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的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核事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都没有得到处理，日本政府还有大媒体从一开始就掩藏真相，到现在也是。正如我刚才说的，他们在钓鱼岛事件制造危机，试图煽动人们引开注意力。但以这种手段来欺骗人们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家不相信他们了。另外，大家不要以为有许多日本人在为钓鱼岛吵嚷，那只是媒体制造的假象。

在世界资本体系里，劳动者薪金提高、资本的利润下降等这样的现象大概开始于1970年代初。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向外拓展寻求新的劳动力，即新的消费者，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这个进程在中国和印度体现得最明显。资本通过全球化进行了重组，但仍无法持续，因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工资提升、新劳动力缺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此类问题也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资本主义的终结对人民大众来说不是问题，但对资本家将非常艰难，他们会尽力维系这个体系，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几十年将是非常危险的时期。

史蒂芬•雷斯尼克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激进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等。在本文作者最近对他的采访中，他就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武器、今天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效、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解答。他

和那时候一样，我们现在仍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工人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源泉。因此，工人拥有停止剥削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力量。和那时候一样，工人中的意识仍然参差不齐。政治组织不过是对下列事实的确认：“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迅速地与现存社会的既有思想决裂，那些最早决裂的人需要自我组织起来，去为他们的思想赢取更多的支持者，并且反对统治阶级和政府的操纵。”认为互联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捷径的想法不过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如果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更好地把社会媒体和互联网整合进一场改变世界的整治规划中。

近二十余年，阶级分析在中国经历了从政策阐释概念到学术研究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经历了一个从式微到复归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政治化了。为了争取学科自主性，中国社会学放弃了教条化的阶级分析，用阶层分析来解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形成，阶级分析重新显现出其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强大的解释力。

主流的思想，尤其是欧洲中心的思想，认为“西方模式”无可替代，只可被模仿，也应被模仿；然而，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并不是欧洲中心的。只有马克思开展出来的现代思维，才可能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成见和枷锁。西方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所发展出来的单极化现象阻止了新的民族资本主义意图依据宰制中心的形象来自我建构，同时也因而封闭了边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单极化也迫使意图替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革命必须面对双重的挑战。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关系的细致建构，以利于超越资本主义。洞察力意味着世界主义的认定与归属，世界主义强调人在创造历史，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合作和团结之上，而不是竞争。

另一种改革开放，由它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追求所决定，必然地只能把依靠力量寄托于极少数“政治精英”及其支持者的身上，寄托于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身上，寄托于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身上，仅此一点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开放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民主观念在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贯穿其中的线索是民主的价值内核及目的性的丧失，民主最终成为选举民主所理解的一种空洞化的规则或手段。选举民主使民主陷入无意义，并使新兴民主化国家面临一系列困境。作为对选举民主观的批判，过程民主观复兴了民主的价值内涵。过程民主观认为民主本身是价值与规则、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的综合体，并且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许多人一定会说，自由。谁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如何保障这些自由?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我之前发表的《市场、金钱和自由》和《贫穷、自由与公正》，挑战了这种观点。我的理由很简单：市场中不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钱人较穷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市场自由主义不遗余力替资本主义辩护，甚至反对国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医疗、房屋、失业救济等基本福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意味着要抽富人更多的税，而抽税形同劫富济贫，损害了富人的自由，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资本主义不仅导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导致巨大的自由的不平等。

不平等=效率？本来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推给了所有制，结果使改革走了弯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有没有效率还另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不平等=效率成了几乎所有改革者信奉的教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到如今，贫富分化成这样，社会关系已经快成火药桶了。

与改革基本思路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目前，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进入未定之天，将生将死，正在犬牙交错之际。所谓时移势易，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未来社会心理的表达者和未来社会方案的制定者，将是新一辈知识分子。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相信用这种世界观捅破的窗户纸，会展现一个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世界。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82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的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看，选举是一种古老的产生领导人的方式，部落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的中世纪，都搞选举，将选举等同于民主，简单地视选举为政体性质、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是不客观的。

