性地将土地流转给邻里亲朋耕种。

根据笔者亲临南街村、刘庄、小冀镇东待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村学习调研和大量参考资料，这些村、社的发展历程可庄严地向世界宣告：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梦，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永葆姓“公”不姓“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定能实现。

这些村、社不仅让中国人民羡慕向往，而且让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称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来这些村采访、参观学习、旅游是“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用“延安”、“共产主义”非常中肯而崇敬的语言将这些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跟什么斗的问题讲清楚了。

对于要用到农村建设用地实地的极少数农村的农民的土地，若不进行土地用途管制，取消目前征地制度安排而直接让农民将农地转用为建设用地，则城郊或恰好位于旅游风景区的极少数的农民就可以获取巨大利益，这个利益之前本来是由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的。这个意义上讲，既没有释放出财富，也没有创造出财富，而只是转移了财富，即将之前公共的土地财政转移到了极少数恰好承包了特定位置土地的农民手中，让这部分农民成为食利者。这显然不是目前我们要的结果，因为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而且城市建设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土地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但土地制度可以借土地的特殊性来充当国家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剩余的再分配手段。当前学界一些人以为仅仅是改变土地制度就可以凭空创造出亿万财富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

农业部农产品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8月底，玉米全国收购均价为2309.7元/吨，较年初的2183.15元/吨上涨5.80%，但9月以来玉米价格开始震荡下滑，10月18日以来，玉米均价持续在2170元/吨左右，较高点回落逾6%。

8月份以来，中国的粮食进口量一再攀升。11月10日，国家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0月份我国进口大豆4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22万吨，同比增长5.77%;1-10月累计进口4834万吨，同比增长16.6%。10月份我国进口食用植物油9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39万吨，同比增加76.47%，1-10月累计进口641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24.2%。

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

之所以发生激烈的利益博弈，是因为其中有巨大的利益空间。农地一旦被征收为建设用地，就可能产生巨额的增值收益，地方政府正是以此增值收益(所谓卖地收入)形成了庞大的土地财政，失地农民期待有更多的失地补偿，因此展开了激烈的围绕土地利益的博弈。

当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三元利益结构，核心是，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又分为有征地机会的城郊农民和无征地机会的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前者只是农民中的极少数，后者才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在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二元划分视野下面，我们期待通过改变土地制度建立更有利于资源输入农村反哺农村的制度来补偿农村补贴农民，却可能只是补偿了本来就机会更多生活条件更好的强势的城郊农民，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却因此更加失去了获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该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91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常住人口首超农村常住人口。马晓河指出，所谓6.91亿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们是1.59亿农民工。从统计资料上看他们是城市人，但他们的福利、住房、教育都是农民工式的。”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也表示，以“城市化”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义而言，农民工及其家属很难构成真正的城市化力量。“现有的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大量农业人口。2011年外出农民工的人数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现有统计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及家属占据整体的27.5%。”魏后凯说。

对于这十年“三农”问题的“变”与“不变”，李昌平的总结是：积极变化与消极变化并存。首先，农业有些变化，减产变成了增产，收税变成了补贴;其次，农村问题也有变化，启动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由“农村建设农民办”变成了城乡统筹;第三，农民问题变化也较大。建立了初级的合作医疗和养老制度，就业难变成了用工荒。与此同时，占全球7%的土地使用了占全球35%的肥料，农民在农业领域增产不增收更加严重;农村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纠纷、拆迁纠纷和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基层组织更加涣散无力。

“总体而言，三农问题变成了四农问题。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农村基本治理制度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要求，农民基本组织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要求。

而对于未来新农村的发展，李昌平认为，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道路，提出农民“村社共同体”和“结平衡账”的体制性架构，并由此设想了他的一个全新的政策体系。

全球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人，都是中国的农民和高房价承受者帮他们买单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总有人来支付的。现在政府想要解决房价问题，把房价压下来，原来那条路线就不得不终结，要走新的发展路线。

有的鼓吹土地私有化，但土地私有化了就万事大吉了吗?把农民的土地卖掉就城市化了吗?没那么容易。能卖出好价钱的也就是城乡接合部的那些土地，远离城乡接合部的土地能值多少钱呢?现在城市积累起来那么多游资，一旦土地私有化，首先就会涌到土地上，土地兼并以后也不一定能从事农业。如此，国家如何来保持粮食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又怎么办?所以，土地私有化肯定不是现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答案，也不是解决将近两亿多农民工问题的答案。如果私有化是答案，那么印度早就解决了，但是印度现在多的是贫民窟。私有化是一部分人提出来的，不过这些人参加农村调查的很少，在“三农”研究这一块几乎没有他们，很奇怪。当然，也有人去调查，问农民土地要不要私有化，个别农民说好，他们就得出结论说农民愿意私有化。在社会调查中，抽取个别事实，推出一般结论，以偏概全，这是一种极坏的作风，其背后是“意识形态”先行。常年搞田野调查、多少知道一点中国国情的，一般不会得出如此极端的结论，认为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一切三农问题甚至城市化问题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