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强调的只是: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之中,而不应仅仅限于针对西方媒体不公正言论的抗议。西藏危机不是偶然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转变之中。如果抗议运动不能将尊严政治的原则扩展至捍卫包括藏族、维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人的尊严,就会失去尊严政治的平等内含;如果抗议运动被族群仇恨和敌视的情绪所裹胁,也就背离了各民族平等、合作、互助、融合以形成一个公民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原则。我期待着:在这个危机时刻换发出的公共意识不但能够转化为持久的、重新塑造中国的动力,而且也能够转化为一种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及其不同区域和文化的契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危机接踵而至的时代,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力量改变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二十世纪的地基之上重新形成以人民主体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这个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化解。
随着今天参与式民主得到实践,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也许有助于政治学家看到这种理论的优势和弱点。鉴于近来参与式民主在巴西复兴,而且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或许会推动政治学家关注当代其他民主理论所低估的民主参与。应该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在论证:参与式民主必然比其他形式的民主理论更为进步,或本身更有价值,或总体而言更为优越。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目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式民主的实践将会激起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新一轮兴趣。本文正是以此为目标的。
实践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又没有地缘政治学工具,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愈来愈脱离实际和遭到海内外舆论诟病的一个理论根源。近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引进了西方几乎所有学科,更对自由主义思潮趋之若鹜,惟独地缘政治学门庭冷落,乏人问津。究其原因,与拥抱全球化条件下涌起的“去政治化”思潮有关,一些人由厌倦“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反面,似乎患了“政治恐惧症”,表面上是要远离政治,实际上往往陷入另一种政治,即对西方有利而对中国有害的政治。
就民主实践本身的危机而言,我认为“代表性的断裂”可能是最合适的概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裂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媒体和法律体系——无论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称——无法代表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公共意见则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直接表现。代表性断裂直接体现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公共领域(媒体)的危机,以及法律体制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