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李大钊同志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很多观点都同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特别是在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极其相似。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对列宁著作进行系统研究。

易淼(整理)　　2013年5月31日，成都学者就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赵磊、朱明熙、柳成湘、胡德全、吴龙虎、罗兴廉、佘崇文、任砚旭、张建华、田锋、赵永健、李端、于开红、易淼、肖斌、张朗朗、邹坤秘等。座谈由柳成湘主持，下面是座谈纪要，纪要内容未经发言者审阅。　　● 柳成湘：　　今天，我们成都的部分学者和网友，一起座谈习近平总书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其肌体的健康，一定要切切实实地"从严治党、从严管党"。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只有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永葆本色，共产党才能无往而不胜。

　中国发展的政治宽度相当大，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轰轰烈烈，与政治发展相协调。“宪政”这种从西方传入的词汇之所以孤独，就是因为它拒绝同中国现实协调互动，而是要打断中国的进程，扭转国家的政治方向。说到底这是一种幻想，还是不要做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吧。

毋庸置疑，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解读不乏真知灼见。但我们同时需要警惕某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难免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最终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的体现应当最终由实践来回答。

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为推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并再次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置于世界政治议程上。在世界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压迫最强烈的一些地区，比如委内瑞拉，最近已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尝试，向社会主义转变为人类提供了唯一美好的未来。

民主已然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新战场，以西式民主为模板推进民主化要么陷于困境，要么不适应，民主如今不应继续被理解为西方的专利，我们应敢于同西式民主抢夺民主话语权，在尊重本国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民主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山沟沟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有中华文化的老根底，既学习外国，又不做外国的奴隶，而是走自己的路，繁荣自己的文化。

在特意鼓吹“宪政”的人那里，他们的“宪政”无非就是多党轮替执政。从1957年“反右”以后，“多党轮替执政”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不便公开出现，他们便用“宪政”来代替。对待当前的宪政讨论，我们应树立自信，凭什么某些人主张的“宪政”形式就必须成为唯一的选择？

　　○所谓“普世价值”的社会载体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　　○对于“普世价值”的普适性，甚至连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表示怀疑。　　○“普世价值”的主张，实际上是推销西方的制度模式，改变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　　○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套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魔圈之中，是“普世价值”论的根本目的。　　近年来，关于&ldq

长期以来，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主张“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策略与途径，极力宣扬“宪政”的超阶级性和普世价值性。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曾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就可以提“社会主义宪政”。这毫无认识意义。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与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性质有着直接联系。也正因为宪政民主的特殊属性，毛泽东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把新民主主义宪政与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分开来。

无数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变局不是缓解而是大大激化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特别是金融海啸暴露出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危机与不可持续，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深度危机及其霸权的不可持续。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革命，全面“创新”，才能应对未有之变局。

通过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著名案例"道恩斯诉比得维尔"的分析，考察美国的共和国传统和帝国传统。作者认为，美国是共和国与帝国的复合结构，在本土体现为以契约论为基础、边界清晰的宪政共和国，在本土以外体现为边界不清、游离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外的帝国。

要从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中解套，真正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国格，首先需要将少数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知识从普世知识降级为地方知识，提升本土好的民主政治资源，这个一升一降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关键是要从当下做起。

我不得不感兴趣的是：毛泽东最终赋予中国的“国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康有为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用来对应第二共和建立后的两次革命行动(“大跃进”和“文革”)恰当吗?这是我给自己出的思考题。

现在从具体术语来区分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的差异还为时尚早。因为要让中国真正、完全地属于中国，需要中国人民投入其中去理解，需要听从人民意见、了解人民心思的领导人不断去发展完善。

美国高扬民主的旗帜，热衷于在世界上推行民主制度。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直到建国近200年的时候，美国才停止拒斥民主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才完成了公民权制度的构建。如果民主被认为是神圣的制度，美国自身的行为和民主实践就是反面的证明。

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在对积累的无止境追求中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发达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就要摆脱资本积累的逻辑，而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超越资本主义。

全球政治觉醒一般都具有正义和进步性质，而且总体上愈来愈危及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觉醒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种族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博弈，政治觉醒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所利用、推动和操纵，成为一柄双刃剑。

