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在民"标志着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转变。这也是现代平等政治的地基。关于这一命题产生了无数的争议和辩论,但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再也无法逆转。统治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但任何统治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下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任何抵抗的运动也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上确认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正当性。这是一切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无法绕过的命题,也是我们仍然将一场失败的革命作为"短二十世纪"的伟大开端的原因。但我们同样无法绕过的是:这是一个创造了连续性的革命,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如何在平等政治与历史多样性之间形成创造性的关系或政治整合,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发表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写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凤凰网》和《人民网》的文史频道的极大兴趣,迅速加以转载。一些非毛反毛的专业户更是如获至宝,积极撰文跟进,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大肆污蔑和诋毁,闹得沸沸扬扬。然而,所幸的是,那些反毛非毛的右字号人物,他们在事实面前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无疑起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所阐明的对立统一的理论不仅对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而且对于科学实验也有极其伟大的指导作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我们就会走弯路,而有了正确哲学思想指导,我们做一切事就可以事半功倍,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两大历史性社会性特色即全民性的“抗教性”和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决定中国走不通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用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即不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中国就毫无出路。要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靠少数人的权倾一时、少数人的声嘶力竭、少数人道德的血液都不管用,非动员全国老百姓一起努力不可。但不克服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的“抗教性”,就休想唤起民众。在私有制条件下无数人曾努力动员全国老百姓起来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功了。要害关键就一条:公有制。但是当前,私有制的“改革”使中国重新陷入历史上各个朝代走向崩溃的死循环 ,而私有制的“改革”煽动起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加速了中国走向崩溃。要解决中国今后有可能面临的崩溃和内战,必须回归毛泽东。