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在历史叙事的交锋点
在今日的舆论场中，每当谈及那个由毛泽东主席领导、奠定共和国万世基业的伟大时代，一个避无可避的幽灵便会浮现——总有那么一种声音，会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虚伪的“悲悯”，抛出他们眼中“不言自明”的“终极判词”：“那个时代的人？唉，都疯了！是被洗脑了的一代人！”
这判词背后，是一幅何其荒诞、何其恐怖的图景：数以亿计，我们那刚刚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父辈和祖辈，竟如同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行尸走肉”，在一个“独裁者”的“精神魔咒”操控下，进行着一场非理性的、毁灭性的“集体癫狂”。
这套“历史叙事”何其恶毒、杀伤力何其巨大!它以最简单、最粗暴、最具“道德冲击力”的方式，将整整一代人、乃至整个民族，为争取自身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而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充满了牺牲与创造的革命实践，轻飘飘地，归结为两个字——“疯狂”。这种轻蔑，不仅是对历史的抹杀，更是对无数革命先烈的精神侮辱。
然而，作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者，我们必须以一种对历史、对父辈高度负责的精神，向这种充斥着资产阶级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恶臭的论调，发起最坚决、最彻底的理论反击。我断言：所谓的“毛时代疯狂论”和“洗脑论”，绝非什么客观的“历史反思”，它是一种最典型的、由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乏走狗”精心炮制出来的“意识形态武器”。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并最终瓦解我们今日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法性”。
那个时代，人民群众所展现出的那种冲天革命干劲和牺牲精神，看似“狂热”，非但不是“疯狂”或“被洗脑”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只能是一个被压迫了数千年的伟大民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科学的、革命的旗帜指引下，所达到的空前“阶级觉醒”和“精神解放”的最真实、也最高尚的表现！
一、解剖“正常”的定义权：“疯狂”与“理性”的阶级分野
要戳穿“疯狂论”的骗局，我们首先得对“疯狂”与“理性”这两个看似“中立”的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解剖。究竟是谁，掌握着定义“何为理性”、“何为正常”的话语权力?
在一切剥削阶级主导的社会里，他们所定义的“理性”，其最核心的内涵只有一个：无条件地接受和维护正在运行着的不平等、剥削性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理性”的框架下，一切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地主残酷剥削佃农，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土地是他的“私有财产”;资本家“996”压榨工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是“市场竞争”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弱小民族，这似乎也“符合逻辑”，因为它代表着“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所有这些，在剥削阶级的眼中，都是“正常的”、“合理的”，甚至是“符合自然法则”的。
那么，什么又会被他们定义为“非理性”和“疯狂”呢?恰恰是所有胆敢质疑、挑战、试图推翻他们这套“天经地义”的剥削秩序的言行！
当奴隶选择逃亡或反抗时，奴隶主会说他“疯了”;当农民不堪地主压迫而揭竿而起时，封建官僚会斥之为“穷疯了”的“暴民”;当工人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时，资本家和他们的喉舌会称之为“被煽动”的、“非理性”的“乌合之众”。
我们清楚地看到：“疯狂”与“理性”的定义权，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病学”问题;它首先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问题，一个“阶级”问题。统治阶级永远会将一切形式的反抗，病理化、污名化为“疯狂”。这是他们用以维持其统治的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之一。
现在，让我们用这个视角回望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之所以被今天的“公知”们斥之为“疯狂”，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以一种最彻底、最大胆、也最令一切剥削阶级感到恐惧的方式，颠覆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合理”的全部“旧常识”！
在那片土地上：
曾经“天经地义”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被彻底消灭了。
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被系统地改造了。
曾经“理所当然”的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被根本地动摇了。
曾经“天命所归”的官僚对百姓的统治，被“人民群众”这个史无前例的“新主人”时时刻刻地监督和挑战着。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革命。它将过去那套属于剥削阶级的“旧理性”砸了个粉碎，并试图建立一套崭新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理性”。
对于那些至今还沉浸在“旧理性”迷梦中不愿醒来的“遗老遗少”们来说，这样一场彻底的颠覆，当然是“不可理喻”的、是“伤天害理”的、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他们无法接受自己被推下历史舞台的事实，只好将人民的觉醒污蔑为“疯癫”。
二、揭穿“洗脑”的本质：是思想的桎梏，还是意识的解放？
与“疯狂论”相伴相生的，是同样恶毒的“洗脑论”。他们宣称，那时代人民之所以会做出那些“狂热”的举动，是因为他们被强大的宣传机器“洗脑”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必须首先对“洗脑”这个词进行科学的界定。“洗脑”，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指的是通过强制性的、系统性的信息隔绝和精神操控，来彻底摧毁一个人的原有价值观和独立思考能力，并强行植入一套新的、单一的、不容置疑的思想体系的过程。它的目的，是要将“人”改造为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工具”或“机器”。
那么，用这个标准来看一看，究竟哪个社会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洗脑”机器?
