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四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涉及到和民主相关的东西,有两样东西恐怕是不能不谈的,第一个就是所谓代表的产生。民主需要有代表,一种方式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很多人呼吁的,就是选举。但是很少人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抽签。所以这就是两个“轮子”。民主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比选代表更加重要。选代表是间接的,更直接的是直接影响决策。直接影响决策一般人会想到的名词叫“公众参与”,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轮子”大家很少把他和公众参与甚至和民主联系起来,就是“群众路线”。民主的实践方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早在几十年前,公民社会就已经成为拉美社会科学界和政治行为体的热门话题。虽然公民社会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和西方文化中,但即使怀着这样的迷惑,人们还是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个曾经远离主流政治和社会辩论、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如今的拉丁美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紧迫的问题,如贫困、不平等、犯罪、体制薄弱等。那么,为什么公民社会能够在辩论中激发那么多的联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一下公民社会与民主的紧密关系,还需要分析一下公民社会作为建设和巩固民主的未来阵地所起的作用。
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股颇具争议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探讨热潮。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要追问的问题是:何为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和观点是什么?以上问题构成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本文对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中的成就和缺失进行评析,并对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思考。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扩张到全球范围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现代性并不是局限在特定地域、社会和民族国家内部的区域性事件,而是运行于全球性场域之中、关系到整个人类的世界历史性大事件。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无论是资本主义批判还是共产主义建构,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都始终贯穿着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它与西方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想又具有何种区别与联系?在当代全球化境遇中,应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合理应对西方世界主义思潮?
之所以称历史学家小组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是因为它并非矫枉过正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合理、更为全面的历史理论,即“相对开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历史学家小组的工作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历史理论方面其实都已蕴藏了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它使得“对阶级斗争的关注使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成为可能;它放大了历史形成过程中人类动力的作用;并且通过把历史结局看成由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共同塑造,它逃避了决定论束缚”。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的伟大的箴言几乎家喻户晓。然而,这个激动人心的真理的断言最近却被彻底地怀疑,甚至遭到拒绝。批评者指出了把特殊阶级等同于普遍性而产生的谬误。我不想改写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不想讨论革命变革的“主体”。确切地说,我想讨论在马克思的箴言中所暗示的最大可能的问题。即当马克思谈到人类解放的时候,马克思的意思是指什么?他的人类解放的思想对我们的行动和乌托邦的想象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以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为先决条件的。
我不是为20世纪的悲剧辩护,20世纪充满了悲剧和牺牲,值得我们反思。但是另一部分遗产,也更值得我们思考。要思考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不是抽象否定,否定只能是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下的政治跟经济是最主导我们的两个领域,不能以为套用旧的、别人的模式可以解决。学习各种各样社会的经验,理解今天碰到什么问题,是必要的。文化自觉不是抽象的东西,以每个人的能动性为前提,重新理解立足的时代处在什么状况,面对什么困难挑战,新颖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变动秩序中文化自觉的含义。
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近年美国左翼学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总体性判断和总体性剖析,并从这种剖析中引发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总体性批判。从行动策略的角度来看,近年美国左翼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实处境并不尽如人意,在看似极为利于左翼的历史情势中,左翼运动的战略或策略却大多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形势判断上。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 (Robert 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 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民主的奋斗和危机的叙述,都不是内爆的经济增长或者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的主要压力。当然,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危机,这些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区以及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是一些脆弱的民主国家——孟加拉国、布隆迪、利比里亚、马拉维、塞拉利昂、斯里兰卡——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似乎很轻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