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性的不一定完全是乡村，而是乡土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在今天的城市化过程当中，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对此是有担忧的。因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太快了，而且城市对乡村的优越性太高了，使得今天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附于城市，否则，它就彻底被边缘化了。

任何文明除了历史、文化，还需要神话。十九世纪以后的现代文明也产生了它的神话，即神话国家和落到神话背面的国家。所谓神话国家，就是以基督教且以新教为主、以盎格鲁-撒克逊族群为主的国家。尤其，美国神话的建立，给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我们立刻全变成了劣种，劣种创造了拙劣的文化和文明。最可怕的是，神话的阉割已经进入潜意识，不再受理智控制，由此产生的自戕愉悦举世罕见。

如果说审美权、道义权、信仰尽失是精神堤坝在内部被蛀空，那么神话就是为精神决堤从外部提供了洪水般的力量。精神堤坝是这内外夹攻才垮的，由此可见神话对文明战场略占上风的一方无比重要，它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有着明确的受益者和动机的。从历史看，支撑现代文明这些摧“枯”拉“朽”的神话之真身，就是国际金融资本，这才是所谓神话国家的“上等国”和“上等人”之由来，也是神话背后附带利益争夺的最典型的例证。

2006年01月25日，皇甫平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打着捍卫改革的旗号，指责有人在“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皇甫平用了三大招数证明他所谓的“改革”竟是如此地神圣、如此地“不可动摇”：第一种是拉大旗做虎皮，把“动摇改革”的“思潮”上纲为“左”，然后扑而击之，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第二种是暗移花阴接木，把群众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批评诬称为“放下筷子骂娘”的“动摇”和“否定”；第三种是作高深弄玄虚，兜售“主流经济学家”近年越来越令人不齿的理论破烂。

广大人民群众从来就没有否定过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他们所否定的,是皇甫平们企图以“巨大成就”去掩饰重大问题和矛盾,是“主流经济学家”为“共富改革”制造障碍的肆无忌惮。真正想动摇共和国“共富改革”基石的不是别人，正是皇甫平以及皇甫平们。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美欧意识形态和经济对策的主流经济学派。后来进一步蜕变为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但是，2008年9月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扫尽了它的威风，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然而，在当今，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旗手，面对世界经济大危机，一意孤行地继续鼓吹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伙同世界银行掌权的美国佬, 炮制旨在最终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根基和柱石的长期规划；肆意编造、恶意曲解马列著作；鼓噪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合流，以挽救其颓势；无视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灾难，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后尘，图谋把中国拖上俄罗斯灾难之路。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不一样。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

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很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鼓吹新思潮的人对夺权有不少思考，他们提出不光要夺政治权、经济权，还要夺军权。那么他们借用《解放军报》最早提出的一句话，叫"揪军队一小撮"。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类所谓新思潮的组织，北京有"共产主义小组"，山东有"十月革命小组"，上海有"东方公社"，广州有"八五公社"，武汉有"北决扬"。不过，"省无联"在国外名声最响。“三结合”后"省无联"垮掉，新思潮并没有结束，如武汉的“北决扬”。北决扬是一群自视甚高的年轻人，自以为将成为新政党的基础。

新思潮倡导者后来都变了，有些右转，有些左倾……

当今世界，全球政治普遍出现代表性危机，尤以政党政治的危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危机、法律的危机为典型。世界因此而进入“后政党政治”时代，中国也不例外。

当代中国，如何在面对不同以往的、多重的“代表性断裂”的政治危机之时，寻找到在“后政党政治”时代进行重构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的途径，成为中国的未来选择向何处去的关键。

因而，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认识到西方的普选制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

我们必须在世纪的政治遗产中，进行积极的挖掘，必须在今天政党国家化、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重建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促进政治的开放性，在社会变化的内部寻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普遍性的潜在力量。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全盘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一个偌大的国家就分崩离析了，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之大。

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否认客观的历史真理的存在，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通过“解构”宏大叙事“碎化”历史，把令人敬畏的历史研究变成了“玩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日渐凸显。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尤为突出，有的人在“重写历史”、“还原历史”的名义下，否定和歪曲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还有人混淆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以批判“文革”为名，把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左”的错误叠加和延续的历史。更有人将现代化与革命对立起来，认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背离了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近代文明的主流”等。

我们要认清后现代史学思潮的种种弊病，而且要像馗打鬼一样，把这个“鬼”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赶出去，用唯物史观引领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