选举只是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实现民主不只有选举一种形式，全民公决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尊重少数人意见更是民主，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民主不能等同于选举。

以我自己的观察，一个非西方国家，如果采用了西方政治体制(一人一票+多党制)，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术语,其含义和所指经常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本文试图挖掘其思想史中包含的秩序和条理,厘清其概念的不同视角,以便达到对地缘政治学性质的认识。在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清晰的视角:第一,人—境关系的视角;第二,大战略的视角;第三,现实主义政治的视角;第四,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第五,后现代批判的视角。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就蕴含在这五个视角的有机融合之中。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新闻实践范式一直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提供了一条西方现代新闻业之外的另类方案，而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新闻观念在对西方现代新闻业模式的顶礼膜拜中埋葬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遗产，也抑制了我们对新闻业社会角色的想象力。

欧美早期大众化报刊与中国近代报业虽然基本处于一个时代，但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这正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特征。19世纪中期，基本完成了资本所需的现代化和殖民化使命后，欧美社会中国家力量开始隐藏在市场的幕后，这一隐身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新闻媒体和知识界的文化创造。而此时，亟待解决国家建制促发现代化的中国，则面临构建现代政治组织的重大使命。从那时起的几代报人正是在文化上塑造国民认同的关键力量。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记者同盟组织和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直到二十世纪末大量沿海都市媒体兴盛之前，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直是中国现代新闻人的正面宣称。

“阿拉伯之春”的到来重新凸显了西方因反恐需要而一度有所弱化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人道主义干预由于蕴涵了浓厚的功利主义动机，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新一轮的人道主义干预不仅无助于有关国家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国际体系走向碎片化，国际秩序呈现出更加不稳定的变化态势。

帕沙·查特吉大概是中国学术界最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他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非常高的曝光率，作为庶民学派最主要的理论家，他频繁穿梭于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举办各类演讲与座谈。说他陌生，是因为国内学术界对于其庶民研究之外的思想研究，包括后殖民民族主义研究以及国家偶像研究所知甚少。在本文中，笔者将与读者分享其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全球化时代，作为西方民族主义极端表达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是否消亡? 而东方族群的民族主义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重要变化?

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是拥有5000 年历史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是真正的平等的世界体系，而且是未来世界的历史进程的方向。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几乎颠覆了沃勒斯坦的判断。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新理论包含了颠覆性、全球学视野、反传统和反权威精神、超越意识形态纠缠以及选择经济要素分析等理论个性。当然，它也存在诸如选择单纯的贸易要素分析、超阶级分析的历史观、从贬低到全盘否定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倚重结构主义方法等理论不足。因此，从本质上看，弗兰克的分析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性。 

有不少人总是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质疑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这种质疑的依据来自于现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判断：“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其实，人类的欲望既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欲望无限”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方面的欲求。人的精神欲望的确是无限的，但人的物质欲望却是有限的。“物质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无限性”这个命题，不仅是马克思对自由承诺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真实的历史逻辑。这个命题，可以从经济的、生态的和劳动的维度得到证明。

所谓“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所谓“路线是个纲”，就是指用毛泽东倡导的那种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把国内外各种因素串起来，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和路线图，并不断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服务。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被视为一种应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它将当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把“失败国家”看做最大的威胁;宣扬美国的强势地位，主张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认为传统的手段难以阻止新的威胁，主张采用。新帝国主义“手段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主张采取”双重标准“，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 是其两个理论基点。“新帝国主义”不仅适应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需要，而且为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控制和盘剥广大第三世界、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应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既正视它的存在，又认清它的地位。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 [12](P371)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提法本身，表明社会主义因素还只是“部分”。要使它发展为“整体”，必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

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家自由派报纸在谈到群众的情绪时说，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列宁反对这样说法，他引用了一位织布工人信中的话说道：“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的想法。”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并且曾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会长期忍受今天重新遭到的剥削和奴役，他们一定也会说：“你们等着吧，1917年还会来的。”