习近平主席在归纳十八大报告精神之时，提出了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概念。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梦提法的由来、内涵与精神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说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期由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为您精彩解读。

从哪里发现中国的宪法呢?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我们的宪法文本，从54宪法到82年宪法，甚至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宪法文本。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制宪者简单地脸谱化为专制者，而要相信在这些文本内有着理解中国宪政体制的钥匙。我们更不应该对我们的宪法政治视而不见。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将“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事实上现在中国学界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常常不知道人家到底在辩论什么。基本来说中国人最容易读明白的是哈耶克波普尔一类，因为哈耶克的问题就是如何批判社会主义。但问题在于当代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学术的中心问题，而是如何检讨西方本身以及西方往何处去的问题。

资本主义拜物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最普遍、最显然也是最大的偶像崇拜。李野航对于“偶像崇拜”这一宗教概念的参悟，不夸张地说，超过了大多数宗教学者。

本文概括了毛泽东管理思想，并从重视人的作用、重视福利保障、尊重人、打破等级制度、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对职工的培养、民主管理、企业文化、精神激励、宣传英雄人物十个方面比较了毛泽东管理思想与西方企业人本管理的相近之处。又从管理的目的、对人性的认识、思想方法、形成过程四个方面比较了两者的不同之处。最后认为毛泽东管理思想是适用于当代企业管理的真理，必须在坚持的同时结合新的形势发展。

美国德高望重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美国新宪法将民主牢牢地关在了笼子里，这就是美国宪法的最大特征。

美国宪法稳定性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政治想象。从历史的角度讲，美国宪政稳定性命题从是错误的；但在社会想象的意义上，它有其正当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宪政模式的想象也必须放到宪政与革命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司法审查模式亦不例外。

个人主义膨胀不仅是西方经济危机的深刻诱因，也是今天西方社会难以治愈创伤和摆脱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下，人们不可能凝聚到国家和社会整体与长远的目标下，检束自我，共度难关。

　　原题：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彼此割裂、相互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

　　◎ 嘉宾：张海鹏 主持人：闫玉清　　主持人：这段时间，学术界、新闻媒体正在关注治学与学风问题。从当前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治学与学风方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本期讲坛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张海鹏研究员，他将结合学术界现状，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张海鹏：当年在延安，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他认为学风

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与他对分离主义论述的批判有密切关系。但是陈映真并不是一个对中国统一没有批判的社会主义统一派。陈映真充分注意到两岸经济整合中所出现的阶级分化与剥削，同时他也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所造成的腐败。

西方宪政的欺骗性在于，以表面上全民的自由民主掩盖其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政。

西方占据的主导地位和历史主动权，正在开始连根朽烂和被撼动。第三世界依据新的条件团结和斗争，并萌生社会主义的要求。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旧制度的复辟和严重曲折成为人民的历史教科书，正在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上的革命意义，在于创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这是我们创造全球化时代或者知识时代最有效率的政治组织的历史基础。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秋天，一方面是人民的春天，这不是什么巧合。资本主义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间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危险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创造的不是新的可能性，而是混乱和战争，因为该体系会竭尽一切方式保全自己，包括使用纯粹的暴力。

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

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霸权还必须在国际市场领域中加以界定……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

我把中国崛起视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它把晚清帝国之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和联合起来，驱逐了外国各种势力，确立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结构。然而，中国崛起的终极意义必将取决于中国人在他们的革命传统中发现的意义。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中国，基于国内外各种压力，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自由主义扮演着哺育新阶级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义则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拷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

西方国家常指责共产党人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并一直鼓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误导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撒切尔夫人终生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直到去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

从本质上说，西方民主中的政党竞选就是一种合法的腐败。政客和财团之间有一条割不断的金钱脐带。财团拿金钱给政客去收买选票，以竞选总统、州长或议员；胜选者又用官位、优惠政策等回报财团金主。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的权钱交易，不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腐败吗?

所谓民主，无非是有什么样的“民”，就做出什么样的“主”；任何时代，都是当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部分“民”做出有利于维护他们的主导地位的“主”。

早在几年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上就明确指出，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有危害，并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笔者认为，目前国际垄断资本基于其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经验”，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中十分重要的组成，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组成。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