恰恰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看似“自由多元”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以一种更为精致、更为隐蔽、也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着一场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无孔不入的、系统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塑造”。
它通过所掌控的垄断性媒体(从传统报纸、电视到今天的互联网巨头)，日复一日地向我们灌输着关于“个人奋斗”、“消费主义”、“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神话。它通过精心设计的“应试教育”体系，系统性地阉割掉青年学生最宝贵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并将他们规训为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标准化“螺丝钉”。它更通过制造铺天盖地的“娱乐”和“消费”幻象，麻痹我们的神经，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沉溺于各种虚幻的“奶头乐”之中，而忘却了那更为真实的、也更为残酷的阶级压迫的现实。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级、最可怕的“洗脑”!它甚至不需要强制性的手段，就能够让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去认同那个正在奴役着他们的制度。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其性质又是什么呢?它与“洗脑”，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它的目的，绝不是要“摧毁”人民的思考能力;恰恰相反，它更是要“唤醒”和“武装”人民的思考能力！
它所“灌输”给人民的，不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而是能够让人民第一次看清楚自己苦难根源的、科学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它所“培养”的，不是驯服的“奴才”，而是那种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向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宣战”的“革命闯将”！它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也绝不是封闭的、强制性的“信息隔绝”，而是鼓励亿万人民积极参与进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哪里是“洗脑”?这分明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也最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第一次将“哲学”从少数“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了亿万工农兵群众手中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它训练人民去辨别是非、区分敌我、掌握理论，其内在的逻辑是要求人民“敢”想、“敢”说、“敢”做，这和“洗脑”要求的“服从”与“单一化”，有着云泥之别。
三、“狂热”的物质基础：从“翻身解放”到“当家作主”的阶级巨变
那么，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对毛主席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对党的事业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仅仅是来自“思想的觉醒”吗?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上所获得的、那种翻天覆地的、真实的“阶级巨变”。
要理解那种“狂热”，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在旧社会世世代代都是佃农、都是文盲、都是“牛马”的人，当他第一次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第一次能够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读书;第一次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同志”，去和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一起开会、一起劳动时，他的内心会激荡起一种怎样强烈的情感?
那是一种“获得了新生”的难以言喻的激动与感恩。那是一种“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无比自豪与自信。那更是一种为了保卫这份来之不易的“新生活”，而愿意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最坚决的“阶级意志”。
毛泽东时代为中国最广大的底层劳动人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解放”。它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解放”：
土地改革，让他们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合作化运动，让他们走上了集体奋斗、共同富裕的道路。
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的工作岗位。
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络，让他们摆脱了“小病靠扛、大病等死”的绝境。
普及到村镇的基础教育，则为他们的后代打开了上升的通道。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地位上的根本性“翻身”。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是法定的“领导阶级”，“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他们的优秀代表可以走进人民大会堂，参与国家大事;他们的劳动模范会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
这种从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一跃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巨大地位提升，其所能激发出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是任何单纯的“物质刺激”都根本无法比拟的。
因此，那个时代人民的“狂热”，绝不是什么非理性的“冲动”。它是刚刚获得了彻底解放的阶级，对其“解放者”最真挚的爱戴；是对那个正在由他们亲手创造的“新世界”最澎湃的热情；更是对一切妄图将他们重新拉回到那个“旧世界”的黑暗中去的敌人，所发出的最响亮的“战斗怒吼”！
四、重新审视“牺牲”的价值：是个人利己的终结，还是革命理想的辉光？
当然，那个时代也充满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是“疯狂论”者们最喜欢拿来攻击的一点。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为了一个看似“遥远”的“集体目标”，而去放弃个人的利益，甚至是生命。