选举不过是一种简易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在所有大大小小，穷国富国中推行，却并非在所有社会条件下都使用方便。选举成为“合法性”的代名词，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在第三世界，选举是一些占人民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脑子里的“法”，未必是大众心中的“法”，因此才有这少数人拼命发动“启蒙”运动。有一天，当这国家真的“民主”了，大众投票要剥夺富人的财产，要进攻台湾，他们就会叫嚷这选举“不合法”了。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

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他们这些经济政治主张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且不说这种体制与古典天下体系有某种连续性，民国以来形成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及其演变，足以体现出中国人应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独特方式。“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而目前对“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却在国外。我们身处其中，却日用而不察。因此，真正关心中国宪政法治建设者，不能不认识“国家一政党”体制、研究“国家一政党”体制，从而改革“国家一政党”体制、完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许，就像美国宪法中的反多数难题一样，“国家一政党”的权力划分难题可能会带给中国学者持久的困惑。

搞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走基层，即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以转变文人作风、士大夫作风，改造官僚作风。中国历史发展证明，士大夫不行，士大夫文化不行，而中国边疆和贫困的地方都有文化富矿，这就是“礼失求诸于野”。我们讲文化产业化，也应该讲把基层老百姓的产业文化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分别构成了两类各具特色、具有明显互补性质的派别。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又有曼德尔、调节学派、SSA学派的理论。后两种理论试图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相结合，发展一种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检讨了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在强调其功绩的同时，也力图指出其方法论上的局限。并从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建立一种新综合的可能性。

1998年至2010年，12年间，韩毓海从左右论战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霸权、文化同质化开始，进而探求国家革命的历史动力，并转向重点探讨共产党人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扭转局势、将社会从量变引向质变的执政能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学者在自觉地增强主体内在解决问题的决断能力，并在政治思考和理论实践双向度上走向成熟.　“新左翼”，这个曾经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不成熟”色彩，已在学者韩毓海身上逐渐褪色。走向成熟不是简单的寻求稳妥，而是从批判走向建设的高度飞跃。

毋庸否认，苏东剧变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极大的加强，其主要特征是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霸权的不断加强，且日益融为一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力图主导当今世界的态势及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维护并加强其世界霸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牢牢控制并有序掠取地球上正在急遽减少的有限资源。

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霸权是当今国际垄断资本经济霸权的集中表现，军事霸权则是其政治霸权的集中表现，文化霸权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集中表现，而科技霸权则渗透在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霸权之中。如果说金融、科技和文化霸权是其软实力的表现，那么军事霸权则是其硬实力的表现。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这“四位一体”的霸权，构成了当今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举措，意义重大，堪称“兴国之魂”。值得思考的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一方面“建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概括，提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却是，“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十分令人深省。概括地说，以下三点是分歧的聚焦点：一是从价值内容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二是从价值主体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三是从价值基础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

李慎明同志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运用大量事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高度上分析解剖了苏共亡党的内在的根本原因，批驳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特别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观点。总体上说，该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笔者看到的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最好的一本书。但是该书也有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分析该书的主要缺陷的同时，也阐明笔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同时与李慎明同志及其有关作者商榷。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的观点，书中没有指出。由此导致整本书中缺乏一条主线，即主要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认识之，也是整本书的最主要缺陷。而苏共中央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就是苏共领导把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民族主义是世界近代史上兴起的一种对全球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意识形态，截至目前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依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的范式演变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无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要经历了相沿承袭的三个演变范式:文化民族主义的印刷“机”缘范式、族裔民族主义的种族血缘范式和公民民族主义的领土地缘范式。本文通过对这三个范式和与之相应的传播模式的梳理，以期厘清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全球社会历史的正反影响，进而透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陷阱。

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俄国公社实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不同，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社会主义非整体性、非彻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峡谷”，将通过改革开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绞杀，避免长期遭受原生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以长期来看相对较小的代价，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加固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自组织的创新能力。“回归马克思和列宁”，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动，这一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