这种“不理解”，恰恰暴露了他们与那个时代的人民之间，那道由“阶级鸿沟”所造成的、不可逾越的“价值观”鸿沟。
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里，“个体”的生命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要求个体为集体做出牺牲的行为，都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反人类”的。
而在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里，“个人”的价值，恰恰只有在与“集体”的、共同的、伟大的事业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实现和升华。当个人的牺牲能够换来整个阶级的解放、整个民族的新生时，这种牺牲就不是“无意义”的，而是无比光荣、也是值得的。
正是这样一种崭新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那个时代的人民才普遍树立起了一种令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伟大“革命人生观”。
这种人生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绝不是说他们不热爱生命，不渴望幸福。而是说，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革命的理想、集体的利益、国家的荣誉，是排在个人的安危和享乐之上的。
于是，我们看到：
在朝鲜战场上，有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开辟胜利道路的英雄。
在大庆油田上，有王进喜那样，“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般的工人。
在兰考的盐碱地上，有焦裕禄那样，“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鞠躬尽瘁的县委书记。
将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伟大牺牲精神，简单地贬低为“非理性”的“疯狂”，或者“被洗脑”的结果，这是对人类历史上最高尚、最纯粹的道德情操的最无耻的亵渎！
这，不是“疯狂”，这，是“信仰”的力量！这是当亿万人民都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而自觉地凝聚在一起时，所能迸发出的那种足以改天换地的、排山倒海般的精神伟力！这种力量，恰恰证明了人民的“大觉醒”。
五、历史的映照与精神的灯塔：我们今日的病态与所需的力量
最后，我们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要为那个时代“正名”，去驳斥那些关于“疯狂”与“洗脑”的谎言，绝不仅仅是为了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要从那段伟大的历史中，汲取能够指引我们今天和未来斗争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时代，那虽然物质匮乏、却精神昂扬、人人平等的社会风貌，恰恰像一面最清晰的“镜子”，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虽然物质丰裕、却充满了精神危机、阶级分化和普遍性焦虑的社会的深刻“病态”。
当我们看到今天无数的年轻人在“内卷”的压力下选择了“躺平”;当我们看到“精致的利己主义”成为了许多人奉为圭臬的人生信条;当我们看到“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文化正在麻痹整个社会的神经时，我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反思一下，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吗?
而毛主席和他所开创的那个时代，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恰恰是那种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今天这一切“病态”的强大“精神武器”：
那种敢于向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造反”的革命精神。
那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人民立场。
那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畏任何强权的民族骨气。
那种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而甘愿牺牲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情怀。
那种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永不绝望的革命乐观主义。
这，才是那个时代最值得我们去“歌颂”、去“继承”、并最终去“发扬光大”的、真正的“灵魂”！
结论：清算与再定义
所谓的“毛主席时代的人都疯了?都被洗脑了”的论调，是一套建立在最反动的“剥削阶级理性观”和最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观”基础之上的、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谎言。
它以最恶毒的方式，否定了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必然会产生的革命的“阶级觉悟”和“主体意识”。它以最无耻的方式，抹杀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为我们民族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带来的那场翻天覆地的“解放”与“新生”。它更以最阴险的方式，试图通过将那段充满了斗争与牺牲的光辉历史“病理化”和“妖魔化”，来最终剥夺掉我们今天和未来去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全部“精神武器”和“道义资源”。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最彻底的回击：
那个时代的人民，没有疯！他们是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黑暗之后，第一次看到了光明，并为了追逐和捍卫这个光明而迸发出了冲天革命热情的、最清醒、也最勇敢的“觉醒者”!
那个时代的人民，没有被洗脑！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武器武装下，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开始自觉地去创造历史的“主人翁”!
而那些至今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疯狂”与“洗脑”陈词滥调的“公知”们，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被“治疗”的、一群可怜的、被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所彻底“洗脑”了的、精神上的“病人”!他们所代表的，不过是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对人民力量的恐惧与不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彻底清算这股来自旧世界的陈腐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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